和沙龙做邻居- 第1节

序：我又想起了那白色的城市
我在电脑屏幕上读着刘洪的书稿，一位新华社年轻记者的书稿。书稿中的文字使我想起了那座白色的城市，一座令人神往而又有些怯意的城市，想起我去过的以色列的一些地方。
　　在我到过的城市中，耶路撒冷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耶路撒冷“是一座令人神往的城市”，它的“主调是白色，房子是白的，围墙是白的，晚间的灯光是白的，甚至街道的路面也泛着白光……。我觉得‘圣洁’是描述耶路撒冷最合适的字眼。虽然这并不是宗教信徒把它视为‘圣城’的理由，但是在我看来，白色的确为它增添了圣洁的色彩。”
　　在以色列，我到过哭墙，去过拉宾的墓地，上过戈兰高地。在拉宾墓前，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和平之歌》，眼前出现了那张拉宾胸前衣袋里被子弹打穿了的歌词……。”
　　戈兰高地留给我的印象同样深刻。那里没有战争的景象，看到的只是农业耕作区和牧区，唯有累累弹痕的残留墙壁提醒我这块高地上发生过战争。
　　但是，刘洪的书稿展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种景象。他在《穿行在枪弹和怒火中》写道：“身处漩涡中心的耶路撒冷，风声鹤唳，我目睹了太多的血光，接连不断的突发新闻，几乎每小时都有从国内打来的紧急连线电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厌倦。两年多战争边缘的生活，我出离了恐惧，有的只是对无尽止硝烟的悲伤。”他是这样描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检查站的：“检查站被认为是以色列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因为这里松开口子，自杀式爆炸者将能顺利潜入以色列城市，以色列将永无宁日。但巴勒斯坦人进不了以色列，那处于最前线的以色列士兵，就成了武装分子最可能攻击的对象。”“几分钟前还活蹦乱跳的年轻士兵，有可能几分钟后成为另一个世界的魂灵。”
　　这是一个年轻记者在以色列采访的感受，是武装冲突带来的结果。我这样一个短时间的造访者是很难观察到的。
　　然而，刘洪看到的远远不止这些。他看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心里。行囊是出门必带之物，但在以色列人的心里却是危险之物。“2004年，我完成在耶路撒冷的两年任期离开以色列，从特拉维夫－古里安国际机场出境。由于行李太多，我只能先将一个超重的行李放在一边，然后去托运其他行李。但就一会儿功夫，我突然感到了不对劲，因为听到好几个警察在高声喝问：‘这是谁的行李？’”当刘洪承认是他的行李后，警察冷冷地看着他，问道“你？怎么能把行李放在一边，旁边没有人看护。你想干什么，让大家恐慌吗，要知道，这是在以色列。”
　　短短的一段描述，以色列人当时的心里压力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了。
　　巴勒斯坦人同样在不安的状况下生活了一年又一年。在加沙、在阿拉法特的官邸前，刘洪的这种感受是极为深刻的。他记录了一位巴勒斯坦母亲写给犹太人母亲的信：
　　我们和你们，
　　阿拉伯人的母亲和犹太人的母亲，
　　也许今天我为我丈夫哭泣，
　　明天你又要为你的儿子悲伤。
　　太多的流血，
　　我们心中充满痛苦，
　　我们和你们，
　　应该走到一起，
　　带着良知，带着爱，
　　架起一道通向和平的桥梁，
　　……
　　这哪里只是一首诗，这分明是来自心灵的呼唤！
　　独坐书斋是刘洪的乐趣。但是，作为新华社驻战乱地区的记者，刘洪又怎么能坐得住。他到以色列各地采访过，去加沙采访过……　他采访过阿拉法特，采访过以色列领导人……　刘洪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要把中东地区的真实情况告诉世界上的广大受众。
　　对于刘洪书稿中的描述，肯定有人会觉得他写以色列的篇幅比较多。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常驻耶路撒冷，接触以色列人的机会比较多。但是，可以看得出，他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有一颗真诚的心。他看到以色列人伤心，他也伤心。他看到巴勒斯坦人心酸，他也心酸。我为之深深感动。
　　在我熟悉的记者中，到过战乱地区采访的记者并不多。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我曾经在柬埔寨的丛林中采访过战争，穿越过布满地雷的原始森林。此前，我从未听到过真正战场的枪声和炮声。当我第一次听到交战双方的枪炮声时，我的心跳得很急，非常害怕。当然，我担负着记者的任务，必须到现场采访。我想，刘洪和他的同事们在耶路撒冷的感受和我多少会是相似的。
　　新华社派到战乱地区采访的记者越来越多。我们深信，一个记者离新闻源越近，他所采写到的新闻价值就越高。在波黑战争中，在科索沃战争中，在阿富汗战争中，在伊拉克战争中，我们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记者到战争前线采访，发回了一篇又一篇的战地稿件。他们的勇敢精神使我非常感动。
　　在我看来，中东地区事实上一直处在战争状态，在那里采访的记者是十分不容易的。年轻的刘洪在自己的新闻工作中的这段经历虽然很艰苦，但也是难得的。我祝愿他有更多的建树。
　　新华社副社长马胜荣
　　2004年1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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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穿行在枪弹和怒火中（1）
巴以的春天，没有灿烂阳光，只有横飞的石块、子弹和血腥冲突中，巴勒斯坦人对付坦克的武器，竟然总是石块，是情绪的难以控制，还是太过固执形势紧张时，官邸入口就越小，要想进去，都必须侧身而过带着女朋友逛街的以色列士兵，紧张的局势使枪支到处可见
　　　　　　和平路茫茫，满目尽血光。
　　　　　　　　在巴以地区久了，对于冲突、流血、杀戮，总有一种异常疲惫的感觉，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废墟，当子弹射来时，当石块砸在身边时，我领教过凶险，感受过恐惧，更不幸留下过伤痕。在阿拉法特去世前几个月，我看到了悲壮中的阿翁，烈士暮年，无限感慨在心头……
　　这是我在《新民周刊》上一篇文章的题记。２００４年春天，巴以局势走到了火山爆发的顶点。沙龙在忍耐了十来年后，终于出手了：３月２２日，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被杀，他的轮椅被炸翻，淤血一片；４月１７日，一个月未到，他的继承人兰提西也被炸弹炸得粉碎。
　　沙龙杀红了眼。哈马斯在悲壮中更铆足了劲。亚辛被暗杀后，哈马斯发誓：将对以色列发动“地震式”报复；兰提西死后，哈马斯又发誓：将对以色列发动“火山爆发式”报复。
　　身处漩涡中心的耶路撒冷，风声鹤唳，我目睹了太多的血光，接连不断的突发新闻，几乎每小时都有从国内打来的紧急连线电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厌倦。两年多战争边缘的生活，我出离了恐惧，有的只是对无尽止硝烟的悲伤。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坠。出门，似乎都成了一种历险，谁能保证“肉弹”没有在我楼下游荡；喝水，总有一点心慌，谁又能保证水中没有被混上毒药？类似的新闻我自己本人就曾不止一次报道过。
　　凤凰卫视的老朋友们胡一虎、萨文在每次连线之后，总要再三叮嘱：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我总是一笑：“习惯了，如果真发生了什么事，也是没办法的。”在这非常时刻，没有人能预料接下来发生什么，也没有人敢打包票不发生什么。谁又能说，我所住的楼房下明天不会被武装分子突然安装上炸弹，我下次就一定还能与电视台连线呢？
　　耶路撒冷，以色列军方将领告诉我，他们已将安全工作提到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戒”；拉姆安拉，巴勒斯坦的政治大本营，则是一片风声鹤唳。
　　独坐书斋，是我的乐趣。但在动荡的日子里，置身四面杀喊声的环境，我又怎能坐得住？
　　　　沙龙——阿拉法特，拉锯战的两端
　　４月１８日，兰提西被杀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摄影记者高学余，问他想不想一块去拉姆安拉。
　　我得知，以色列军队已全面包围了该城，大批军队就集结在外，就等沙龙最后的命令：突入城内，对阿拉法特下手。
　　老高是一位５０余岁的老同志，干活却有拼命三郎的架势。２００３年，新华社摄影部评其为优秀摄影报道记者。
　　一拍即合，我们迅速从耶路撒冷赶往拉姆安拉。虽然一个是以色列掌控下的行政中心，一个是被围的巴勒斯坦首脑所在地，但这两个城市，实际的距离也就十分钟车程。
　　在这块逼仄的土地，10分钟，就是拉锯战的两端。一边是沙龙的磨刀霍霍，一边是阿拉法特的不屈抗争。三年来，几经交手，各有胜负，卷起多少血雨腥风！
　　一路上，老高还对我的新闻热情感慨万千：“我是老同志了，单身出去习惯了，你们还年轻，像这种太危险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不通知你们为好。”
　　但既已出来，额外的考虑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采访顺利，一路平安。如果真发生什么，只能是对不起了，我亲爱的家人。
　　　　穿过　“生死线”，进入拉姆安拉
　　出耶路撒冷，我们的“陆地巡洋舰”越野车疾驶五分钟。连片的石头房子远去，道路变得颠簸。前面就是卡兰迪亚检查站，进入拉姆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