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败类影子。当然，巴金写作并不完全为揭露人间阴暗面，他所有作品都是为着展示人类的光明。所以他也描写了武田家生活和他那修建在横滨本牧町山上的“精致小木屋”。
“大家也许都知道，我的小说《神》中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我把长谷川写成‘一个公司职员，办的是笔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万一武田君看到我的小说，他也不会相信长谷川就是他自己。这说明武田君是个十分老实的人。我的朋友认识武田的时候，他还不是信佛念经的人。这样的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在另一次读者座谈会上，巴金回忆了他当年在日本的写作情况：“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我一面写一面观察。我住在他家里观察他、描写他，困难不大。只是我得留心不让他知道我是作家，不能露出破绽，否则会引起麻烦。他不在家时，我可以放心地写，不过也不能让小孩觉察出来。因此我坐在写字桌前，手边总是放一本书，要是有人推门进屋，我马上用书盖在稿纸上面。但到了夜间他不休止地念经的时候，我就不怕有人进来打扰了。”
日本读者的掌声几次打断了巴金的讲演。老人发现日本读者不论男女老少，都对他的讲演报以真诚的赞许，也许这与他在日本的经历不无关系。巴金与其说是在演讲，不如说是和读者以谈家常的方式交流体会。他讲着在日本的短暂时光，说起写《神·鬼·人》的时候，巴金就好象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他说：“那个时候我写得很快，像《神》这样的短篇在几天里便写好了。我自己就在生活中，小说中的环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见闻和这一段经历如实写下去。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件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至于他信奉的‘日莲宗’，念的‘法华经’，我一点也不懂，我写的全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对我来说，这一点就够用了。我写的是从我眼中看出来的那个人，同时也用了他自己讲的话作为补充。我不需要写他的内心活动，生活细节倒并不缺乏，我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他有客人来，我也不用避开。我还和他们一家同到附近朋友家作客。对于像他那样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我多少了解一点，在小说里可能我对他的分析有错误，但我用不着编造什么。我短时期的见闻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在小说里说：‘在一个多星期里看透了一个人一生的悲剧。’这是真话。在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只需要一天、半天的见闻，就可以写成一个故事，只要说得清楚，不违反真实，怎样写都反正是创作，不一定走别人的老路，不一定要什么权威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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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往事与《神·鬼·人》（3）
座谈会上气氛热烈，日本读者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多是对写作上的难题，巴金都耐心作了回答。他最后说：“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掌声再度如海潮般响起，大厅里的读者都被巴金精采的讲演打动了。
巴金的演讲结束了，可是那些入迷的日本读者却蜂拥而上地把老人团团围住。他们希望和巴金继续交流下去，渴望得到巴金的一张名片或他在自己小本上的签名。在巴金眼里这才是人间最真实的画面，这些慕名而来的读者，并不是受某官方的唆使来完成倾听任务的，他们都是巴金小说《家》和《随想录》的崇拜者和知音。在那些热情的知音者中间，不仅有普通日本平民，学生和小职员，甚至还有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例如多次到中国访问的大平正芳首相，就是喜欢巴金作品的一员。他在紧张的国务活动中，仍然拨冗和巴金坐下来交流中国文学。而且让巴金惊异的是，他的小说《家》也曾是这位日本国务活动家青年时代喜欢的外国文学作品。难怪大平正芳对巴金说：“先生的作品曾经感化过日本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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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雨中日本青年深鞠一躬（1）
高速列车在日本春天的田野上飞驰。
巴金坐在疾驶的列车窗口，浏览着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异国风光。在东京参加一系列读者交流活动之后，巴金和作家代表团的成员们，乘坐高速列车对日本进行了一次从南到北，从东至西的长途旅行。广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象征，当年美国投下原子弹留下的战争创伤，时至今天仍然让巴金感到记忆犹新。而京都和奈良，都给巴金以新的感悟，他发现这里的人们对中国文学同样不陌生。
在广岛访问时，巴金在一位日本文学家的书房里，见到这日本人用中文书写的鲁迅诗词，那是鲁迅1931年写给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弟媳松藻片山的五律诗，巴金的心情当然万分激动。他没想在广岛居然会有人把鲁迅的诗，当成他治学的宗旨与写作的楷模。这日本人抄录的鲁迅诗是：
大野多钩棘，
长天列战云。
几家春袅袅，
万籁静喑喑。
下土惟秦醉，
中流辍越吟。
风波一浩荡，
花树已萧森。
尽管语言不通，可是巴金仍然发现在日本各地，汉字仍然不时可以跳入他的眼帘。这是他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见到的现象。巴金发现日本人如此喜欢他的作品，显然与街上那到处可见的汉字不无关系。中国文字让他感到亲切，而反战与和平始终是中日两国人民心灵交流的基点。在京都巴金又进行一次《我和文学》的演讲。他坦诚地对日本读者表示：“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
在奈良巴金又谈起他当年从横滨到东京的经过。几位日本青年捧着巴金的《自述》，请求签名。大家对巴金早年在日本的活动都感到惊奇和钦佩，巴金在《自述》中说：“当初在横滨写《鬼》的时候，我就下决心离开武田家搬到东京去。我托一个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朋友，在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给我预订了房间。我本来应当在武田君家里住上一年半载，可我受不了他念经的声音，可以说是神和鬼团结起来把我从他家赶了出去的。我原先学习日文的计划，也给神和鬼团结的力量打破了。我向主人说明我要搬去东京的时候，武田曾经恳切地表示挽留。然而想到在这里同神、鬼和平共处，我实在不甘心。即使有人告诉我，迁到东京，不出两个月我就会给‘捉将官里去’，我也不改变主张。”巴金对那位喜欢他《自述》的日本青年说：“我当时刚过三十，血气旺盛，毫无顾虑，不怕鬼神，这种精神状态是后来的我所没有的。我今天还怀念那些逝去的日子，我在小说《鬼》里找到了四十五年前自己的影子。我现在的确衰老了。。。。。。。。。。”
古老的奈良很象巴金曾经去过的中国绍兴。只是奈良没有河水与纵横交错的小石桥。巴金喜欢这里的古老庙宇，他从幢幢香火繁盛的寺院，可以联想到自己的祖国。会想起当年飘洋过海的鉴真和尚。往事对于年迈的巴金来说，已是难得的财富。不管从前的记忆有多少让他伤感的地方，老人都不会谢绝日本青年对自己的关心，他眼前好象又出现了东京中华青年会的宿舍。他在和日本青年谈往事的时候，说：“我当年到了在东京，住在中华青年会的宿舍，楼上房间不多，另一面还有间课堂，白天有位教员讲授日语，晚上偶尔有人借地方开会。楼下有一间大礼堂，每个月总要在这里举行两次演讲会。我初来的时候，有人正在大礼堂内排曹禺的《雷雨》，他们通常在晚上排练，我在房里听得见响动。当听到有人把曹禺的剧本变成日语时，我为曹禺感到高兴。因为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
奈良的日本青年都被巴金的到来振奋着。他们奔走相告，那么多人希望见到巴金，并渴望听这位中国大作家谈他早年在日本的经历。巴金也希望回顾往事，他对大家说：“我记得中华青年会在东京的神田区，附近有很多西文旧书店，我每天要去三次，哪家店有什么书，我都记熟了。而且我也买了不少旧书，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面。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在这里我接触到的日本人，就只有一个会说几句中国话。我向别人打听他们是什么人，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刑事’，就是便衣侦探和特务警察。我一方面避开他们，另一方面暗中观察他们。我的观察还没有取得一点结果，我就让这些刑事抓到警察署拘留所去了。”
日本青年都被巴金在东京被逮的经历感到惊讶。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询问，巴金却不想多谈了。因为他不希望给日本青年的心里蒙上阴影。夜里，当代表团成员都进入了梦乡，巴金仍在灯下翻阅他的《自述》。他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在警察署里开始了审讯，审讯倒也简单，在我的答话里抓不到辫子，不久就结束了审讯，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们那里睡一晚，就把我带到下面拘留所去。从凌晨两点到下午四点，整整关了十四个小时。从我半夜里睁开眼睛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