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着锅上街游行，抗议买不到东西。居民中一半人要推翻政府，另一半人要保护政府，谁也顾不上干活儿。一天晚上，阿尔芭看到中心大街黑魃魃的，空无一人，不由得大吃一惊。整整一个星期没人收垃圾，野狗在堆积如山的垃圾里刨东西吃。电线杆上糊满印刷的传单，冬雨把传单上的字迹冲刷得模糊不清。所能利用的空间都刷上了两派提出的口号。有一半街灯被石头砸坏了，楼房没有一个窗口有灯光。只有用报纸、木板点燃的火堆放射出微弱的光芒。那是在部机关、银行、办公楼前站岗的人取暖用的。他们轮流值班，防止极右团伙乘夜色袭击公共场所。阿尔芭看见一辆厢式货车停在一幢公用建筑前。从车上下来几个戴白头盔的年轻人。他们手拿油漆桶和油漆刷。用浅颜色在墙上打好底子，然后画上几只彩色的大鸽子、蝴蝶、红艳艳的花朵、诗人的诗句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的口号。他们是青年纵队队员。他们认为用表现爱国主义的壁画和鸽子宣传画可以挽救革命。阿尔芭凑上去，向他们指了指大街对面的一幅壁画。壁画上涂了红油漆，是用大个字母写的一个字：Djakarta。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同志？”她问。
“不知道。”大家回答说。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反对派要在墙上写下这个亚洲词儿。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在那个遥远城市的大街上尸积如山。阿尔芭跨上自行车，朝家里骑去。自从汽油定量供应，公共汽车工人罢工以后，她从地下室把童年时代的旧玩具找了出来，用以代步。阿尔芭边骑边想着米格尔，一种不祥的预感憋得她喉头发紧。
有好长一段时间她没去上学了，时间充裕得很。教员宣布无限期罢工，学生占领了各系的大楼。在家里学大提琴学得厌烦了。只要不和米格尔一起玩耍、散步或者争论，她就去区里的慈善医院，给海梅舅舅和其他几位医生帮忙。他们不顾医学院下达的停止工作、和政府捣乱的命令，还在继续行医。这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走廊里挤满病人，像一群咩咩哀鸣的羊羔，一连几天等着治疗。护士人手不够。海梅拿着手术刀就睡着了，时常忙得忘记吃饭。他瘦了，显得十分憔悴。他每天值班十八个小时。躺在破床上也难以入眠，还在想着排队等候的病人。医院里没有麻药，没有注射器，没有药棉。纵然他变成一千个人，也不够用，这好比是打算用手阻挡住一列奔驰的火车。阿曼黛作为志愿人员也在医院里工作，一来可以接近海梅，二来可以找点儿事干。护理素昧平生的病人累得她精疲力竭，但是青年时代曾经照亮她内心的光辉又重新照亮了她，一时间甚至幻想着自己是幸福的。她围着一条蓝色的围裙，穿着一双胶鞋。可是，海梅总觉得她走过自己身边的时候，昔日戴的玻璃串珠还在叮当作响。海梅喜欢她陪在左右，甚至希望他还爱她。几乎每天晚上总统都要在电视上露面，揭露反对派正在进行一场殊死的战争。他很劳累，时常声如裂帛。反对派说，总统喝得醉醺醺的，从热带地方用飞机运来不少穆拉托女人，晚上和她们纵欲取乐，为的是暖暖骨头。总统提醒大家，罢工的卡车司机每天从外国人手里领取五十美元，使全国陷于瘫痪。反对派回答说，有人利用外交邮袋给他送来椰子冰淇淋和苏式武器。总统说，敌人和军人勾结，阴谋发动政变，他们宁肯让民主制度死亡也不愿意由他来领导民主政府。反对派指控他患了偏执狂，满嘴瞎话，从国家博物馆里偷出名作，放在他情妇的屋子里。总统预言，右派已经武装起来，并且打定主意把祖国卖给帝国主义。反对派回答说，总统的储藏室里堆满鸡胸脯，可是老百姓排着长队，只能买到鸡脖子和鸡翅膀。
那天，特鲁埃瓦参议员正在书房里算账，路易莎·默拉按响了街角大宅院的门铃。在默拉姐妹当中，只有她还活在人世。她的身材萎缩了，好似一位流浪的天使，但仍然光彩熠熠，仍然具有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自从克拉腊去世以后，特鲁埃瓦一直没再看见过她。但是，从声音和气味上还是认出了她。默拉的声音还像悦耳的银笛。她身上那股野香堇菜的芳香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淡薄了，不过从远处仍然可以闻到。她走进书房，肋生两翅的克拉腊的形象也随着进来。特鲁
埃瓦有好几天没见到克拉腊了，如今他那双恋人的眼睛又看见克拉腊在空中翱翔。
“埃斯特万，我这次来，是想告诉您一些不幸的事。”路易莎·默拉在安乐椅上坐下来。
“唉，亲爱的路易莎，不幸的事够多的了……”埃斯特万叹了口气。
路易莎讲述起从观看星象上发现的事情。特鲁埃瓦是讲求实际的。为了说服他，路易莎·默拉先说明了一下她使用的科学方法。她说，近十个月来，她研究了政府和反对派中每一个重要人物的星牌，
其中也包括特鲁埃瓦。把星牌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将要发生不可避免的流血、痛苦和死亡事件。
“埃斯特万，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她最后说，“残酷的时刻正在逼近。死者会不计其数。您是在胜利者一边，只是胜利会给您带来更大的不幸和孤独。”
坐在这个非比寻常的女巫面前，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心里不大舒服。她扰乱了书房的宁静，她那些星象学的胡说八道闹得他心绪不宁。可他又不敢撵走她。这是为了克拉腊。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正用眼睛的余光观看死去的爱妻。
“埃斯特万，我这次来，不是想用这些消息打扰您，反正您也左右不了。我是来找您的外孙女儿阿尔芭说说话的，她姥姥让我给她带个口信儿。”
参议员把阿尔芭叫来。阿尔芭七岁以后没再见过路易莎·默拉，
但是她记得十分清楚。她小心翼翼地拥抱了默拉一下，免得把她那象牙般的纤细的骨架挤碎了。她贪婪地闻了闻默拉身上那股独一无二的香气。
“我来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孩子。”路易莎·默拉擦干了激动的泪花说，“死神步步紧跟在你后面。你姥姥克拉腊从彼岸保护你，但是她叫我告诉你，在大灾大难中幽灵想保护人也无能为力。最好你出趟远门儿，到大洋对岸去。到那儿就有救了。”
谈到这里，特鲁埃瓦参议员再也忍耐不住了。他认为眼前这个女人准是个疯老婆子。过了十个月又十一天，在宵禁中有人在夜间把阿尔芭带走了。到那时，特鲁埃瓦参议员准会回忆起路易莎·默拉的预言。
第十三章
恐怖
军事政变那天，一大清早阳光灿烂。在乍暖还寒的初春，这是很少见的。海梅几乎工作了一整夜，到早上七点钟仅仅睡了两个小时。一阵电话铃声把他惊醒了。听到女秘书略带慌乱的声音，他才睡意全消。电话是从总统府打来的，通知他尽快赶到总统同志的办公室。不，总统同志没有生病。不，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只是奉命通知总统的所有医生。海梅像梦游者似的穿好衣服，开动他那辆汽车。幸亏因为职业需要，他有权领到汽油，否则，只好骑自行车到市中心去了。八分钟后，海梅到了总统府。看到广场上空空荡荡，他感到十分惊讶。一队健壮的士兵守在政府所在地的门洞里，一个个身着戎装，头戴钢盔，荷枪实弹。海梅把汽车停在阒无一人的广场上，没注意到士兵打手势要他站住。他刚一下车，士兵立刻举起枪，把他包围起来。
“出了什么事啦，同志们？ 跟中国人打仗啦？ ”海梅笑着说。
“往前走，这儿不准停车！ 禁止车辆往来！ ”一位军官用命令的口吻说。
“很遗憾，是总统府这儿叫我来的，”海梅边解释边掏出身份证，“我是医生。”
他们陪着海梅走到总统府沉重的木门旁，一队军事警察在那儿站岗。站岗的把海梅放了进去。总统府里一片骚乱，仿佛轮船失事一样。职员们像昏了头的老鼠似的顺着楼梯跑上跑下。总统私人卫队把家具挪到窗口，把手枪分发给总统亲信。总统迎面走来。他头戴钢盔，和那件精致的运动衫、意大利鞋颇不相称。海梅这才恍然大悟，准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了。
“大夫，海军叛乱了，”总统只短短地说了这么一句，“战斗的时刻到了。”
海梅抄起电话，通知阿尔芭不要离开家，还求她转告阿曼黛。事情急转直下，此后他再也没能和阿尔芭通上话。九点钟以后，来了几位政府的部长和政治领导人。他们通过电话和叛乱分子谈判，以便看一看叛乱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能不能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但是，到了九点半，政变军人掌握了全国武装部队。在军营里开始清洗忠实于宪法的军人。那位负责统领军事警察的将军命令总统府卫队出来，因为警察也归附了政变集团。
“同志们，你们可以走。不过，把枪都留下。”总统说。
军事警察们心乱如麻，羞愧难当。但是，将军下了死命令。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看看国家元首的眼睛。他们把枪放在院子里，低着头，鱼贯走出总统府。走到门口，一个士兵转回身来。
“我和您留下来，总统同志。”他说。
到了上午十时左右，事态明朗了。通过对话无法收拾局面，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撤退出去。只留下了总统的几位挚友和私人卫队。总统强令他的女儿们也离开这儿。大家连拉带拽地把她们拖了出去，从大街上传来她们呼唤爸爸的声音。留在总统府的大约有三十人。他们隐蔽在二楼的几个大厅里。其中就有海梅。海梅以为自己在做一场噩梦。他坐在一把红色丝绒椅上，手里拿着枪，木呆呆地望着手枪。他根本不会使用。他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看了看手表，这场噩梦刚刚过去了三个钟头。突然他听见总统通过广播向全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