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破椅子上，一边满嘴开花地神侃，一边任由尿水滴滴答答地落入脸盆，大珠小珠落玉盘。至于他叫什么，张彻也不知道。
“就叫丫老流氓得了。”张彻说。
老流氓也没意见。
我还是很有礼貌，问他问题的时候这样称呼：“老流氓叔叔，您说您这玩意儿，那么憋不住尿，要是干那事儿的时候，干到一半非要撒尿可怎么办？”
“我还能干二十分钟呐？”老流氓伸出一个手指，“一分钟。”
张彻的地下室里除了一张席梦思床垫、三把椅子（十一条腿）、一个塑料脸盆（已变成老流氓的马桶）之外，没有任何家具。决定从宿舍搬出来以后，我将我的书架、暖瓶、两个洗脸盆赠与了他。但自从被搬进地下室，这些东西就再没起到过应有的作用。书架被空空荡荡地放在房间一角，既没有书可放，也没有任何需要陈列的装饰物；暖瓶一直空着，他从来不喝热水，甚至连凉白开也不喝，只要渴了就到地下室拐角处的自来水龙头前猛灌一气；脸盆没多久都变成了老流氓的马桶，老家伙解开裤子，随意抄过一个盆来就开始嘀嗒，脸盆数量的增多只能让他不动窝地侃得更久。
2琴声 （4）
我问张彻：“你从来不刷牙洗脸？生活习惯岂非和原始社会的人一样。”
老流氓立刻接过话头：“谁说原始社会的人不讲卫生？他们还会刷碗呢。”他用两只手罩住一个膝盖示意，“人家用膝盖刷大腕，用胳膊肘刷小碗，用那玩意儿刷酒盅。特方便，一转就得——这是师范大学考古系对河姆渡人遗址进行研究后发现的，被列为国家‘星火’计划重点成果之一。”
“扯淡。”我们一气笑骂。张彻又对我说：“我给你展示展示，我是怎么刷牙洗脸的。”
他走出去，来到对面房间的门前，从兜里掏出一根小铁丝在锁眼里捅了两下，一声簧响，门应声而开。那是一间出租给打工妹地下室，屋子中央摆着一个简易煤气炉，靠门处的铁架子上并排摆着三套牙具。他随意拿起其中一套，挤出牙膏，刷起牙来。
“刷完牙洗完脸，我再把门关上，省得人家丢东西。穷帮穷，苦怜苦，无产阶级就得互相照应。”他满嘴白沫，呜噜唔噜地说。
“你没见过这屋里的人？”
“没见过，她们上班儿特早，回来特晚。”
那四个披星戴月的打工妹，所用的都是经久驰名的“中华”牌牙膏。
住进地下室以来，张彻只买过三件家用电器，分别是：电灯泡、电灯泡、电灯泡。和我混在一起后，我们共同努力，为他添置了第四件。那是一个昂贵的美国“博士”牌音箱。
添置此物的缘起，是我的生活费被彻底花完了。老流氓在我们那儿喝了半吨啤酒，吃了一个营的包子，却毫不手软地拿走了我五千多块钢琴钱和房租。每次买包子都是我们出钱，更操蛋的是，后来我们得知那个包子铺就是老流氓开的。一怒之下，我和张彻差点用铁丝把他的那玩意儿捆上，让他再也别想嘀嗒尿。
没钱买包子和啤酒以后，老流氓就再没来找过我们。我和张彻空着肚子在地下室里放了几天蔫屁，总结出一句名言：“柴可夫斯基不能当饭吃。”于是我们决定去搞点儿违法活动。师范大学里最值钱的东西除了塞满几幢宿舍楼的年轻女性，就属电化教学楼里的设备了。圈定目标，我们立刻动手。行动计划是这样的：我先利用学生身份白天进入楼里，假装到二楼的音像资料室刻录CD，伺机把该房间的窗户插销拔起来；等到月黑风高之时，我们再手持作案工具（砖头）来到楼下，一砖飞上去，砸碎三楼的某扇玻璃，这等响动之下，就算没狗，保安也会叫起来；等到他们到三楼检查是否失窃的时候，张彻便施展身手，顺着漏水管爬到二楼，打开窗户翻进去，把一部巨大的音响拆成零件扔下来，我在底下接着。
此计不可谓不机智，不可谓不周密，但人算不如天算，只偷回来一个独头蒜般的音箱。那天晚上，我们三更起床，五更没饭可吃，饿得瘪瘪地来到电教楼下。空着肚子，又兼风寒，我们像印在报纸上的人一样直打哆嗦，几乎连砖头都搬不动。张彻好歹奋尽全力，一砖砸了三楼玻璃，赶紧和我到暗处躲着。保安果然骂骂咧咧地跑上楼去，每人都拿着一根又黑又长的电棒。等到三楼的灯亮起来，张彻像猴子一样扒着漏水管，几个上纵爬到二楼，轻轻拉开窗户进去。我心口扑腾乱跳地站在楼下，等着他露头。旋即，他从窗里探出上身，对我挥挥手，扔下一个音箱。我拼尽全力扑过去，接住音箱，一屁股坐到地上。这东西还真沉，幸亏我肚子是空空如也，否则非得把屎压出来不可。
可就在我爬起来，等着接下一个音箱时，却猛然听到了一记钢琴发出的强音。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个和弦猛然间从敞开的窗户里传出，在一片清凉、几近虚无的夜空传向无穷远的宇宙。最初的一段钢琴强音登时将我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随后绵密的弦乐如同不大、不快、不冷，但又蕴含着不可抗力的阵风一般，把我推了个跟头。我坐在地上，目瞪口呆地望着天空，此时的夜色充满了深沉的、宗教般的气息。
2琴声 （5）
事后无论多少次回忆起这个场景，都使我感到命运是有其强烈的意志力的，但据另一当事人张彻说来，此事完全出于巧合。他手忙脚乱地拆音响时，一不留神按到了某个按钮，音响没拔电源，立刻乐声大作起来。而为何响起钢琴协奏曲，也是因为当天下午这间教室曾上过音乐欣赏课。如果不是后来我遇见拉赫玛尼诺夫本人，这事可能确是一个巧合。
那天晚上，在莫斯科城一般忧郁的音乐声中，张彻被吓得忘乎所以，他没有想起关电源，却奋起牛力，一把抱起整个音响，喊了一声“接住喽”，便把它从窗户里顺了出来。我一看上面飞出这么大一个家伙，下意识地想上去接，但转念一想，那部美国音响足有二十公斤重，如果砸到我身上，势必筋断骨折。我立刻又缩了回来，眼睁睁地看着音响在空中做自由落体。因为后面还连着电线，它一边坠落，还一边由中提琴声部奏出一个“la”音。随即电线被扯掉，中提琴声戛然而止，转眼之间，整个儿音响摔到地上，成为一堆破铜烂铁。凭我的听音能力判断出，落地的那一声也是“la”音。
在音响之后飞出窗外的那样东西，我就更不敢接了。张彻情急之下，索性从楼上蹦了下来。奇怪的是他一点也没有摔伤，落地之后立刻对我喊道：“快撤快撤！”我一言不发，抓起惟一的战利品就跑。
半个月之后的另一个夜晚，拉赫玛尼诺夫就在我的钢琴边出现了。因此偷音响那天的情形，可被视为一个启示。
3铲仇（1）
那天晚上有惊无险，却也白忙活了。单个的音箱根本卖不出去，使用“博士”音响的人很少，大多是有钱的发烧友，他们只买配成套的。我和张彻把音箱装在一个“日历”牌电视箱子里，鬼鬼祟祟地在师范大学附近的旧货市场里溜了半天，也没找到买主。一个小贩看出我们饥肠辘辘，便提出用两盒盒饭交换，我们想起昨夜两条仓皇走狗的冒险，愤愤地拒绝了他。那小贩也许是为我们的气节感动，也许是买多了盒饭无法处理，便将盒饭送给了我们。
我们登时气焰全消，卑躬屈膝地接过饭来，放在电视箱子上蹲着大嚼。对于饿坏了的人来说，一顿饭固然能带来无与伦比的享受，但更会加剧对饿着肚子的将来的恐惧。吃完由西葫芦、土豆丝、焦溜丸子组成的盒饭之后，我们更加迫切地意识到钱的可贵。
“钱难挣，屎难吃。”我感叹道。
“我们还有勤劳的双手。”张彻绝望地打着饱嗝说。
“中国遍地都是勤劳的双手，勤劳的双手过剩了，只能留给自己解决性欲问题。”
“重操旧业，重操旧业。”
回到筒子楼，我上楼去弹琴，张彻耷拉着眉毛把音箱放进地下室：“只能留作纪念了，证明昨天不是屎壳郎碰上拉稀的——白跑一趟。”
我愤懑地在琴键上挥舞手指，弹奏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德沃夏克是东欧作曲家中惟一开朗乐观的人，长相酷似新疆财主“巴依老爷”。我衣带渐宽，弹起这位胖子的作品未免力不从心，不一会儿便放慢了节奏，陷入呆滞之中。
张彻噔噔噔地跑上楼，对我重复了一遍：“重操旧业，重操旧业。”
对于铲仇这个工作，我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兴趣。倒不是受到“冤冤相报何时了”的传统思想的影响，而是感到照着人家天灵盖猛敲一下就逃跑这种行为过于荒诞。其实细想起来，那样敲天灵盖倒也拥有某种艺术的美感，就像柴可夫斯基所言，不合谐音也是值得歌颂的。但是我本身已经是一个不合谐音，再去制造新的不合谐音，未免失去了“不合谐音”应有的价值。
当然，如果世界上只剩下大三和弦、小三和弦，全然没有减七和弦的存在，也情理不容。
张彻倒是对敲天灵盖这一行为情有独钟，说起来好像在夏威夷海滩上打西瓜一样。他威逼利诱，再三宣扬良心无用论。我表示这不是良心的事儿。他说那不更简单了，说干就干。
毕竟不能就这样弹着琴饿死，只能说干就干。张彻的行动计划是：主动出门拉生意。所谓拉生意，就是我先头戴连裤袜，手持一块砖头，躲在暗处，看到哪位仁兄落单，便突然杀出，飞起一砖，将其拍倒就跑；被拍那位正在堵鼻血的空儿，张彻就过去问人家需不需要铲仇。对方想必会心存疑虑，表示不知道是谁拍的砖，他便可以拿起砖头给人家看，砖头上早已写好了字：此路是我开，此砖是我拍，你要不服气，请找某某来。某某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总之随便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