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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丁玲这次下去，和过去深入生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她到北大荒那年54岁，已经年老体弱了；第二，用丁玲的话说，这次是像林冲一样脸上“刺了字”的。丁玲说：“过去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个靠近中央靠近首长的上层人物，我下去时，一层一层的大小干部总要欢迎我。请我讲话，问我要什么材料，向我汇报。我的劳动也很简单，无非是做做样子，既不出一身汗，也没有满身病痛。那时人们对我鼓掌、含笑，围着我的汽车。看大作家下来生活。1957年下去就不一样了，头上有一顶很大的‘右派’帽子，因此，人们虽然同样围着看我，却像是看猴戏一样，只是觉得新鲜奇怪罢了。”只要意识到这种天壤之别，我们就会想到，她面临的这场考验是多么严峻，她面前的历程是多么艰辛！
然而，在这场长达20年的考验中，丁玲终于走过来了，而且是作为胜利者走过来的。尽管这个胜利不免伴着痛苦和眼泪。“我要在几乎没有任何光明的处境里开阔出一条光明的路来”，丁玲曾这样鼓励自己，她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以一个勇士的姿态做到了这一点。
这二十年，丁玲是怎样熬过来的，为什么能够熬过来呢？归根结底是她有信念。她始终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她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委屈的考验”。“谁一见我都说这是个大右派、大叛徒。但我在内心始终认为自己还是个共产党员，我要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她还说，“在那###的日子里，我是饱经磨难。好心人对我说：你死了吧，这日子怎么过？我回答：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我确信，丁玲正是依靠这坚强的信念才冲破一道道险关的。
我第一次看到丁玲同志，是1938年在延安。那时我在抗大学习，才18岁，正是人们说的“红小鬼”。因为喜欢诗歌，我经常到柯仲平同志那里去，就在那里见到过丁玲，但丁玲同志并不认识我。日本投降后，丁玲同志来到晋察冀，我也只在一位朋友那里遇到过她。直到解放以后，我才与她有些接触。她的作品，我以前断断续续地读过一些，但那时年轻，理解得很粗浅。因此，虽然丁玲同志一向热情地鼓励我，但我却对她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加上年轻，脑子简单，这样，我也参加过作家协会批判她的###，也做过错误的发言。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抱歉。但是，1957年把她打成“右派”，我在内心中是有怀疑的。因为1955年她已经作为“反党分子”被打倒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她根本没有参加，没有任何言论，这时的批判，只是把老问题又拿出来升了一下级而已。我记得，那时丁玲同志一开始就有不祥的预感，她曾在会上说，我怕把我打成“右派”。结果还真的把她打成了“右派”。以后这颗怀疑的种子在我心里越长越大，老是困扰着我，我曾私下多次问其他同志：“你认为丁玲是反党吗？她什么地方反党呢？”经二十多年，这桩冤案才算结束了，丁玲同志又站到我们面前来了。当我听到她所受的种种磨难，真是万分痛心，肝胆俱裂！但也正是在这样严酷、这样漫长的考验中，使我重新认识了丁玲同志。老实说，如果思想不很坚强，像这样严重的磨难、是会令人怨愤的，是会令人心灰意冷的，是会令人悲观失望甚至信心动摇的，然而，我们的丁玲同志，不单对党毫无怨恨之心，而是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念，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也更加热情奋发了。当她回到党的队伍时，她曾经在文章中热情地喊道：“党啊，母亲，我回来了！”我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也是“我感谢党！”我可以说，丁玲同志对党的耿耿忠心，她的共产党人的胸怀和风范，强烈地感动了我。从她的言论行动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丁玲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从三十年代以来的血泪与风雨中走过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从丁玲复出到她逝世的几年间，不论在国内或国外，她的全部言行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这正是丁玲的伟大之处。他决不会像某些人，把永远难以平复的怨恨带入作品中，讽刺，挖苦，谩骂，不仅使自己失去正确的立场，而且影响读者准确地，全面地理解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现实。
丁玲作为共产党员作家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她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笑枫同志经过实地调查，生动地再现出丁玲在北大荒的生话情景，充分体现了她的高尚品质。丁玲同志毕竟是老干部、老党员，她既有深入群众的决心，也有接近群众的本事。她不管头上戴着什么帽子，一到北大荒就立即以党员的姿态出现。介绍信没有写要她参加劳动，她硬是要参加劳动；领导要她去条件好些的地方，她硬是要到条件最差的地方去披荆斩棘；她关心青年的健康成长，经常与不安心北大荒生活的青年促膝恳谈；她关心群众的疾苦，帮女工办起了托几所；……在漫长的时日里，丁玲与北大荒人血肉般地连在一起了。丁玲复出时，正是当年丁玲亲自教他们认字的“文盲”们给她寄来了第一封祝贺的电报；丁玲逝世时身上盖的那面红旗，也是北大荒的群众敬献的。
丁玲逝世后，她的生平简介中说：“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我还想说，丁玲的党性，她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她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共产党员作家的典范！
人间的风雪呵，风雪的人间！正是在北大荒无边的风雪中，我望见了一个不朽的共产党员作家的崇高形象！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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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我坐上北上的列车，去北大荒探访丁玲生前在这里生活、劳动的事迹。我沉思地紧靠在急速奔驰的列车车窗前，从车窗窗口向外望去，在一望无边的辽阔黑土大地上，我仿佛看到印着一条很深很深的脚印，这条脚印，从严寒的风雪荒原，一直通向北大荒人温暖的心间，在身处逆境的艰难坎坷岁月之中，这位曾是勇于呼唤新的觉醒与追求的中国文坛上左翼文学的战将，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坚贞信念和非凡的毅力，和北大荒人同欢乐，共艰苦，扎根风雪荒原12年，从人民中赢得了理解、信赖和敬仰。从桑干河到北大荒，从深深地印在北国边陲这片辽阔的黑土大地上的脚印，我仿佛听到一个革命作家坚贞不渝地走在人民中间的坚实的脚步声……
动身去北大荒前，我在陈明家待了整整两天。陈###情沉重地回顾着往事时，我感受到：他的那颗失去亲人的心，仍在微微地抖动。从他的回忆中，我得知了丁玲去北大荒之前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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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的日子，已经降临（1）
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黑头目”的帽子，扣在丁玲的头上。1957年，她没讲一句话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丈夫陈明首当其冲，被发配到北大荒。羁留在北京多福巷的丁玲迫切想飞到寒冷的北大荒去，她说：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去……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我怎么能披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聒聒地叫，说着不是自己心里的话？
全国解放后，丁玲本来决定留在东北从事写作，她感到解放战争已经胜利，要写的东西太多了。但革命工作需要她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来到北京，致力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1950年到1954年期间，她历任###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和《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1955年一阵政治上的狂风暴雨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年底，她被无端地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
“这年年底，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陈明回忆说：“我接到通知，去听传达中央文件。会议开了三天，谈的都是丁玲的问题。文件列举丁玲的头一个大问题，就是曾经自首变节，这是指被特务秘密逮捕，关押在南京的那一段历史；第二个大问题，列举了全国解放她到北京工作后的四大罪状，我一听，全都不是事实。”
陈明感到迷茫：在前些时侯的一些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这些会，丁玲参加了，她是知道的。她光明磊落，相信党会澄清事实，从未想到会被无端地给戴上这顶大帽子。她一点也不知道，完全被蒙在鼓里。
陈明感到迷茫：对人的处理，尤其要慎重，这是党历来的传统，也是党的组织原则。现在，他听了三天的传达、讨论、批判，有中央的红头文件，而且是结论性的文件，大会之后，就要向全国传达，这是一个关系到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一个共产党员命运的大事，而她本人竟一无所知。组织上既未找她谈过话，更设有让她在“结论”上签字，她的“帽子”就这样被戴上了；她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1955年冬，在北京多福巷16号幽静的小院里，丁玲安静地伏在书桌上，聚精会神地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她看到陈明听传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