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笑了笑：“我二赖子这点手段还没有么？……嘻！跟了两天梢，都捞不到空子。昨天又是十三号，犯忌，可偏偏在电车上瞅到了一个机会，我也不管它忌不忌了，心里暗暗祷告：我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了，这次开戒不是作恶，乃是行善，如果撞在便衣手里，老天爷也太不长眼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挤下车的时候，我在你娘后面撞了她一个趔趄，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她瞪着眼，骂道：‘你家着火啦……’，等她骂完，我已跳下电车，表也在我手心里了……”
我听得笑弯了腰。
下午，我请了个病假便把表送到冯丽珠家里。她一家子正在吃晚饭。可怜，下饭的菜只有一碟子萝卜干。
当我把表放在桌上时，他们全家大吃一惊。
冯丽珠急得都快哭了：“哎呀！把表退回来了，这……我这调动还算不算数呀！”
他爸爸是在百货商店里当会计的，更是惊恐万状：“小郑呀！你做做好事，还是把它带回去吧……”
我心里又气恼，又辛酸。气恼的是他们挨了偷，挨了抢，眼看人家把赃物送回来了，却还哭丧着脸。辛酸的是：偷了人家的现在大概正在追查，报案，而被偷的却吓得哆哆嗦嗦……
看到这里，安东拍案而起，连连叫道：
“贪赃枉法，岂有此理……”
程璞道：“这就是我们那几位现代法家德政的一个缩影。”
安东激动地抓住了程璞的手，说道：“十六年前，我听你对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的干部说：‘象你们这样的共产党，为什么不该打倒？’当时我大吃一惊……”
程璞说：“这是开除我党籍的主要罪证之一……正因为没有把他们打倒，所以我们被他们打倒了……”
安东几乎喊了起来：“不！打不倒的！我们没有被打倒……”
程璞道：“可是我们党的名声已经给那些王八蛋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载舟之水，亦能覆舟，啊！好吧！不打扰你了，再看看这一段日记吧。”他帮安东又翻到了另外几页。
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
上午没有出工。照例的，每年这个日子都要到礼堂里去听一回报告，把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读一遍……
回来讨论时，大家实在憋不住气了：
“咱们这里有哪一点点象毛主席信上讲的呀！”
“人家江西是正正经经上几门课的。”
“简直是欺骗毛主席！”
“什么劳动大学呀，变相的劳改！”
“集中营！”
你一言我一语，越讲越有气。最后几个人提议，写封信给省革委会。又有人说，写信给党中央，中央文革……我暗暗好笑，写信？白搭！信没出校门就统统被搜查到保卫科去了。
哪知道，还没有写信，就有人递消息给政治部了……傍晚，我舅舅来了，脸色铁青。在食堂里，趁着大家吃面条的当口，从这一摊走到那一摊，一面走一面骂骂咧咧：“……听说你们这里有人想闹事！……哼！很好呀！有种的就站出来，把上午你们说的那些话，当了我的面再讲一遍，……讲呀！……怎么没有人吱声了！”
本来，大家气已经憋足了，经他这么一挑，就有一个同学站了起来：“方主任，咱们这所大学是橡皮箍箍还是怎么的？要松就松，要紧就紧。有的人一年不到就入党，提干，分配工作还尽拣大机关大工厂，想怎么就怎么。为什么我们这一摊，毕个业比登天还难……”
饭堂本来就是黑黝黝的，方主任眯着眼正要看清这个敢顶撞他的是淮，另一个角落又有人站起来讲：“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们当着他老人家的宝像，把话说清楚。这里有哪一条能对上号的……？”
这一开了头，敢讲的人越来越多了。
“说我们怕累怕苦，我们起早摸黑，哪一天不干十四、五个钟头？说我们不愿在农村，我们哪一个不是一进校门就立志广阔天地？……”
“是你们篡改教育方针，把我们当作最廉价的劳动力在使唤！”
“谁不知道，这个农场是你们的官仓，小金库！借名办大学，把大把大把的钱贴进来，又偷偷摸摸地把大米、小麦、鸡鸭肉蛋运回去，都做为你们官场应酬的花费了……”
“你们捏着分配工作的权柄，逼着人家背了债来送你们人情。干脆，你们开个价吧，不要胃口越来越大……”
听到最后一句，舅舅吼了起来：“这是造谣！是污蔑！哪个受贿了？不拿出证据来我就把造谣的人抓起来！”
我忍无可忍，站起来讲道：“有！就有证据！”
一听是我的声音，舅舅喝道：“郑芸！出来！”
我两步就走到他的面前，死死地盯着他。我今天有点豁出去了。挑战的目光，一直看到他的心里，他有点胆怯了，没有让我讲话，一把拽住我便走出食堂。
其实我心里也忐忑不安，真要当场问我证据在哪里？我明明肚里有数也讲不出口呀……
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已在路上准备好大战一场。等他关上门，便先发制人地进攻起来；
“我们家的沙发、电视机、缝纫机、地毯……哪来的？！靠两个人一百五十块钱的工资能买得起么？”说顺了嘴，我脱口而出，“方桂芝最近手上的浪琴表又是哪里来的？……你当我不晓得？！”
我这儿发炮弹打过去，等着他的还击。无非是把我象昔霁那样关起来……
哪知他竟满脸堆笑：“芸芸！我们家庭里的关系何必弄得这么紧张……我始终为你好！”
“我已经宣布，脱离这个罪恶之家了！”
“罪恶？太过分了吧……不过我不会计较的。”
我那时就想吵架，希望他摆出那副训人的架子。他要大声嚷嚷，我也可以大声嚷嚷。最好嚷得全校都知道。哪知道他一个劲地笑，反而笑得我没有谱了。
沉默了片刻。他打开抽屉，取出一张已填上我的名字的“毕业证书”——也就是工作分配单，笑道：“这就是你的！”我一愣，感到这是一种收买。可是马上转眼一想，怎么会预先填好名字呢？接过来一看，日期还是两天前的。我看的时候，眼睛瞟着抽屉里，象这样的单子，有一大叠。
莫非真是皇恩大赦？还是……
几年来的“路线斗争”教育得我聪明点了。
我拿了那张超度苦海的单子，回到了宿舍里，象研究一份情报那样反复琢磨着……
马上发现一个大破绽：只有这里人事科的大印，还没有劳动局的金印……（这也是我们这里的特殊手续，大概两个印可以收两笔人情吧。）
十二月三十日
别看我们是变相地囚禁在这个山沟沟里，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渠道能知道外面的消息的。学校当局也不是成跛儿、方为之流能一手操纵的……
为什么突然要分配一大批人，两天功夫就把真相弄清楚了。
有人把这所“原始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种种内幕反映到党中央了。据说是邓小平发了号令，要派人来调查。于是，得把厩得时间太长的和调皮捣蛋的羊，放掉一批。穷学生，好对付。一个职业，三十六块大洋，嘴巴就堵上了。
怪不得那天在食堂里，我那舅舅有点嘴硬骨头酥……
羊，确实是老实而可怜的。听说要分配了，都高兴得要命，牢骚也吞在肚子里了。有的同学还生怕得罪了那位副校长，在宿舍里，一听到偶尔传来的一两声嘀咕，连忙用食指竖在嘴唇上：“嘘……！”
今天，食堂里大打牙祭，六菜一汤，连养的猪都杀了。看来，这个“大批判加大劳动”的大学，是有点收摊子的味道了。
晚饭后，通知到礼堂开会，这准是宣布名单了，一个人也投有缺席。
会议是政治部副主任，一个老实巴脚的干部主持的，讲了半天，总算听懂了意思：这次要分配几百名同学。不过嘛，市里劳动局要花一个时间来安排接收单位。学校怎么办下去？也要重新研究一下过去的方针，适合新形势，总结经验教训。现在宣布，从明天起放假两个月。大家高高兴兴回去，再高高兴兴回来。回来保证拿到分配工作的单子。讲话的人态度是诚恳的。大概他也因为卸下了这个大包袱而舒一口气。最后，他笑眯眯地说：“方主任到省革委会专门研究学校的事儿去了。党中央负责同志也很关心劳动大学的方针问题。我相信，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好消息的。……”
总算一切都明确了。而且还有两个月的假期，回来又有好消息，何等美妙……
这天晚上，各个宿舍都飘出好久没有听到过的歌声。算命的油腻腻的扑克牌散落了一地。
七五年二月一日
我是无家可归的，依旧住在“共产主义”的宿舍里。现在是冷清了，倒有点时间看看书，还学着写写小说……因为靠春节边了，二赖子他们这部分农工也闲着没事。二赖子就常到我这里来借点书看。今天，他来还《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集》（这本书是留着的唯一的霁霁的纪念品）。我没有想到，这个快三十岁的“惯窃”说到《木木》时竟会哭得泪人儿似的。他抽抽噎噎地说：“……唉！人不如狗，不如……”
我说：“胡说！霁霁不是人？程磨子不是人？我……不是人？”
二赖子抹去眼泪鼻涕，朝鞋底心子擦了一把，说道：“天底下有两种人！一种好人，一种坏人。”
我问道：“你呢？”话一出口，心想，糟了！这刺了二赖子心了……
哪知他毫不介意，说道：“比起好人来，我算坏人；比起坏人来我是好人。”顿了顿，他象背书一样地说，“凡是用别人的痛苦来换取自己享受的，就是剥削，就算坏人。”
我大吃一惊，二赖子什么时候学会用这种腔调说话了？！他看出我的诧异，忙道：“这是程磨子教我的。我一有空进城，便到老头儿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