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妈妈硬逼着我搬家。
天落雨了，妈妈请来了一大帮什么造反派里的朋友们来帮忙。搬上去之后，又是喝酒，又是猜拳，闹得满屋子乌烟瘴气。
我呆呆地坐在外屋，这里原来就是霁霁画画、做雕塑的地方。我望着新红漆的地板上，踩着一个个脚印，心里直打颤。我心想，这会儿木木该蹿出来了，然而没有。唉！它已死了。
九月二十日
我也不知道，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
我住在原来霁霁住的尼子里。我简直觉得是犯罪，是乘人之危。
可是妈妈（唉！我还得天天叫她妈妈）却越来越发福了，象个皮球，从这间屋子滚到那间屋子。她还请来了几个木工做沙发，做五斗橱。锯呀，刨呀，我听得都烦死了，她却好象在欣赏美妙的音乐，连拉一下抽水马桶都感到一种快感：“哼！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哪能住进这套高干宿舍！”
爸爸是个唯唯诺诺的小公务员。在机关里，他的脑袋长在顶头上司的脖子上。在家里，就长在妈妈的脖子上。现在，舅舅是我们家的常客。他叫方为，可是妈妈有时喊他“绍武，绍武……”（我开始以为小五，小五，后来才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叫绍武）文化大革命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爸爸偶然提起他，妈妈还发脾气，说不准他进门。可现在，妈妈巴不得他天天来。
妈妈叫他“绍武”时，他就瞪大了眼：“不准叫这个名字！”
妈妈就马上陪着笑脸：“怕什么！现在谁还敢碰你这个革委会大委员。”
他来时，都坐小汽车，阔气得很。听说他参加昔憬伯伯的专案组的工作。可是有一次，我的一个老师偷偷告诉我，秦斐阿姨的自杀和他有关……
唉！我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家”里啊！
九月二十五日
今天回家，门口停着小汽车。准是舅舅又来了。我不想理他，便悄悄扭开自己房门，躲在里面看小说……
隔着门，忽然听见舅舅的声音：“听说有人告我状是不是？”——这肯定是对爸爸讲的。
爸爸回答道：“这……也没有什么……”
“告诉你，以后你收到告我状的信，统统交给我！我非狠狠治治他们……”
妈妈在边上插话：“你这个窝囊废，踢开党委闹革命，权都夺过来了，还管什么人民来信的保密条例！”她在训爸爸，“无毒不丈夫。你还不如一个女人呢……”
舅舅哼了一声：“我知道现在同情昔憬、秦斐的人多得很。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妈妈道：“可你们对昔霁这个反革命小患子还不早点斩草除根！”
我一听，吓得浑身发抖，难道还要把霁霁枪毙了？……
舅舅说：“有些告状的信，还是从看守所里递出来的……斗争可复杂哩，你们懂个屁！昔霁的案子，上上下下都有人作梗。过去的公检法就那么容易砸烂？！……”
我心里一慌，手里的小说掉在地上。
“谁？”舅舅叫了起来。
“芸芸！”妈妈喊了我一声。
我神色不安地走了出来，舅舅盯着我的脸看了半响半晌，他的眼睛是那么可怕。
九月三十日
明天是国庆节，照例在节日之前，要拉出一批犯人游街示众的，昔霁当然是免不了的……
我多么不想看到他挂着牌子，五花大绑，被人揪着衣领，站在第一辆车上——因为现行反革命是必定排在最前头的。
可是也只有这样的机会才能看到他……
就在这样反反复复的矛盾心情中，我失魂落魄地过了一天。出去好几次，我并没有见到霁霁。只听见老远传来的广播声响，广播着一个个“反革命”的罪行，霁霁果然名列前茅。可是，有谁能比我更清楚他犯了什么“罪”？！
天哪！难道我的思想变坏了？我真的在同情“反革命”？夜已深，我正在写日记，突然四邻都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敲门声，还夹杂着“查户口”“查户口”的粗暴的吆喝声。这声音使我心惊肉跳！
半夜，我妈妈回来了，戴着红袖章，她也是查户口的突击队……
听她说：“今夜战果辉煌！”
十月一日
今天弄清楚了妈妈讲的“战果辉煌”。
原来是把告了舅舅状还有什么成跛儿的状的人，统统作为嫌疑分子抓到了民兵指挥部。
难道，在我家里随便一嘀咕，就制造了一批“反革命”？
我默默地望着毛主席的像，暗暗请示着他老人家：“这个国庆节，到底谁在欢庆？！”
我下了决心：我一定得离开这个“家”。
这是个“罪恶之家”。我眼看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阔气，连电视机都有了。而且听说妈妈要入党了……
十二月三日
许多天没有写日记了，我也不知该写什么。……而且我都是偷着写的。这本日记，是我心灵里的唯一的一点点秘密的倾吐……
现在连吐都吐不出来，我似乎噎住了……
街上不知道是谁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我们家是暴发户，是投机商。更使我吃惊的是说舅舅原来是个政治诈骗犯，被昔憬伯伯判过劳改……
大字报立即被撕了下来，又是拍照，又是查笔迹，这些都是在我家里干的……
我想，这里原来住的是党的监委书记，监委书记是伸张正义，惩罚罪恶的。
现在颠倒过来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
我十七岁了。
再也不能这样混日子了。今天，我对妈妈讲：“我要下放，到农村去。”
她吃了一惊：“别的孩子都想赖在城里。你疯了！……”
“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你不拥护？……”
“我……”
“你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不是最听毛主席的话？……”
“你是独苗，独苗是可以不下放的……”
我心里暗暗说：“谁是你的苗！”但嘴上却讲，“我已经报名了！知青办公室还表扬你们呢，说这个头带得好……”
妈妈眼珠转了一下：“以后谁来烧饭？”
原来是把我当丫头保姆呢！
她骂了我一声：“下作坯子！”
二月一日
经过一个月的斗争，我胜利了。
妈妈同意我下放了。这是舅舅来过一次之后的结果。他说：“芸芸到广阔天地去锻炼，这是革命行动。好！我支持！”
谁知道他打的什么鬼主意？！
不过吃晚饭时我就全部清楚了，喝了几杯酒，他也不避讳我了，对爸爸妈妈说：“你们太不懂政治！”
原来我的下放，给他们添了点政治资本。
二月十四日
……其实我还真没有弄清舅舅的鬼主意。
我又偷听了一次妈妈和舅舅的谈话。
舅舅说：“把芸芸安插到桃花潭。”
妈妈问道：“为什么？穷乡僻壤，山旮旯里都苦死了。”
“我摸到一点线索。是成跛儿对我讲的。现在从看守所里有一根没有查清楚的线，很可能是通到桃花潭……”
“这……？”
“现在关起来的走资派，最危险的是程璞。他关的时间最长，所以和我们斗争的经验也最多，而且又是这地区的地头龙。他老婆就在桃花潭。”
“你的意思是……？”
“叫芸芸去，迟早能摸到一点情况……”
“她是个死心眼儿！”
“这就要你做工作了……”
我摄手跟脚地走回自己房间，一点声响也没有，家又多了一条地毯。
回到房里，我的心都快跳出胸膛了。
卑鄙！无耻！前两天看了茅盾的《腐蚀》，要我也当特务？
三月一日
我终于离开这个“家”了。
桃花虽然还没有开，溪水实在清冽可爱。
在我读过的少得可怜的几篇古文中，《桃花源记》也算是一篇。
“……隔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我还能背得出来。
象我这样的年纪，居然也产生避先秦之乱，甘愿做隐士的心情，实在是很可笑的。不，是很可悲的。
不过，终究是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我很高兴。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四个知识青年，都比我大。两个男青年：一个叫罗铭，是工学院一个教授的儿子。一个叫陈奇，父亲母亲都是搞科研工作的。两个女青年：李秀萍和李秀芹，姐妹两个，是发电厂李工程师的女儿。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年高中毕业生。罗铭还念过一年大学，今年都是二十好几了。
我们一路来，都不谈家里事。不过他们四个人的家，都挨过冲击。他们都是“臭老九”的子女。唯独我，家里不但没有挨冲，倒是冲到别人的七十四个平方米的宿舍里来了。大概这是一条很明显的界线。他们四个，很快就谈得很投机，甚至是有意避着我。——决不是年龄的关系。
也好吧！我本来就不大和人说话。于是，在开赴桃花潭的长途汽车里，我只顾眺望着窗外的风景。市区的烟雾逐渐消失，天空也越来越明朗。我除了收麦收稻，跟着老师到近郊的农村去过几次之外，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在农村生活过。这次，我是从心里响应毛主席号召，自觉自愿扎根农村的，所以东西也带得比别人多。
我听见坐在我前面的李家姊妹很注意我带来的铺盖、箱子以及大包小包。他们是上海人，用上海话在唧唧喳喳地讲。我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大致的意思是明白的：“她带这么多！”“人家现在阔气了！”“她也下放？”“摆摆样子的！”
我的心猛地收缩了一下。这就决定了我的隐士是当不成了。
尤其使我吃惊的，是到了目的地后来迎接我们的人中有昔蕾。她是用几乎仇视的目光来看我的。我刚见到她，又惊又喜，几乎要扑过去拥抱她，但一遇这目光我顿时象被浇上了一瓢冷水。她的目光是那么冷，甚至装得根本不认识我。胡乱地安顿好了我的铺位，眼望着别的同学——新来的和早来的，聚在一起说笑，我悄悄出了宿舍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