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可以视五万块大洋为粪土，冒着生命从蒋介石的手心里把你救出来。现在，有……”
昔憬打断安东的话，辩解道：“这番话，在西安事变时，当着蒋介石，我都理直气壮地对许立讲过……可是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蒋介石，而是能签署中央文件的我们自己党内的首长。他们也是一口一个人民，一口一个革命……”
安东道：“对，因为我们党的威信太高了。假使蒋介石披上共产党的外衣，也会使魔鬼变成天使，散发着革命的光圈……这就是新形势下面的新的斗争特点……我们的人民有时就比我们看得透。为什么有人敢把秦斐的手帕送给你？！为什么象鲍桂兰那样的一个普通妇女在嬉笑怒骂声中褒贬分明？！……他们不看你是什么党，什么官，就看你对人民做了好事还是坏事！昔憬，一个老党员有时也会变，变得象一个宗教徒，人家打了你左面耳光，你还要把右边脸凑过去……原谅我，我说得太刻薄了……”
昔憬的眼眶里又盈起了一星泪水：“安东！我确实不止是被打了一记耳光。不！应该说不止是被戳了一刀……索性再让我把我的大儿子昔霁的事情也对你讲讲吧。”
第五章
昔憬和秦斐的第一个孩子叫昔霁。这名字是母亲起的，取雨过云开，朗朗晴空的意思。那是在解放后的第三个年头，秦斐随口一哼就是那首“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子。生了第一个孩子，昔憬来问她该起什么名儿，秦斐想了想，便说了个霁字。对她来说，那风雨飘摇的生活，实在是苦够了，希望下一代的头顶上，永远是风和日丽，阳光普照。秦斐的文化程度不高，这个“霁”字，是在戏曲唱本里学来的。难怪昔憬常常夸秦斐那股子灵气。
这股灵气在昔霁身上，甚至还超过了母亲。
他长得也象母亲，一直到上学的年龄，陌生人还没有认出这是个小子。小子毕竟是小子。热情，活泼，还带点顽皮。水灵灵的大眼睛，骨碌碌一转，就会生出一个好玩的点子。爸爸的一切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写字台，公文皮包，一大堆一大堆的卷宗——他当然不知这是什么东西，反正看起来跟装药的纸口袋差不多；而药，那是绝对不能碰的。而妈妈的每一样东西，对孩子都具有无比的吸引力。尤其是舞台上的一切，简直是一个神话世界。
有一次，秦斐快化妆了，却找不到白毛女的头套，急得满台转，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化妆员临时赶到戏剧用品商店重新买了一副，戴在头上又不太合适，半场戏演得窝窝囊囊。秦斐憋了一肚子气回家，却看见自己的儿子正满头白发地又哭又唱，唱得弟弟妹妹都眼泪汪汪的，而当老子的昔憬还居然在一边打着板。秦斐又气恼又好笑，一把将儿子头上的头套揪了下来，惹得挨个儿的四个孩子，哆唻咪发，抑扬顿挫，一齐哭了起来。那时，昔霁才七岁。
还有一次，昔霁已经上三年级了，磨快了一把刻图章的刀子，拉着弟弟妹妹，卷起袖子，硬要在他们的膀子上划两刀，说是种牛痘。弟妹当时的嚎陶大哭就不必讲了。秦斐一直等到小女儿膀子发炎，红肿发烧的时候才知道，真想揍昔霁一顿。气乎乎地等到他放学，回来的却是一个浑身水淋淋的儿子。才是清明时节，冻得嘴唇都变乌了。她问他干什么了，儿子回答得很轻松：“掉水塘里去了！”真是想打又不忍心，不打又不解气。帮他换好衣服，还熬了姜汤，气得把儿子反锁在房里。晚上，昔憬回来，秦斐一五一十地在老子面前告了儿子一状，埋怨地说道：“你也不管管！”
哪知道昔憬回答得也很轻松：“这很好！”
秦斐气得连连捶了丈夫几拳：“还很好？！”
昔憬不紧不慢地答道：“他们学校两个小同学在塘边捞蟠料，掉进塘里了，要不是你那宝贝儿子，都淹死啦！我下班前，人家家长都写了大红纸的表扬信，千谢万谢地送到我机关去了。”
秦斐又惊又喜，心肝宝贝地喊了一阵，连忙打开锁，一看，大吃一惊，窗户打开了，儿子从窗外的水落管子上溜了。儿子的床铺空着，窗户被风吹得劈啪作响，桌子上摊着已经做完的作业。那是一篇日记。昔憬看了看，笑着对秦斐讲：“我说好嘛，儿子做了好事，并没有记在自己的功劳薄上……”
秦斐笑着慎道：“象你！胆大包天……”
只有一件事情，这孩子胆大得连昔憬都皱起眉头。安东那个市里，有一个市委书记处的书记，叫程璞。一九五九年年底，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当口上，挨了批评，甚至被开除党籍，还撤了职。有一次，安东来到他们家作客的时候，谈起了程璞。谈着谈着，哪料到才九岁的昔霁冲着安东便说道：“你们讲的那个程璞叔叔没有错！”
几个大人都吃了一惊，昔憬挥挥手，“去！去！小孩子家懂得什么？”
昔霁不但不走，反而挺起胸，理直气壮地道：“我听安东伯伯刚才讲，程叔叔因为反对在村里办食堂，所以犯了错误。那不对！我们学校里有几家在农村的同学，都在叽咕，说办食堂吃大锅饭都要饿死人了……”
昔憬板起脸：“住嘴！”
昔霁一点也不怕：“什么吃饭不要钱呀？那是懒汉，二流子们瞎起哄……”
安东很尴尬地笑了笑，对昔憬讲：“嗬！你这个儿子，将来可非把咱们老一辈抵到墙拐子里不可。”
秦斐连忙牵着昔霁的手走到外屋。哪知道他走到门边还扭过头，倔头倔脑地说：“程叔叔反对村村队队都办钢铁也没有错……”
秦斐把他拉到门外，低声地说：“霁霁，你怎么这样不礼貌？以后爸爸和安东伯伯这些大人讲话，你不许听，更不许擂嘴。”
昔霁不高兴地撅着嘴：“他们又不到我们学校里去听听，人家都在说：砸锅卖铁，再去炼钢铁，这是刻疮补肉。……”
秦斐被顶得回答不出话来，只是纠正他说：“不是刻疮补肉，是刻肉补疮……”
安东走后，昔霁再想去问爸爸，可走到爸爸房门口，只听得他在房间里踱着步，地板踩得咯咯吱吱地响，说明爸爸的心情也很烦乱。半晌，才听得他站定了，对妈妈讲：
“看来，霁霁象你，将来不是搞政治的！‘’
昔霁当时当然不懂得这话的含义，但心里蛮高兴，因为他本来就想当一个画家。于是，又闯祸了……
有一天，昔霁在公园里看见一个画家在写生，左手握着一块板，板上还挖了一个窟窿，大拇指正好套在里面。这真是一块神奇的板，乱七八糟的颜色，在上面搅拌搅拌，一会儿变成了画布上的天空河流；一会儿又变成花草树木……太妙了，把小昔霁的心都吸引住了。他守在那个画家的身后，一声不响地看了足足三个小时。
回到家里，他找了一块木板，也挖了个洞，套在手上，从妈妈的柜子里，找到了化妆的油彩，一色一色挤在板上，还扯开一个枕头套子象模象样地钉在椅子背上，就随心所欲地涂抹起来。
秦斐回来，一看这光景，气得哭笑不得。昔憬却哈哈大笑：“这树画得还挺有生气呢！”他看看秦斐拉长了的脸，便道，“我不会画，可看过的字画也不算少。画画，就讲究个神似。老画家还要保持点童心呢！……”
秦斐搡了她丈夫一下：“都是你惯的！”说完便去扯钉在椅子上的枕头套。昔憬却按住了她的手：“留着！不是我惯的，倒是儿子身上有着你的艺术细胞！”
秦斐撇撇嘴，笑了。
昔霁的艺术细胞果然由此发展起来了。先是参加了少年宫的绘画小组，十二岁就考上了美术学院的附中，而且成绩出奇的好。
孩子也真从母亲身上继承了她的艺术气质，热爱生活，热情地歌烦党和社会主义，又敢于创造自己的艺术风格。他住在学校里。母亲回家，儿子也回家。秦斐眼看着顽皮的儿子嗓子变粗，嘴唇上的汗毛也渐渐变浓，经常产生一种古怪的念头：这原来就是我的儿子！事实上他们也已经象朋友一样交谈艺术上的见解了。而且一交谈起来，儿子的话总比母亲多得多。
讲着讲着秦斐总是掠掠昔霁的乱蓬蓬的头发，笑道：“你比我幸福得多了，生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能看到那么多的书……”
有一次，昔霁问秦斐：“妈，你看过《木木》吗？”
秦斐摇摇头：“什么‘木木’呀？”
昔霁说：“屠格涅夫的一篇小说。要不要我把故事讲给你听？……”
秦斐正忙着洗衣服，“暖！”了一声，也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端了个盆，自顾自地搓揉起衣服来……
昔霁便端了个板凳，也自顾自地读起小说来。读着读着，秦斐手里的动作停了下来，睁着全神贯注的眼睛——她被故事打动了。
读到最后一节，木木随着哑巴漂流而去的时候，秦斐眼睛里汪着眼泪，痴呆了半晌。她看看儿子，儿子眼里也闪着泪光。
妈妈叹了口气：“这狗比人好！”但又急忙改口道，“……这，这有点人性论吧！”
昔霁似乎没有听见，喃喃自语道：“我真想给《木木》画插图……”
这件事，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秦斐还挂在心上，几封信里都提到：“……霁霁，你要克服自己艺术思想上的缺点。我看，主要是人性论的影响。再也不要看象《木木》那样的小说了……”
但几封信孩子都没有收到。因为他和妈妈一样，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去了。
《十六条》上的字句，他背得烂熟。什么“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自己解放自己”，天天在他心灵的调板上，斟酌着最美丽的色彩，来描画祖国真正自由民主的未来……
他热烈地参加大批判，大辩论，大串连，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和画箱，走到哪儿，画到那儿，硬是徒步走到北京，鞋底都磨破了。
天安门前，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