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80年代真的很危险。好搞的，一下就搞完了。象农村承包责任制，我实在不觉得这算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比起官办经济来，这承包责任制真没有什么东西，很没有意思。之所以闹到承包责任制都成了“重大成就”，是因为以前农业实在搞得太差。这也是我对从前很不满意的地方，全国那么多人在农村种地，居然连吃饭都搞得紧巴巴的，实在是出了很多乱子，搞政治搞得连地都种不好了。只要不象从前那样政治化，只要老实种地，不管怎么搞，农业都会好转的。我预计这个责任制将来在理论上没什么地位，缺点会越说越多。实际上当时就算还是搞集体农业，也肯定有办法的，关键是不要老是政治冲击生产。
农村放开了一下，虽然远不是什么理想体制，但总比过去那种死气沉沉好，所以农业物资产出丰富了。所谓丰富，可能就是以前不让种不让养，后来让搞了，农业产出真正上台阶还得后来靠市场需求带动。一些非常粗的民用品，黑白电视之类的，也生产出来卖了，人民觉得生活有进步。就这样，叫改革很有成就，老邓天安门上站一站，居然就有“小平你好”的条幅打出来。说老实话，那时中国人的良好感觉就是“天真烂漫”，不知江湖有多险恶。那时没有人能料想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有这么复杂，水这么深，也不知道世界经济环境这么黑暗可怕。
经济学上，这叫什么“帕累托改进”，意思就是大家日子都变好了，至少是没人利益受损。在某些人看来，就这么一直“帕累托”下去，黑白的换彩电，房子旧换新多好啊。可惜的是，这种好事一会就搞完了，往下不好搞了。
这一段，可以称之为“拨乱反正”。过去某些极端错误的政策（当然也有很多正确的政策）弄得所有人利益都受损（农民弄点小生产能害得了谁？都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过分了），回复人之常情的正常办法就可以让所有人都受益。但要把这当改革开放，那就太小儿科了。改革开放，还得回到我们前面长篇大论分析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优缺点、资源利用率与劳动力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市场需求对经济与科技进步的推动、以及转型的根本问题上来。这就非常困难了，以至于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差点翻船。
大约就是1984年以前，可以算是“拨乱反正”期。这时候已经有了市场的概念，居民可以买的生活用品丰富了很多（我家那时搞了台黑白电视，那高兴劲比后来买啥子大家伙都真），但这完全是一种假象。这种“市场”，可以算作是计划经济里面的流通环节，完全处于一种依附地位。国家让卖啥就卖啥，和现在的市场相比真的等于没什么东西，短缺经济。
高兴劲过去，一看人家过的日子（特别是香港台湾），泄气了，好多人脑子就开始乱了。因为开放，外国是什么情况，大体上全国人陆续知道了。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知道离人家差距多大，教育全国人说落后了，老百姓也就这么一听，并不当回事，大体上也就和笑话里两老农想象皇帝天天吃上等窝窝头差不多。我小时候就想过要是能天天吃苹果那日子不得美上天去？等眼界慢慢开了，心里越来越沉重。人家不是天天吃苹果，而是比你的钱多上百倍，最穷的人过的日子都是汽车洋房你都不敢指望（后来了解得更多，才知道发达国家也不是说得这么好，汽车洋房其实也不是什么好日子，而且还有很多比中国惨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思潮发展到极致，我记得是说印度有三亿“中产阶级”（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当时中国人有多么好骗）。这就开始瞎反思。
一反思，这才真正搞起改革了，就出大问题了。
（十四）大气候，小气候80年代前期，短短数年内，苏联三任最高领导人勃烈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得罗波夫相继去世。接着上台的是“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到是身体不错，到现在二十多年了也不太显老。这哥们那时才50出头，比现在的胡锦涛还要年轻好几岁，风头之健更是一时无两，1990年还捞了个诺贝尔和平奖。
本来在西方媒体上，社会主义国家这边的风头是邓小平占着的，1978和1985年两年都是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一个副总理访美比最高领导人规格不差。那段时间，老邓的面目很是奇怪，和美国人打得火热，各种合作项目很多。国内宣传面各种思想解放运动搞得很火。
后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一出来，才知道什么叫“思想开放”，全球都震惊了。中国虽然改革搞得早，但相比之下思想就太落后了，保守势力太强了。这时候，社会主义阵营终于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思想层面都是急剧变化。
这就是老邓后来说的“大气候”，当真是很有水平的观察。他说大气候的时候，苏东巨变还没有发生，所以说有水平。一场大气候下来，全球社会主义国家陆续经历巨大震荡，“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极大挫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观，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军事上没有失败，却在西方阵营的政治经济攻势之下全线溃败。各国共产党几乎全部丢失国家政权，剩中朝越古这四个难兄难弟。极端的如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甚至被拉出去毙了。
国际上是大气候，国内也免不了，就是“小气候”。结果很奇妙，中国思想界开始了真正的自我思考，形成了有底气的独特一套。后来的发展证明，还是中国这一套更有新意，是真正的“新思维”。
为什么最先搞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气候”中反而成了最“保守”的？这就可以看出中苏改革的根本不同了。如前所述，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探索”，是大规模的实验，并没有预先接受什么。连领导人在内，都是奇谈怪行层出不穷，象胡耀邦搞什么吃西餐，又拉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开大会情绪一激动就领头高呼口号。全国那时有一种啥也不懂，东看看西瞧瞧，什么都觉得新鲜的气氛。社会上的思潮那就没法说了，水平低到惨不忍睹的东西堂而皇之在中央电视台瞎播。一句话，就是不成熟，连“精英”在内，思想上都跟小孩子一样。还有保守派看不惯新事物，开大会骂娘的不少。整个感觉就是挺乱的。
但是乱归乱，其实就是那么些上层人物思想在乱。老邓做实验不是完全瞎来，不会把实验室都拆了。知道水平低，就很小心，经济实验就放几个特区，思想实验就让赵紫阳搞几个研究所。和美国那些合作，与其说是觉得美国思想先进，还不如说是多年来一直反苏的邓小平的抗苏行为。一般媒体宣传里还是四项基本原则等老八股，偶尔来个新思维。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新思维”教育。因为教育不发达，知识分子没多少人，工人农民不懂什么大道理，说民主自由好黄土文明不行，他们听不懂。
苏联东欧那可不一样了，他们是认真地在“思想”，不象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这么可笑。中国知识分子吃好喝好点先富一下就被收买了，也不启蒙了。但苏联知识分子是真的从内心鄙视物质的那一套，文化传统就是如此，写的小说都是厚砖头般的十分沉重，所以他们真搞起来就很可怕了。他们教育程度高，生活也好很多，吃饱了没事就思考大问题，咖啡馆里拉完了小提琴就弄个沙龙。全社会都有一定思索能力，民主自由的道理不仅听得懂，还能自己琢磨出不少东西。社会主义多少年看下来，好处都习惯了，对其弊端认识得特别深，批得特别准。公平地说，西方阵营和平演变火力没放过中国，但重点还是对着东欧苏联的，投入要多得多。中国这边弄个美国之音火了一阵子，但其实没啥特别成系统的和演计划，不是重点。
所以当“大气候”真正成了气候的时候，中国这里只是个“小气候”。知识分子自命不凡，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自觉得了风气之先思想启蒙了，就想当救国救民急先锋跳了出来。86年闹了一次，大学生上街了，往身后一看，没人了。所以说知识分子最狂热，特别是这种懂一点懂得不太多的，真是次次如此。真闹大，还得等社会上烦涨价烦官倒要反腐败，才拉上几百万人全国一通游行。
这时中国的乱子表面上是最大的，洋人眼都直了，摄像机直播子弹乱飞打死人，中国第一次全面占领全球主要媒体。但这次乱其实是个无根之乱，都不知道要乱啥子。学生们不知要干啥，只知道挺high的，上天安门住着还能参与历史。一会要改革反腐败与政府谈判，一会儿又游行支持共产党，连玩策略都很幼稚。老百姓也不知要干啥，就是觉得大学生爱国不容易，另外反对当官的。也是那时中国学生少，精贵得很，全社会当宝一样捧着，所以就任他们闹了好几个月。到后来，就等于成了这样的局面，学生也提不出什么要求，就是要在天安门住着玩，还一定要政府派大官来赔着玩。所以，这不是一次有计划的动乱，根本上大多数人是玩心很重的，热心参与者被知识分子的狂热性支配，内心里不把这当个多严肃的事。所以，把国家首都中心占了那么长时间居然理直气壮越玩越high。 后来，政府不让玩了，果然就没有学生玩了，可见当初学生们是真的在玩，不是在认真救国救民。相对的，旧社会的学生运动要真诚的多，国家真的是惨得很，内心的悲剧情绪是真的。假设以后日本又和中国打仗，中国政府又不抵抗了，我相信学生们就算明知有镇压也是会去游行的。但1989年显然不是这样的，有点子象文革刚闹的时候群众挺高兴的，并不是真的认为国家危急？
工人农民既然不懂民主自由的道理，又不是没饭吃，也就没有闹的动力。所以整个国家的乱也有限度，远比不上文革那种全社会停止运行搞批斗武斗？
但是苏联东欧是真的人心都乱了。戈尔巴乔夫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