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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语重心长地说，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当然应该重视，但一定要有科学的分析和科学的办法。重新回到过去的“杀富济贫”的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引起改革开放的倒退，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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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车子”、“房子”之路
“今天，看你做的这个退回一两包子的事我就放心了，以后你到社会上做事，我也放心了。”
——艾丰的父亲
有的人说，艾丰登高为富人疾呼，是因为他自己早已大富。还传说，他一场演讲收费多少，一个策划收费多少，现在已有存款多少……
对这些说法，艾丰只是苦笑，并不做认真的辩解。
也有更了解情况的知情人为他鸣不平，说：“凭艾老师对社会的贡献，他的个人价值远远没有体现。”
对此艾丰这样解释：“知识有两种，一种是阳光普照式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不会赚很多钱。太阳贡献这么大，谁给太阳付费？一种是烤电式的知识，贡献虽然小，但你有关节炎，来我这里烤电，你就要付费。在过去，我更多研究和拥有的是阳光普照式的知识，不能说社会亏待了我。”
研究一下艾丰的经历，用“富人”或“穷人”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都不那么准确，恐怕是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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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漂泊（1）
艾丰的童年，在漂泊中度过。
1938年4月15日，艾丰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爷爷属于“勤俭发家”的人，在当地混得不错，成了富农。但当地普遍很穷，所谓富者，日子也不是过得那么富。穷人吃红高粱，富人多吃一点白高粱，过年才能换一点玉米吃。艾丰的父亲年轻时就出去做小买卖，贩点小东西，到处流动，最后流落到北京，从事手工业，做皮帽、草帽一类，后来定的成分是独立劳动者。
漂泊，是艾丰幼年、童年到少年时代的人生主题。艾丰一岁的时候，跟着做小买卖的父亲漂泊到承德住过几年；后来生活陷入窘迫，又回到老家，而后又到唐山，最后来到北京，住在老北京的贫民区——天坛附近的龙须沟一带。那时，国家处于战乱年代，社会不安定，生意很难做，小本生意更难做，一家人一直在能否维持生计的边缘挣扎。上小学和上初中的时候，艾丰放学总要帮助家里干活。父母亲对他最大的要求不是念好书，而是放弃学业，回家当学徒。
◎艾丰三岁时与父母亲在一起。
家庭对艾丰最大的影响，是品格的传承。“吃亏是福的教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绝不占别人便宜。倘若不自觉占了人家便宜，便会相当痛苦，一定得设法挽回，这成为艾丰一种生活之中的本能。
“一两包子”的故事和父亲的一句话，永远镌刻在艾丰脑海里。
那是1960年，全国人民陷入极度贫困时期。一天，全家人凑了点钱，到一个包子铺去改善生活。要了四两粮票的包子，服务员却稀里糊涂上了五两包子。
艾丰一看：嘿，明明买的四两包子，怎么端上来五两包子？他把那个服务员叫来说：“你给错了。”让服务员把多出来的一两包子拿了回去。
现在看，一两包子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在当时，对于长期处于饥饿中的人来说，一两包子也是雪中送炭，太珍贵了！但他觉得，这个便宜，虽然是别人“送”的，自己也不能占。
事情过后，父亲对他说：“今天，看你做的这个退回一两包子的事我就放心了，以后你到社会上做事，我也放心了。”这句话艾丰一直牢记着。
“不占便宜，吃亏是福”的信念，就这样潜移默化融入他的血液。福兮祸兮？人生的得得失失，由此而产生。
1961年大学毕业，艾丰参加工作，第一年月薪46元，第二年工作转正后月薪56元。当时，大学生都是这个工资标准，也没有奖金一说。56元工资一直拿了16年，到1978年才第一次涨工资，涨到62元。
苦就苦在家庭负担。艾丰的父母是手工业者，工资很低，而且关键是他母亲身体不好，很早就退职了，一次性领取一点退职金，就完全靠儿子养老。艾丰每月工资56元，拦腰一刀，他自己用二十五六元钱来过活，将30元钱交给家里养活父母，哪里还能指望存款？
母亲节俭惯了，生活这样清苦，仍一分钱、一分钱地储蓄，储蓄了8年，到1969年艾丰结婚时，交给了儿子一个200元的存折。
不久，艾丰的生命之船，航行到最艰苦的一个阶段。
1971年，“文革”的烈火直接烧到了艾丰头上。以“反对毛主席”、“反林彪”、“反江青”、“反谢富治”、“反姚文元”、“为叛徒翻案”等罪名，艾丰被定为“重点审查对象”，要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被圈在农场，不许回家，挨批挨斗，从事惩罚式的重体力劳动……母亲又气又急，神经受刺激，得了牛皮癣。牛皮癣从一条胳膊发展到全身，所有头发都脱光了，全身上下，除了耳朵眼有一点点真正的皮肤之外，全都是牛皮癣。睡觉时，皮像鱼鳞似的一块一块地掉，白皙皙，到第二天起床可以扫一簸箕。皮肤一脱掉，底下就是流血的嫩肉，不停地淌着血水，发出怪味。这种病非常严重，有的人甚至会自杀。实在无法可想，艾丰就把她送到大佛寺中医医院。住院两个多月后，基本上把病情控制住了，却没钱交住院费，不能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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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漂泊（2）
母亲出不了院，急坏了艾丰，他没钱，就开始卖东西。那个时候，物资十分短缺，有专卖旧物品的地方，叫信托行，就等于旧货商店，可以把东西卖到那儿。虽然收购价很便宜，但是毕竟可以弄到钱啊！这样，艾丰就搜罗家里值钱的东西去卖，被子、大衣、皮袄……忍痛割爱，一来二去，几乎把所有能卖的东西全卖掉了。事后想起来，他最心疼的是一副眼镜。那副眼镜是他父亲年轻时候买的货真价实的水晶眼镜，即便是现在，花几千块钱也未必买得到，可在当时，这副水晶眼镜只卖了18元钱。七拼八凑，才把母亲接出了院。
1978年，粉碎“四人帮”，全国有了一次调工资的机会，但不是每个人都调，而是要评比，两三个人评一个，评上的才调一级工资。那次艾丰涨了6元钱，算是幸运的，月薪达到62元，后来，他考上了研究生，带工资念书。
总算跳过了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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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房子（1）
1981年，年届43岁的艾丰硕士毕业，天遂人愿，顺利分到了人民日报社记者部。但一进人民日报社就遇到个小周折。
记者部有一个规矩，刚分到报社的人，都得下基层去驻站，北京不留人。可是，艾丰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负担特别重。父母年老多病，靠儿子生活多年了，如果艾丰离开北京，父母就没人管了。但是，他如果不能驻站，人民日报社就不能接受他，读硕士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去留两难之时，记者部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商恺爱才心切，想了一个变通办法。他对艾丰说：“你可以留在记者部，但是你要当编辑，值夜班，给大家改改稿子、送送稿子。”
在报社待过的人都知道，大家都想做记者，不想当编辑，尤其不愿当夜班编辑，一来熬夜熬得苦，二来工作性质纯粹是为人做嫁衣，自己当不了“新郎官”。
艾丰一听有办法留下，立即回答：“行，那我就当编辑吧！”
进入人民日报社当编辑，值夜班，无论如何，得有个住的“窝”。说到“窝”，艾丰真是“窝囊透了”，而且“窝囊”了几十年，这也一直是让他“心痛”的地方。
由于原来的单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期不建、不分宿舍，结婚以后，他和爱人还有小孩，三个人一直挤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睡一张单人床加一块板，像“巢穴居”人，一天到晚，磕磕碰碰，转身都得小心。练就了这种挤住的“童子功”，艾丰当了记者后，深入农村采访，或参加“四清”运动，和农民“三同”时，与农民挤住一炕，或住在很简陋的房间里，他都蛮适应的，以宽绰而论，比在家里还算好多了。在此种条件下都能够安睡，所以艾丰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够倒下即睡，这使艾丰终身受益。的确，睡觉占了生命将近一半的时光，“能睡”的幸福，绝对要超过“能吃”和“能穿”的幸福。进入人民日报社，艾丰在单身宿舍分到了一个床位。一直到45岁，艾丰才分配到单元宿舍，还是三间房两家合住。
后来艾丰一直到当了经济部主任，还常常住在办公室里。一来是因为上夜班常常凌晨回家，怕吵得他夫人睡不着觉，二来是已经在办公室拾掇了一个角落，铺上被褥，便是大床，读书、看报、写东西，想干到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十分方便。久而久之，他养成了睡办公室的习惯。
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艾丰这一代人，提倡的是艰苦奋斗，至于个人的待遇，从来是羞于开口。1990年报社调房子，艾丰已经是经济部主任、编委，按理调房子是没有问题的。榜上虽然有名，但迟迟不给钥匙。艾丰当然也想调一下房子，却耻于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