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会进行过程中，艾丰十分激动。是的，“万里行”成功了，大家都感到高兴，但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指挥者，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外人并不能体会到的。后来他告诉别人，压力主要是两条：一条，批评不能发生偏差，这样锐利的武器，如果发生偏差，损失就会很大；另一条，这么多的尖锐的批评报道集中发表，会不会被认为不符合“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宣传方针。对这两条风险的担心，通过几个月的实践都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而且活动得到了全面充分的肯定，他怎么能够不激动呢？还有一种激动，那就是作为组委会主任，他感到在工作中各方面给予的有力的支持。于是，他打破既定的程序，要求即兴发言。
他说：“‘万里行’活动搞成功了，都说有一个组委会，组委会都说有一个组委会主任。我是出了一些力，但是，我要说，现在我有贪天之功、贪地之功、贪人之功的感觉。贪天之功，没有中央领导，没有各政府部门的支持，‘万里行’不可能搞起来；贪地之功，没有消费者如此热情的支持，没有众多企业的理解和支持，不可能有这样广泛的影响和好的效果；贪人之功，没有首都新闻界同仁们的通力合作，活动进展得不可能这样顺利。按我的级别、资历、水平，是没有资格指挥首都新闻界这样高层的大活动的，但是大家不计较这些，始终合作得很好、很愉快。这就是我现在的心里话，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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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中的总结（2）
会议结束之后，一位新华社记者对艾丰说：“总结会开得很好，但到你讲话之前，总还觉得缺点什么，你讲了之后，就不觉得缺什么了。”
在第一年活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根据上下一致的意见，原本作为一次性活动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变成了一个持续性的多年和常年开展的活动。组委会成了常设机构，国家经贸委和###成了它的主管机关。为了使组委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常设主体，1994年之后，又正式注册了一个国家级的社团——“中国质量万里行联合会”，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来开展活动：指挥每年的“万里行”活动时，称为“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日常开展活动称为“中国质量万里行联合会”。
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每年都安排一定的时间，集中开展“万里行”活动，直至今日。
“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创造了许多经验。主要有：
一、一些事关全局的大的工作，可以采取社会活动的方式加以推动。
二、确定活动内容时，要抓住“三重合”热点。即抓住政府关注、企业关注、百姓关注这三者关注重合之点。
三、这些活动可以采取新闻监督、群众监督和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使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
四、这些活动要采取“扶正祛邪”，两翼推进的方针。“万里行”的方针就是“打假治劣，扶优扬名”两翼推进。
五、舆论监督有极大的威力，符合实际的恰当的批评报道，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并不违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六、要把社会活动的效果通过法制建设、政府工作改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民族意识和人的素质的提升、中介组织作用的加强等落实下来。
这些经验今天已经广为普及，成为全社会的财富。
艾丰在回忆“万里行”活动的时候说，除了成绩之外，也留下了若干遗憾。由于受到体制的局限，“万里行”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工作没有很好地拧成一股绳，在机构上后来成了多头领导，影响到这个活动的进一步持续发展。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是留给后来人的课题了。
“增加农民收入”到“小城镇大战略”
“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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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在家乡河北玉田农村当过儿童团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又到塞外延庆参加“四清”运动当过工作组长，艾丰对农村和农民是熟悉的。
自从1983年4月专访费孝通教授，写了《小城镇是个大问题》，艾丰迷上了钻研新时期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至今，在这方面发表了10多万字的论述。其中，为中央决策层采纳的有“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产业化”、“小城镇大战略”等建言。
“增加农民收入”写入中央文件
艾丰对“三农”工作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较早提出“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1993年，中央筹备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主管部门希望《人民日报》就农业问题写一篇社论，任务落实到经济部撰写。艾丰感觉脑子比较空，写点陈词老调的概念化的东西，他不甘心。于是艾丰找来副主任吴长生，请他带几名记者，到全国农村去跑一圈，调查一下农村到底存在些什么问题，以便使即将要写的社论更贴近实际，更有针对性。
六名记者在下面跑了一个星期后回来汇报，说的大都是一些老情况。艾丰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了，有没有新鲜的？”
吴长生说，他在山东桓台县一个村口，碰见一位正在纳鞋底的老太太，就问：“老大娘，咱们农村缺什么呀？”老太太想也没想，一拍衣兜，说：“就缺钱！”
艾丰一听这话，眼前一下闪亮了。他说：“这太有意义了！行了，咱们这篇社论可以写了。这个老太太是最高明的经济学家，三个字就把中国的农村工作和整个经济工作的要害说清楚了。多年来我们只抓产量，而不抓收入。抓产量是计划经济，抓收入才是市场经济。‘就缺钱’，人家说得够清楚，一点都不含糊，而且非常简明。”
艾丰主持撰写了社论《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发表在1993年9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社论鲜明地提出：农民增收是农村工作的中心问题。“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是农村工作中一件处于中心位置的大事，而且是涉及党和政府各方面工作的一项综合性工程。”“保证农民收入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年年有所增加，是一件大事，它关系到党和农民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的巩固。”
有研究者指出，这是我国最早突出提出农民收入问题的文章。
1993年11月8日，艾丰又撰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让农民手里的钱多起来》。文章进一步指出，所谓增加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是增加现金收入。钱少，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在解决了温饱之后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也是农村各种矛盾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现。
1994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本年度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了本年度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特别强调了需要立即着重抓好的几项工作：一是保证粮、棉、油和“菜篮子”的生产和供应；二是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及时处理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四是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94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把“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促进今年农民收入有较大的增长”列为重点工作。
艾丰的这两篇文章，明确要求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点到了我国农村工作的要害。“增加农民收入”成为时代的流行语。
值得一提的是，社论《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谈到：“农村是广阔的市场，农民是工业品最大的主顾，农村购买力的变化，将影响到工业市场的兴旺，进而影响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不仅对农民生活的改善、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而且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对国民经济全局，对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表明，艾丰已经充分注意到“二元结构”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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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农业产业化”（1）
艾丰对“三农”的第二个大贡献，是较早总结、提升和推广“农业产业化”这一农村改革发展中的新生事物。
“农业产业化，同包产到户一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艾丰对笔者说过，“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我所做的工作是总结、提升和推广。山东潍坊每年四月召开国际风筝节，从1994年开始，在风筝节期间，都由《人民日报》经济部、《求是》杂志经济部和潍坊市委
市政府联合召开某一个主题的论坛。1995年论坛的主题就是‘农业产业化’。会上介绍了当地实施农业产业化的情况和经验。我觉得农业
产业化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在全国作为农村工作一个基本战略提出来并加以推广的必要。会后又和经济部的一个同志做了深入的
调查，回来后写了三篇报道，并用心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就叫做《论农业产业化》，这篇社论经中央审定以后发表了。”
这个举动，影响很大。农业专家丁力在最近所作《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历程、理论与政策》演讲中评价：“当时浙江、广东等省都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有了产业化的实践，在理论和政策上有些探索，但其中山东的理论概括比较早，提出农业产业化的概念。《人民日报》的艾丰等同志到山东调查，和山东同志一起提炼观点，发表社论，把这个概念推广到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论农业产业化》的社论和相关的三篇报道，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创造出了中国农业历史上最为耀眼的辉煌，但此后农业发展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风顺船轻。1984年农业大丰收，却引发了影响久远的“仓容危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