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跟他到设在家里的那间办公室去找一些文件的。在那儿，她第一次看见了他的妻子，一个丰满的金发碧眼的女人，叫希尔维亚。她穿着一条花哨的汽球一样的丝绸裤子，像个土耳其的肚皮女郎。她带苏菲参观屋子，这是苏菲到美国后踏进的第一个家。那正是正午时分，无处不在的玻璃纱在发红的阳光下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色彩，整个房间让人感觉像个半透明的坟墓；一个手持弓箭的小爱神在红色的钢琴上裂嘴傻笑着；椅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包装盒，透明塑料上反射着太阳光；浴室里的瓷器乌黑锃亮。后来，坐在前门印上姓名开头字母的卡迪拉克车上，苏菲看着医师使用车载电话。这令她惊讶无比。在当时，这种电话还只是一种试验性的产品，但在布兰克斯托克手上，便成了他表达爱意的非凡工具。以至她很久以后还记得他那次与圣阿本家中的通话，至少记得其中的一部分：“茜儿甜心，我是海密，你听得清楚吗？我爱你，宝贝。吻你，亲爱的。我们现在正在自由大道，正在经过海湾公墓。我爱你，亲爱的。送你一个吻！咂！咂！我几分钟后就回家，甜心。”一会儿又说：“茜儿亲爱的，是我，海密。我爱你，宝贝儿。现在我已开到林顿大街和尤迪卡大道的交叉路口。这儿正塞车！吻你，亲爱的。咂！咂！我吻你一千次。什么？你要去纽约商店买东西，给海密买些漂亮的衣服？我美丽的心肝儿，我爱你，亲爱的。噢，亲爱的，我忘了，你开那辆克莱斯勒去，别克的油箱裂了。好了，我说完了，宝贝儿。”然后他瞟了苏菲一眼，用手抚弄着话筒说：“多么惊人的通讯工具！”布兰克斯托克确实是个幸福的人，他爱希尔维亚胜过自己的生命。有一次他告诉苏菲，除了没有孩子这个遗憾之外，他是世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正如在适当的时候将会看见的那样，苏菲在那年夏天对我说了许多谎话。知道这一点对整个故事非常重要。也许我应该说她在逃避某些东西，而为了能保持内心的平静，或者说为了保持头脑的清醒，她那时的确有必要这样做。我当然不会责怪她，因为从事后我才认识到的某些原因来看，她的谎话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她对克拉科夫的早期生活的描述，我曾尽量搜寻我的记忆，将她的叙述准确地加以转达。我敢肯定大部分都是真的，但有一两处谎话，还有一些关键点是空白。这些最终都会弄清楚的。事实上，回过头去重读我写下的这些东西，我注意到，在苏菲与内森那次可怕的争吵瀑发后，她曾绝望地看着我，说内森是她丈夫以外惟一的男人。尽管这并不重要，但终究不是真实的（很久以后她向我承认说，在丈夫被纳粹枪杀后，她在华沙曾有过一个情人——这是实话）。我提起这件事并非出于对绝对诚实的要求，而是想借此指出苏菲对性这个问题的谨慎态度，这也是她想对医师讲她那可怕的身体不适时感到那么难以启口的原因。她想那病痛是因在地铁遭受的淫奸所致。
她一直为要不要说出她的秘密而辗转不安，即使是告诉布兰克斯托克这样一个医生，更何况他还是她能够吐露心事的人。从孩提时候起，苏菲就是一个波兰天主教徒，在清教徒的约束中长大，对性的压抑和禁忌如同任何一个亚拉巴马教的Chu女一样坚定。而在经历了长达两年之久的集中营里的一切残暴事件，以及每日赤身裸体的非人生活之后，对苏菲来说，性早已退化成一种污秽（她后来告诉我，是内森的开放、热情让她产生了性冲动，而此前她连做梦也想不到她会拥有这些）。所以这事让她觉得丑恶无比，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被玷污感超过了此前的一切羞辱。再加上那种畸形的强暴方式，更让她感到无以言状的羞耻。她窘迫之极，几乎无法向医师讲出这件事。她是那么孤独无助。
但终于，在又一次去圣阿本街时，坐在卡迪拉克车上，她用生硬、正式的波兰语向他说出了她对身体的担心，她的衰弱，她腿上的疼痛，以及流血不止等等，最后，几乎像讲悄悄话似的，她说出了地铁里发生的事。正如她所预料的，布兰克斯托克并没有马上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停了一会儿，她吞吞吐吐地加以解释，总算让他明白，那动作不是以一种普通方式完成的，但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导致的远不是厌恶和心灵的伤害。“医生，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她小声地用英语说，“甚至更为恶劣。”她说着，眼泪涌了出来。他能明白她的意思吗？“你是说，”他打断她，“用手指？他没用他的……”他识趣地打住了，没有继续往下说。因为涉及到性的话题，布兰克斯托克并不是一个粗俗的人。等苏菲又一次证实她所讲的一切后，他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她，十分痛苦地咕哝着：“噢，多么丑恶的世界。”
这一切的结果是，医师很快明白她所遭受的暴行，并认为这种不同寻常的摧残完全可能引起那些症状，尤其是大量出血。他诊断的结果是，她在骨盆处的损伤导致骶椎轻微错位，但这个问题不可轻视，因为这可能导致第五腰椎神经或第一骶骨神经受到压迫，也许两个部位同时受到压迫；而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会直接导致食欲不振、疲乏和骨骼疼痛等等症状。严重出血则是另外的症状。他告诉苏菲，很明显，她需要接受一个疗程的脊椎按摩治疗，以恢复正常神经功能，让她重获“丰润的健康”。甚至对苏菲并不老练的耳朵来说，这说法也显得十分动听。医师向她保证说，只需经过两个星期的按摩治疗，她便会恢复得很好；而且，她差不多已是他的亲戚，他不会收她一分钱的。为了让她高兴起来，他非要让苏菲看他变一个最新学来的戏法：手里抓着一束五颜六色的丝巾，往空中一抛便消失不见了，然后马上变成一串微型美国国旗，在他从嘴里拉出的一根线上慢慢展开。不管怎样，苏菲还能发出笑声，但同时她却觉得沮丧难受之极，以至于她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
内森有一次曾说，他和苏菲的相遇就像电影情节，是那种“戏剧性的邂逅”。他是想说，他们不像一般人在学校、办公室或社区之类的常见环境中结识，比如青梅竹马、邻居、同学或同事，而是像好莱坞白日梦中的那些陌生男女一样，在非常偶然、十分愉快的气氛中相遇，从第一眼偶然的相望中，他们的命运便就此交织在一起。比如约翰·加菲尔德和娜拉·泰勒，从他们在路边咖啡店相遇的那一瞬间，便注定了他们不幸的命运；威廉·鲍威尔和嘉洛丽·兰巴德的相遇更为离奇，在珠宝店里，他们的手和膝盖在取一枚钻石时无意间碰到了一起。但苏菲却把他们的相遇归之于按摩治疗的失败。她后来想，如果布兰克斯托克的治疗以及他那年轻助手斯莫尔·凯茨（下班后病人太多时他会留下帮忙）的护理奏效的话，如果那根手指引起的骶椎错位和第五腰椎神经受压在经达两周的捶击、牵引和敲击后能产生令人欣慰的奇效的疾，只会发生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
如果这样的话，她永远不会遇上内森。决不会的！但问题是，在经过所有这些刚劲有力的按摩治疗后，她觉得情况更糟了。这让她十分恐慌。明知道这会挫伤医师的自尊心，她还是鼓足勇气告诉他，她的那些症状一点也未消退，相反还越来越厉害。“可是，我亲爱的姑娘，”布兰克斯托克叫起来，一边摇着头，“你已经在好转了！”苏菲尽量不让自己说什么。整整两周过去了，她很不情愿地向医生提议说，她需要一次真正的医学诊断。听了这话，这位性情温和、宽厚仁慈的医师突然勃然大怒，苏菲从未见他生这么大的气。“你要找一个医生？他们只会骗你的钱！我亲爱的姑娘，你直接找兽医得了！”更让她着急的是，他马上建议她接受电激器的治疗。这是一种新研制出来的结构复杂的治疗仪，形状像一台小型电冰箱，里面有许多导线和仪表，据说可以用来重新排列脊椎骨的细胞组织。这东西是他刚刚从俄亥俄还是爱荷华（她总是把这两个词搞混）的一个按摩疗法总部买来的。“花了大价钱的。”他说。这给苏菲的英语词汇增添了一个地道的英文词。
在准备接受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电子仪器治疗的前一天早上，她醒来时感到特别虚弱，不舒服的感觉比以前强多了。那天正好是休息日，于是她迷迷糊糊地一直睡到中午时分，醒来时已差不多十二点了。她后来清楚地记得，在那天昏昏沉沉的半梦半醒中，遥远的克拉科夫和布兰克斯托克笑容可掬的脸以及那双工匠一般的按摩师的手神秘地缠在一起，与她那神情严肃、令人生畏的父亲一起在梦里纠缠着她。父亲穿着衣领浆得很硬的衬衣和那件满是雪茄烟味的羊毛外套，戴着椭圆形的无框眼镜，一付学者派头。他用德语训斥着她，腔调与她从小听惯了的一样沉闷。他好像在警告她什么？他很关心她的病吗？但当她挣扎着醒来时，他的话像泡沫一样从她脑海中消失了，只留下那幽灵般的身影，严肃，冷漠，甚至有些令人恐惧。最后，主要是想要抛开那无所不在的幻象，她强迫自己下了床，去面对风和日丽、生机勃勃的美丽夏日。她的腿软弱无力。她意识到她又没有食欲，吃不下任何东西了。她早就知道自己十分苍白，但那天早上在浴室镜子里一照，着实吓了她一跳，一下子感到一阵难过：那张毫无生气的脸，惨白得像她在意大利教堂的地下墓｜穴中看到的那些古代教士们白森森的头骨。
一阵彻骨的颤栗传遍她的全身，浸透了每根骨头，一直到那毫无血色、瘦骨嶙峋的十指尖。她的心一下子凉透了，有些喘不过气来。她赶紧闭上眼睛，不敢再看。她深信自己就要死了，而且还知道这病的名字。她想，我得了白血病，我就要死了，就像我的表兄泰德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