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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倾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冉有说：“现在的颛臾城墙坚固，而且离费邑很近。如果不把它夺取过来，将来一定会成为子孙的祸患。”孔子说：“冉求，君子痛恨不老实说自己‘想要’而偏去找借口的行为。我听说，对于诸侯和有封地的大夫，不担心贫穷，而担心财富分配不公平；不担心人口少，而担心人们不能和睦相处；不担心国家会倾覆，而担心民心不能安定。因为财富平均就无所谓贫穷，大家和睦就不会感到人口少，安定了也就没有倾覆的危险了。治理国家要象这样，如果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就用仁义、礼乐招徕他们。他们一旦归附了，就让他们安心住下去。现在，仲由和冉求你们两个人辅助季氏，远方的人不归服，却不能修文德招徕他们，国家四分五裂，你们不能保全，反而暗中策划在国内用兵。我只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是在自己的内部呢！”
《论语》原文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对照后文，应为：“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倾而患不安”。萧墙是指照壁、屏风。古代臣见君，至屏风而肃静，“肃”、“萧”古字通，故称萧墙。萧墙之内意指宫廷或国家内部。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指贫富差距太大，特权阶层的出现，必然激发社会矛盾，造成诸多社会问题。不少人批评广州、深圳的社会治安较差，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贫富差距太大，造成人心失衡，铤而走险的人就越来越多。当然，治安状况也与警察的效率、政府的有效管理有很大关系。据已铲除的广州火车站“背包党”交代，他们也曾想在北京、上海“开分堂”，但因为那里“管理严”而无法实施。社会的分配不均会出现问题，某个“系统”的分配不均也会出现问题。如果每个县长都拿2000元一个月的工资，那不要紧，嫌钱少的可以不干嘛。可问题是有一些县长通过贪赃枉法，“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了，其他县长心理就不平衡了。所以“养廉”靠的不仅是高薪，而更重要的是“均”——权利与义务、贡献与回报的公平公正，这才是上下归服的力量，不可简单理解为一刀切的平均主义。做到了“均”，人心的邪念、贪欲就不容易生起，否则欲壑难填，多少钱才能养出一个“廉”来？
“祸在萧墙之内”其实是孔子指出的一个普遍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强大王朝的覆灭，其主导力量都是来自内部。内忧方有外患，屋漏偏逢连夜雨，于是摧枯拉朽一时倾覆。如《红楼梦》里探春说的：“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前苏联没有败在美国人手里，却自己瓦解了。现在的美国可谓强大了吧，将来恐怕也难免败落于同样的规律。《孟子·离娄》中说孔子有言：“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孔子说，你冉有把精力花在滥用武力征伐，对国内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却没有及时解决，将来要尝苦果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讲到底还是比国内的发展和稳定。内政好了，民心所向，颛臾城墙再坚固，也不能撼动鲁国。相反，今天就算打下颛臾，来日子孙内政不修，仍是守不住家业。
文德指得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就中国来说，文指的是儒、佛、道及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整个中国文化的系统。德则是在这种文化系统教育下所形成的谦虚、勤奋、忠信、节约等的美德，这些是国家内治、外交最强大的力量。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尚人格的民族将无法立足于民族之林。”高尚的人格就是源于文化和教育而来。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教授在和日本池田先生谈话的时说：“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依靠中国的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他还指出：“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会议的议题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的确，今天世界之乱，乱在人心，霸权征伐已是强弩之末，惟有教育和文德能改变现状，而中国便拥有一流的教材和老师。所以，世界未来的希望必定在东方。
从深层上看，孔子、孟子之所以不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君主，实在是因为孔孟之学超越了普通小的“家、国”的层面，上升到了人性教育及“天下”和谐的角度。所以自汉以下儒术才得以推崇，因为汉代的中国才真正具备了“王天下”的能力：国家统一，经济、科技、文化和军事都空前强大，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而今天世界的格局，又是一个仁德“王天下”的起步阶段，“和谐世界”人所向往，是必然的趋势，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审思儒家思想有着非常重大、积极的意义。
《三国演义》开篇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可我说，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分裂过。因为中国的文化没有被破坏，就如各民族的血脉相连，始终还能融合凝聚，不会永久分裂。春秋时期中国有一百多个国家，但各国之间交流频繁，人员也可以经常流动。司马迁就说他的先祖“世典周史”，后来“适晋”，接着“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另外，春秋各国人民始终认同“炎黄”祖先以及“中国人”的身份。如此等待时势、英雄，便能重新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王朝，这便是“文德”挽救乱世的功劳。春秋战国时期分裂、战乱长达五百年，但是此后的中国统一成为常态，分裂属于变态而且时间越来越短暂，这其实都大大得利于儒家“王天下”的思想传承，与中华文化的统一性是密不可分的。统一的文化便形成统一的思想、统一的心行，疆土虽裂而人心思归，这是其他任何力量都做不到的。所以有儒家思想在，有佛、道和诸子百家思想的传承在，台湾统一是迟早的问题，因为大家的血脉相连，文化的根是一个。
中国的政治家向来有弃私利而全国利，弃小利而保国运常青的胆识与魄力。圣贤的教育、希圣希贤的志愿使他们成为中国的脊梁，这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大相异趣。如布袋和尚著名的《插秧诗》所言：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首诗蕴涵了丰富的哲理，把有为和无为、私利和国利阐述得多么有意境！那些吵吵闹闹图自己名利的政客们，真应该好好看看这首诗，能为国家和平统一、繁荣稳定退一小步，却可利益整个国家和民族，何乐而不为呢！
正是基于“文德”对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作用，历代圣贤之人，都懂得努力弘扬中华文化，而不是盲目数典忘祖、妄加毁谤先人的智慧。要知道后人之视今，犹今人之视昔。如果我们希望子孙后代能基于前人的努力而更上层楼，那我们就应该为子孙后代做个榜样，将中华五千年的优秀文化整理流传，并兼容并蓄、与时俱进，为后代提供充足的智慧食粮，助中国开万世之太平。
“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段话值得我们去深刻体会。象冉有那样权衡一时利弊而轻举战事的人，只能属于战略家或者野心家，而孔子勤修内政，广修文德的做法，才算是真正政治家的视野和胸怀。如《孟子·公孙丑下》所言：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作战的关键，确如孟子所言，应“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则每战必胜。周武王之胜纣、项羽之胜秦，以少胜多，是因为人心向背不同。曾国藩战太平军前败而后胜，是因为洪秀全已由开始时“天下之所顺”变成了后来的“亲戚之所畔”。可见，兴仁义之师，以文德服人才是国家统一、繁荣昌盛的根本之计。战争不得已要打，还应着眼于全局，武事文备，攻心为上。以有道攻无道，乃合天时、地利、人和也，焉有不胜之理。所以，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摆在首位的仍是内政与文德，内政稳而天下定，文德修而国运昌。
『2』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说：“天下政治清明的时候，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都由天子来决定。天下政治黑暗的时候，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由诸侯作主决定。由诸侯作主决定，大概经过十代很少有不垮台的；由大夫决定，经过五代很少有不垮台的；由培臣执掌国家政权，经过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