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和真伪，研究者也多有辨论；至于《孝经》
每一章的题目，分歧也不少。多数人认为是南朝皇甫侃标定，如归有光说：
“其章名，乃梁博士皇甫侃之所标，非汉时之所传”（《孝经叙录序》）。
也有人不同意此说，认为：“《抱朴子·仁明篇》：唐尧以钦明冠典，仲尼
以明义首篇。是《孝经》本有章名也”（桂文燦 《孝经集解》）；此外，还
有今文、古文之争等等。这些争议孰是孰非，暂且不提，其本身足见研究者
对《孝经》的关注，这也是《孝经》对后世产生影响的一种表现。
在《孝经》研究中，朱熹是一位有魄力的人。他把传统的《孝经》分为
经和传两个部分，从而彻底打破汉代以来《孝经》的编排次序。他认为经（包
括《孝经》的《开宗明义章》至《庶人章》）是《孝经》的经文，而传（《三
才章》以下各章）则是后世儒者的解经文字。而且还删去原经中的二百多字。
朱熹重新编定的《孝经》就是《孝经刊误》。此书一出，对《孝经》学震动
颇大，后世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为，“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
及此” （陈振孙语）。从此以后，原本《孝经》的经典地位在一些人心目中
不复存在。
从汉代到民国，有关 《孝经》的研究性著作多达四百余种，其影响可见
一斑。
《孝经》不仅对汉族人有影响，而且还对一些少数民族如鲜卑、高昌、
西夏、女真、蒙古等产生过影响。在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无论是官
方学校还是上层社会，都曾传授过《孝经》。此外，早在唐朝，《孝经》就
传到了朝鲜、日本。清朝末年， 《孝经》又有了英、意等文本，传播于欧美
地区。其中，以日本对《孝经》的研究最为充分（见陈铁凡《孝经学源流》）。
时至今日，《孝经》已不再有经典的神圣光环，但它作为产生过巨大影
响的古籍，仍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已经过
去的时代，而且可以从中提炼积极的成份，用于发扬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