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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税从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带来的银元加一征收。前文说过，一条像蓝旗国首次到港的二等外洋船，带来的银元之数，就合纹银八万两之多；而更大些的船，所带的银元要合到十四五万两。平均说来，每条外洋船带来用于购买货物的银元当在十一二万两左右。这样一笔巨大的数目，一下子要上交百分之十，影响十分巨大。
番银加一征收，名曰“缴送”，对洋人大班来说，实在是官府对外洋船的巧取豪夺，忍无可忍。所以外洋船的大班们也和广州的上下官吏一样，对杨文乾恨之入骨。雍正四年开始，洋人抵制这个“加一征收”税的行动就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凡是能够告状伸冤的机会，从不放过。雍正四年开始，在企图扳倒杨文乾的浪潮中，洋人大班们也出了一份大力。
官吏和洋人对杨文乾切齿痛恨，洋货行的行商们夹在中间，日子也并不好过。本来和外洋船之贸易，用红包进行润滑，效果很好。虽然粤海关税银收入很少，但是贸易上却有行云流水之感，十分顺畅，外洋到港之船，也逐年增多。大清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并不过于关心外洋船贸易事务。家人敲诈勒索来的银子，兴许也少不得先给海部大人奉上，这海部大人也乐得在一年的任期当中，眼开眼闭，顺便捞上一票。偏偏这个对皇上忠心不二的杨文乾，弄出了这些要命的名堂。
眼下官吏上下和外洋大班两相怨气冲天，中间没有任何润滑剂的作用，摩擦起来，倒霉的肯定是行商。因为收缴这新设之税银，责任就落在行商的头上。外洋大班如果不肯缴纳，行商就要给拉到衙门吃苦头，轻则痛骂，重则拿老大的竹板子打屁股。至于六家“行头”之外的其他洋货行，痛恨杨文乾的心思，必定也不小于官吏等人。所以大多数行商们，也和官吏、洋人大班站在一起，反对杨文乾的改革。
杨文乾得到雍正皇帝的支持，却暴病身亡
广州官民和外洋大班一致要扳倒杨文乾，
却说雍正四年始，广州城内外，一片要扳倒杨文乾的呼声。如此到第二年，杨文乾就有点顶不住了。年初的时候，杨文乾找了一个借口，上疏向皇上请假，回籍葬父。乞假葬父，当然是个借口，因为其父杨宗仁在杨文乾当上广东巡抚不久就得病身亡，上谕杨文乾在任守制。《清史稿•；列传七十九•；杨宗仁子文乾》。在任守制，自然也不用再有葬父之举。事隔将近两年之后，却乞假葬父，当是吃不消这官民上下的切齿痛恨，暂避锋芒。
杨文乾虽然暂时避开了是非之地，但是广州官民要扳倒杨文乾的决心并没有动摇：杨文乾请假期间，广州的众人罗织好杨文乾的罪名，居然说动了福建巡抚常赉出面，向雍正皇帝狠狠地参了他一本。奏折上说，杨文乾设了六家专门的洋货行为“行头”，私下得银二十余万；贪污粤海关羡余银五万余两；放纵绸缎出洋，得银万余；番银加一征收，得银四万余两；选外洋船上的奇巧之物入署，让“行头”代卖，又得银二万余两，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不能不让雍正皇帝重视起来。
这一本，参得的确厉害：贪墨的总数加起来，达三十多万两银子，超过粤海关当时一年的关税收入数倍之多。如果所参属实，杨文乾的脑袋必定不保。但是雍正皇帝对杨文乾十分信任，收到这样的奏折，一不派钦差调查落实，二不下旨查办，居然只是上谕把杨文乾臭骂了一顿，“令愧悔痛改”。如此而已。
皇上这样处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多少有点不伦不类。可见雍正皇帝对广州的情况，十分了解，甚至有可能是他出的主意，却让忠心不二的杨文乾来担这么一个恶名。把杨文乾臭骂一顿，也是安慰一下广州城的官民而已，该收的规礼和缴送，一文不少，还是照收不误。终雍正一朝，对外洋船带来的番银加一征收，都没有废止，却在乾隆元年，由乾隆皇帝下旨罢收。可见这件事情，多少和雍正皇帝有直接关系，也有可能是君臣联手，演出的一场双簧戏。
却说皇上把杨文乾骂了一顿以后，又立即委派他到福建当钦差大臣，查办仓库亏空之事。参奏杨文乾的福建巡抚常赉，调任广东巡抚，去接手广州城内外的这个烫手山芋。杨文乾对于查办仓库亏空之类的事情，想来是拿手好戏，未几就有了结果。皇上又把杨文乾大大地表扬了一番，说他是“秉公无瞻顾”云云。前后对照起来，这等于是把上回骂他的时候，丢的面子给找回来了。
皇上和杨文乾演双簧，或者是对他特别信任，让广州城内外的官民，好生失望。但是皇上也知道，杨文乾和其他官员的关系，已经恶劣到了极点。前任广东总督孔毓珣，后任两广总督阿克敦，都和杨文乾格格不入，双方递上了大量奏折，互相攻讦。广州城里凡是有资格给皇上写奏折的，都将参奏杨文乾的奏折，雪花似的寄往朝廷。事隔两年之后，余波未尽。
雍正六年，杨文乾应召到北京，据说是向皇上和满朝文武解释他在广州的政策。为了有效地为自己辩护，杨文乾带了六家“行头”之一，如升行的行商，大概是有过功名的大官Quiqua，同上北京。想来杨文乾在朝堂之上是滔滔不绝，把自己的改革措施等等，说得滴水不漏，何况带来了有力的人证。这样一来，皇上自然是龙心大悦也。
皇上的龙心大悦，很是表现在实处：上谕常赉仍回福建当他的福建巡抚，重新让杨文乾回广州当巡抚兼粤海关监督。这下可是给足了杨文乾的面子。杨文乾凯旋而归，更加是腰板挺拔，无所不管：他一边巩固他的改革成果，一边继续和同僚争斗不休。同年，杨文乾参奏两广总督阿克敦勒索暹罗商船规礼，广东布政使官达纵幕客纳贿等等，结果这两个人到反而被他扳倒。两个人都丢了官不说，雍正皇帝还指示前广东总督孔毓珣，会同杨文乾进行彻底调查。
然而，孔毓珣还没有到广州，杨文乾却突然暴病身亡，死在了任上，也算是为大清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隔三百年，到底是怎么死的，也不得其详，想来也不至于是被海关的胥役毒杀的。这且不说，皇上失去了一位能员干将，多少也有点悲切之情，上谕赐祭葬，也就是皇上派官员前来致祭，读一篇翰林院学士做的呜呼哀哉，伏维尚飨的文章，表示哀悼。有清一代，这也算是当官的死后殊荣之一。
祖秉圭出任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
巡抚出身的，有专折密奏之权
杨文乾的事迹，本来是雍正三年至六年的事情，但是讲到雍正十年的故事，却一定要交代杨文乾的事迹。杨文乾的三项改革，对雍正十年的故事影响甚大不说，他在广州闹得翻天，一省甚至数省官员对他怒不可遏，加上他带着行商到北京解释前因后果，使得皇上和朝中的大臣们对广州的外洋贸易，益发地重视起来。杨文乾的暴病身亡，却引出了一个人物，乃是雍正十年这个故事中的主角，继杨文乾之后任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的祖秉圭。
祖秉圭出身是汉军镶黄旗的包衣奴才。雍正初年，算是满洲青年当中，相当有培养前途的下一代才俊。雍正皇帝大概是非常喜欢青年祖秉圭的，两年之内，就把他从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迁道台，一直提拔到正三品的安徽按察使，连升四级，可谓神速。祖秉圭上折谢恩，雍正皇帝在他的奏本上批了许多诚恳殷切的话，完全把他当作自己的子弟，加意培养。在祖秉圭的谢恩奏折后面，雍正批道：“受破格知遇之恩，当思出色之报，天经地义。 君臣之分且莫论，即常人受惠负恩尤招恶报，何况国恩乎？今已用你按察司员，竭力勉为之。少有悖恩放纵，祸不旋踵。”又借年羹尧的例子，戒之曰：“年羹尧、傅鼐朕尚执法不惜，何况尔等乎？勉之！慎之！真诚做好官之外，余无良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皇帝御批真迹》，西苑出版社1995年版。想来彼时年羹尧案新出不久，雍正皇帝很希望培养一些自己的心腹爱臣，祖秉圭当是上好人选。
祖秉圭的官运实在亨通，按察使没当多久，又迁布政使，当上了从二品的大员；雍正五年十月，任贵州巡抚，同年十二月改任广西巡抚，终于成了权重位高，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雍正皇帝加意提拔祖秉圭的意图非常明显，祖秉圭从知县当到巡抚，只有三四年的时间，如此升官之法，多少也有些出人意外。
祖秉圭自己，大抵也有点吃不透圣上的意思，多少有点骄傲起来了。从十月到十二月，贵州巡抚只当了两个月，就出了纰漏：当时贵州苗民造反，皇上知道祖秉圭不会打仗，所以委了祖秉圭贵州巡抚不久，急忙调了会打仗的张广泗任贵州巡抚，由贵州提督、名将杨天纵提兵平叛。张广泗还没有到任，祖秉圭在教场阅兵，放出话来，说要尽剿诸苗。苗民一听官军要尽剿，纷纷殊死抵抗。
朝廷对于苗民的政策，向来是抚剿并用，连哄带骗，只求苗民不造反，就万事大吉。祖秉圭刚刚当上封疆大吏，要抖一下威风。但是他几年之前还是一个七品芝麻官，重大国策，想来是不懂的。他这一抖威风，在熟知苗务的将军杨天纵眼里，纯属是“不谙事机”，或者说是添乱，苗民殊死抵抗，就要发大兵征剿，兴师动众，朝廷不知要花费多少银子。
杨天纵忙于兵务，和张广泗一起终于平定了苗疆。这时候，祖秉圭在广西巡抚任上已经一年有余。但是苗疆平定，杨天纵却翻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