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笼罩着香烟味儿的小房间，呼吸就真的变得不畅，眼睛就开始作痛。而这类活生生的文章并不是谁都能写出来的。你的文章中有自然而然的流势，就像文章本身在呼吸在动一样。只是眼下还没有浑融无间地连成一体，大可不必合上钢琴盖。”
堇沉默了十五至二十秒。“不是安慰，不是仅仅鼓励什么的？”
“不是安慰不是鼓励，是显而易见的强有力的事实。”
“一如伏尔塔瓦河？”
“一如伏尔塔瓦河。”
“谢谢。”
“不客气。”我说。 “你这人，有时候还真亲切得不得了，就像圣诞节和暑假和刚出生的小狗仔遇在一起似的。” 我又支支吾吾地道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来受人夸奖的时候我总是这样。
“偶尔我心里犯嘀咕，”堇说，“你不久也要同某个地地道道的女人结婚，把我忘得干干净净的。那一来，我半夜可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打电话了。是吧？”
“有话光天化日下打嘛。”
“白天不行的。你还什么都不明白啊！”
“你才什么都不明白。世上绝大多数人都在太阳下劳动，半夜里熄灯睡觉。”我抗议道。但这抗议听起来颇有在南瓜地正中央小声自言自语的牧歌韵昧。
“最近报纸上报道来着，”堇压根儿没理会我的发言，“喜欢同性恋的女性，一出生耳朵里一块骨头的形状就同一般女性的有着决定性差异。骨头很小，名称挺不好记的。就是说，同性恋不是后天倾向，而是遗传性质。是美国医生发现的。他出于什么缘由搞这项研究自然不好判断，但不管怎样，那以来我就开始耿耿于怀了，总琢磨耳朵里那块惹是生非的骨头，琢磨我那块骨头是什么形状。” 我不知说什么合适，遂默不作声。广大无边的平底锅里洒上新油时那样的沉默持续好一 阵子。 我开口道：“你在敏身上感觉到的是性欲这点不会有错？” “百分之百没错。”堇说，“一到她面前，耳朵里的骨头就咔咔作响，像用薄贝壳做的 风铃。而且有一股想被她紧紧搂抱的欲望，想把一切都交付给她。如果说这不是性欲的话， 我血管里流淌的就是番茄汁。”
我“唔”了一声。无法回答。
“这么一想，以前好多问题就不难得出答案为什么我对同男孩做爱没兴致啦，为什么毫无感觉啦，为什么老是觉得自己和别人哪里不一样啦……”
“谈一点意见可以吗？”我问。
“当然可以。”
“以我的经验而言，过于顺利地解释一切道理也好理论也好其中必有陷阱。有一个人说过，如果用一本书就能解释，那么还是不解释为好。我想说的是：最好不要太急于扑到结论上去。”
“记住就是。”堇说罢挂断电话，挂得未免唐突。
我在脑海中推出堇放回听筒走出电话亭的情景。钟的时针指在三时半。我去厨房喝了杯水，折回床上闭上眼睛。但睡意迟迟不来。拉开窗帘，白光光的月如懂事的孤儿一般不声不 响地浮在夜空。看来怎么也睡不成了。我新做了杯浓咖啡，把椅子移到窗边坐下，吃了几片夹有奶酪的咸饼干，然后一边看书一边等待黎明的到来。
简单谈谈我自己吧。
当然，这是堇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但既然通过我的眼睛来讲堇这个人、讲堇的故事，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说一下我是谁就是必要的了。
问题是，在准备谈自己的时候，我每每陷入轻度的困惑之中，每每被“自己是什么”这一命题所附带的古典式悖论拖住后腿。亦即，就纯粹的信息量而言，能比我更多地谈我的人这个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在谈自己自身的时候，被谈的自己势必被作为谈者的我被我的价值观、感觉的尺度、作为观察者的能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现实利害关系所取舍所筛选所限定所分割。果真如此，被谈的“我”的形象又能有多少客观真实性呢？对此我非常放心不下，向来放心不下。
但是，世间大多数人看上去对这种恐怖或不安几乎都无动于衷，一有机会就想以惊人坦率的语句谈论自己，诸如说什么“我这人心直口快，不会拐弯抹角，傻瓜似的”、“我这人敏感脆弱，和世人打不好交道”、“我这人专会洞察人心”等等。然而，我多次目睹“敏感脆弱”的人无谓地伤害他人，多次目睹“心直口快”的人不自觉地再三强调于已有利的歪理，多次目睹“专会洞察人心”的人为并不难看穿的表面奉承所轻易欺骗。如此看来，事实上我们对自己到底又了解什么呢！
凡此种种，我越想就越不愿意谈及自己本身（即便有谈的必要）。相比之下，我更想就我这一存在之外的存在了解尽可能多的客观事实。我想通过知晓那种个别的事和人在自己心目中占怎样的位置（一种分布），或者通过保持已然包含这些的自己的平衡，来尽量客观地把握自己这一人之为人的存在。
这是十岁至二十岁期间我在自己心中培育起来的视点，说得夸张些，即世界观。我像瓦工照着绷得紧紧的准线一块块砌砖那样，将上述想法在自己心中堆积起来。与其说是逻辑性的，莫如说是经验性的；与其说是思维性的，莫如说是务实性的。但将这种对事物的看法深入浅出地讲给别人听是很困难的种种场合让我深深领教了这一点。
或许由此之故，从思春期中期开始，我便在自己同他人之间划了一条肉眼看不见的分界线。对任何人都保持一定距离，在既不接近亦不远离的过程中观察对手的动向。众口一词之事自己也不囫囵吞枣。我对于世界毫无保留的激情，仅仅倾注在书本上和音乐中。这样也许在所难免我成了一个孤独的人。
我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出生长大。由于太普通了，简直不知从何说起。父亲从地方上的一所国立大学理学院毕业出来，在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研究所工作，爱好是打高尔夫球，周日常常去高尔夫球场。母亲偏爱短歌（译注：日本传统诗歌（和歌）的一种体裁，五句三十一字（音节）。），时常参加聚会。每当名字出现在报纸短歌专栏，情绪便好上一段时间。喜欢打扫房间，不喜欢做菜。比我大五岁的姐姐两样都不喜欢，认为那是别的什么人干的事。所以，我在能进厨房之后，便自己做自己吃的东西。买烹饪方面的书回来，一般东西都做得来。这样做的孩子除我没第二个。
出生是在杉并，小时全家搬到津田沼，在那里长大。周围全是同一类型的工薪家庭。姐姐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也是性格使然：不名列前茅誓不罢休。徒劳无益的事从来不做，连领家里养的狗出去散步都不曾有过。东大法学院毕业，翌年取得律师资格。丈夫是经营咨询顾问，人很能干。在代代木公园附近一座漂亮的公寓买了四室套间，可惜房间总是乱七八糟，猪窝一样。
我和姐姐不同，对学校里的学习全然提不起兴致，对成绩排名也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不愿意给父母说三道四，便义务性地到校上课，完成最低限度的预习和复习。剩下时间参加足球部活动，回到家就歪在床上没完没了地看小说。不去补习学校，不请家庭教师。尽管这样，学校里的成绩也并不很差，或者不如说算好的。心想若是这样，不备战高考估计也能考上一所较为不错的大学。果真考上了。
上了大学，我设法租了一间小宿舍开始独立生活。其实在津田沼的家里时，记忆中也几乎没同家人和和气气地说过话。在同一屋顶下生活的父母和姐姐是怎样的人，其人生追求是什么，对此我几乎不能理解。他们想必也同样，对我是怎样一个人，以及我的人生追求是什么也几乎不能理解。说起来，连我自己都不大清楚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什么。看小说倒是喜欢得非常人可比，但并不认为自己具有足以成为小说家的写作才能。而若当编辑和批评家，自己的倾向性又过于偏激。对我来说，小说纯属满足个人愉悦的东西，应与学习和工作区分开来，悄悄放去别处。所以，大学里我选的专业是史学而不是文学。倒也不是一开始就对历史有什么特殊兴趣，但实际学起来，觉得原来竟是一门令人兴味盎然的学问。说虽这么说，却又没心思直接考研究生院（事实上指导教授也这么建议来着）献身史学研究。我固然喜欢看书喜欢思考，但归根结蒂并非适于做学问的人。借用普希金诗句，那便是：
各国历史事件一座高耸的灰山我不想在那上面东觅西寻
虽说如此，又不想在一般公司找个饭碗，在不知其所止的剧烈竞争中挣扎求生，不想沿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金字塔斜坡步步登攀。
这样，经过采用所谓减法式程序，最后选择当教师。学校离我住处坐电车几站远。那个市的教育委员会里正好有我一个叔父，问我说当小学教师怎么样。因有师范课程问题，一开始当代课教员，经过短期函授教育，即可取得正式教员资格。本来我并未想当教师。但实际当起来，对这个活计便怀有了超过预想的深深的敬意和热爱。或者不如说碰巧发现了怀有深深的敬意和热爱的自己。
我站在讲台上，面向学生讲述和教授关于世界、生命和语言的基本事实，但同时也是通过孩子们的眼睛和思维来向自己本身重新讲述和教授关于世界、生命和语言的基本事实。只消在方法上动动脑筋，即可成为新鲜而又有发掘余地的作业。我也因之得以同班上的学生、同事以及学生家长大体保持良好关系。
尽管如此，也还是剩有一个根本性疑问：我是什么？我在追求什么？我要往哪里去？
同堇见面交谈的时间里，我能够感觉出最为真切地感觉出自己这个人的存在。比之自己开口，我更热心于倾听她的讲述。她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求我给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