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有个姑娘问我在哪里读书，我说：“Ho－Lee－Chow大学，快毕业了，还有几个月吧。”她嘻嘻直笑说：“没听说过，在多伦多吗？”我吃惊说：“Ho－Lee －Chow大学都没听说过？”她似乎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惭愧，不再问下去。大嫂说：“他就是孟浪。”姑娘迟疑地问：“是不是经常在《星岛日报》写文章那个？”大嫂说：“就是他。”姑娘说：“你就是孟浪啊，你写的东西我看过，够水平的。”我怪不好意思，拿些话岔开去。张小禾在旁边微微点头含笑，似深有感叹。有个年轻人递给我一张名片说：“以后多指教，多联系，多关照。”我看了名片，是中加文化交流公司总经理。这世界总经理太多，我知趣不去盘根究底。他又说：“我那里有些照片，什么时候你去看看。”等我追问那些照片。我偏不问，反复把名片看了，点头赞叹，小心地收到口袋里去，又在里面捏成一团，准备等会扔掉。我对大嫂说：“这下可了你的心了，住自己的房子。中国人到了加拿大，这差不多就是最高理想了，中国一个部长还不如你呢。”她笑得合不拢嘴，说：“高兴得太早！向银行借了十六万，每个月利息差不多就是两千，二十五年还清，到头来要六十万才还得完，还完了我快七十岁了，也差不多了。”张小禾说：“这辈子你到底圆了这个梦。”（以下略去470字）
下午人陆续走了，只剩下几个人。我对张小禾说：“你赶快走，就说学校里有事，我今天是逃不脱了。”她说：“还是等了你一块走。我帮大嫂收拾东西，不累。”到天黑的时候才搬完了，东西堆在房子里乱七八糟。大嫂要去做饭，我说：“回去吃算了，现在也吃不下。”我走到门口张小禾似乎想起什么说：“我也不吃饭了，晚上还要到学校上机，差点忘记了。”我们一起出了门。坐在地铁上，张小禾问：“大嫂的房子怎样？”我说：“二十多万，那还能差了。看了我心里也一冲一冲的，别人做得到的事，我怎么做不到？只是代价太大了，这一辈子就为房子活了。二十多年，提心吊胆过日子。”她说：“想也不敢想，怎么做得到？我心里也怪，平常比这好的房子也看得多，也没怎么动，今天可有点激动了。”又说：“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房子，只能比这好，不能比这差。”我觉得她说自己的愿望与我也有点关系，不敢接她的话，只说：“你志向倒挺大的。”又扭了脸去看窗外。这时上来一对中学生模样的白人少年男女，在对面坐了，书包放在一边，旁若无人地接吻。张小禾把脸扭到一边去。我努着嘴发出模糊的“嗯嗯”声，示意她看，她固执地把脸看着窗外不转过来。
下了地铁她忽然不高兴起来，和她说话也不理我。我莫名其妙，说：“你不爱看就不看，谁扭了你的头逼你看了吗？”她不做声。我又说到房子的事，她还是不做声。我说：“我知道是自己又犯错误了，只不知错误犯在哪里。”她冷冷说：“你没错，你全部都是对的。”我左哄右哄，试探了半天还是不知道她怎么就生了气。到家上楼的时候，她忽然说：“还不快去打电话。”我摸不着这话的边，说：“打电话给谁呢。”她说：“你今天又多了一个崇拜者，她还能没告诉你电话号码？”我这才记起中午那个姑娘的事，心里好笑，口里说：“这又是哪个他呢，是男他还是女她？”她说：“你又装了，中午的事你会忘了！”我恍然说：“你说的是那个人！你忽然又记起来了，这么认真的生了气，叫我笑痛肠子。”她说：“有人崇拜你，你还能不笑？肠子笑断了才好。”我说：“又长得不漂亮，你担什么心？”她说：“我担心什么？又不关我一点事，我担什么心！”我说：“又长得不漂亮，别噎在心里。”我知道这话她听着入耳，可有点太缺德了，那姑娘也没惹着我什么。她说：“还不漂亮，那么漂亮！”我不愿再说“不漂亮”的话，虽然这也是事实。我说：“你别叫我笑痛了肠子。”她说：“你笑，你还笑！”我说：“我应该哭才好，可还是忍不住要笑。我心里得意！”她说：“那你还能不得意！”我说：“我得意有人心里酸溜溜的，我还有点值钱。”她跺着双脚笑了说：“这么坏，你这么坏，你看见谁心里酸溜溜了？”
七十五
Ho－Lee－Chow的第十二号分店就要开张，还缺少做油炉的。知道这个信息我查了这家分店的位置，在多伦多西边，快到密西沙加了。幸好在地铁线上，交通还方便。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毅龙，他不在家。晚上一点多钟再打过去，他还是不在。我想着第二天清早再打，一觉醒来已经十点钟，又打了电话还是没人接。他做工的地方的电话号码我也不知道，怕拖久了工作被别人弄了去，就转了公共汽车过去找他。一进了宰鸡的工场就闻到热烘烘的烫鸡毛的腥气，我用手捂一捂鼻子，腥气还是有，就松开了。
里面有两条很长的工作台，两边站了几十个人在工作，（以下略去1400字……）这时一个人过来说：“工作的时候不要会客。”我想是老板，忙退了一步。周毅龙一声不吭，抓起鸡来一只只放血。那人转身走了，他把手中的刀平摊在台面上，慢慢捏拢了，攥紧，带血的刀尖慢慢转向那个人背影的方向，手腕抖动着，一下一下做着捅的动作，牙齿咬得响，额头上的筋暴出来。脸上浮现出残忍的笑。
我告辞要走，他说：“等一下，几分钟就休息了。好不容易见一次面，说说话。”我坐到墙边的椅子上去，看他宰鸡。他似乎很投入，每个动作都很利落，准确。特别是那一刀，割下去的时候手腕那么一颤，有一点艺术的意味。我想：“这家伙的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麻利了？”一会铃响了，他走过来，伸着一只血手掌在我眼前晃动，一边“嘿嘿”的笑。看他这表情我感到陌生，一下子拉大了心理上的距离，一时觉得他就是这么个杀鸡的人。他在围裙上擦着血手说：“这里腥气大，找个地方说话去。”
我跟他走到门口，他开了门要出去，我说：“外面的雪还没化尽呢，你衣服这么单。”他说：“没关系，几分钟。”出了门，他支起一条腿脚尖着地，掏烟点着狠命吸一口，有滋有味地昂了头吐着烟圈。我也要一支烟叼了，说：“刚才那个人是老板吧，这么王八蛋的一个人。”他说：“狗腿子，说起来也是大陆来的，早来了几天，好猖狂哟。老板把他当狗用，他反把无耻当光荣。在老板面前他呈羊性，在我们面前他呈狼性，同胞呢。落到这种东西手下去了，人妖颠倒！你说悲哀不悲哀，荒谬不荒谬？”
我说：“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一点钟也没人接，打野鸡去了吗？”他说：“心里闷得慌，出去走走。”我说：“外面冷冰冰的你走什么，打野鸡就打野鸡，谁不理解呢，寂寞嘛，闷得慌嘛！”他弹着烟灰说：“哪有那份闲心。”我说：“不打野鸡找个女朋友也是应该的，太压抑了，不要扼杀自己的人性嘛！对自己也要实行人道主义嘛！”他一笑说：“老高，难道你就没体会，这副窝囊的样子找女朋友？你跟她说，我在国内是博士呢，有人要听你这话？加拿大这么寒冷的地方，会发生那么热情奔放的爱情故事？”我说：“话也别说死了，组成一个临时内阁，互相安慰一下，她也有需要嘛。”他说：“除非是个丑八怪，稍微象个人的，找安慰她们也要找有这个的人安慰。”他搓着食指和拇指做出数钱的动作，“没有这个，不灵。”
我说：“老周怎么就对自己这么没信心？这不象老周说的话嘛，还是优秀青年嘛。”他把烟蒂弹得老远说：“我对自己没信心？我对人它妈的没信心！环境一变，什么也得变，感情是个靠得住的玩艺儿么？”我说：“你来多伦多又半年多了，没回过圣约翰斯？”他摇摇头。我说：“赵洁她来过？”他又笑了摇摇头。我说：“你们青年夫妻，正是时候，整年不见面怎么行？几百块钱机票的事嘛。”他说：“做女人难不难，难啊！可做个男人才是真难，你没出息就不行，说到天上去也不行还是行。我赌了气跑到多伦多来，也没混出一点名堂，回去看那张冷脸？”我说：“你也别把人家赵洁形容成那个样子。”他“嘿嘿”一笑，并不回答。我说：“再这么拖下去就吹灯了，这我是有教训的。”他说：“本来就差不多了。我慢慢也想开了，不就是个女人么！不就是两腿夹一山水么！天下人有一半人是女人呢。”又说：“你呢，还是打算回去？也对。”我说：“大概是吧。”他说：“那么铁杆的一个人，什么时候又变成大概了？回去是对的！我就不该多了这个儿子，我这一辈子是被他害了。我要没有他拴着，又挣了你那么多钱，我还多呆一天我是疯子！”
我说：“有一个姑娘。”他说：“哦，有一个姑娘，迷上了？这干柴烈火的，无怪其燃。”我说：“有那么点意思，还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真有那么点意思。还是别说算了，就不定就我自己有那么点意思呢，别到头来是自己在心里跟自己相好了一场。”他说：“你不想说我也不催你。不过我们也算个朋友吧，不是朋友你也不这么老远来找我。冲着朋友这两个字呢，我不说哄人奉承的话，你老高还是少做什么春天的梦，加拿大是个做春梦的地方么？”
我说：“你说得实在，硬邦邦摔得响，都是朋友的话。还过好象也到了手边边上了。”他含笑点头：“她是不是个人呢？”我望了他莫名其妙，这是什么话？我说：“她是个人，不是个人未必我对只鸡动了心思？”他说：“那总不是个丑八怪，丑八怪你老高也不会就动了心思。”我说：“当然还可以，实事求是说呢还相当漂亮，不漂亮点我也不会这七上八下的。比我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