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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几天很平静，事情好象是在口里那么说说就过去了。思文每天跑出去找工作，先找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做了几天说：“不行，不是学金融的在银行会站一辈子台子，学专业的都提不上去，哪里会轮到我。”我说：“那么多白人小姐，漂漂亮亮光光鲜鲜一个个，站也站了，你的心性比她们还高些。”她说：“那样我还不如回国去。”又看了房地产公司的招聘广告，去约见了回来说：“我这辈子就干这一行了。”过几天又说：“不行，那些做了几年的经纪人几个月还做不成一笔生意，我吃什么？”我说：“才搞几天又放弃了。房地产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她说：“我没那么好的耐心。”接着又到化妆品公司、保险公司当推销员，都只搞了几天就没有做下去，回来总结说：“拿佣金的事做不得，哪里推销得动。”我说：“条条蛇都咬人！加拿大会有好机会轮到你？它自己的人又不傻！”她说：“看起来还是要读书，不读书到处只有壁碰。”这一次她打算重读研究生，学应用型的专业。她四处打听好找工作的专业，考虑了护士、会计、统计、档案几个专业，最后决定申请多大档案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四十四
我经常感到冥冥中有种什么力量和自己作对，不然为什么总是碰壁，找份洗碗的工作也这么难，卖小菜也赚不到钱。还有一次在报上看到一家医院招厨师的广告，十三块钱一小时，我去约见了，自我感觉还不错，以为会有点希望。出来了在心里问自己，如果得到这份工作能稳定，还回国去不呢？这样想着心中就“咚咚”地跳，似乎马上就面临着重大选择。等了几天也没有消息，我每天上午不敢出门，怕错过了通知的电话，最后忍不住打电话去问，已经录用了其它人。多次失望以后我也不敢再抱希望，甚至在事前就会本能地预想结果一定与自己所希望的相反，没达到目的正是证实了自己的预想。怀有这样的想法我就不太焦灼，心平气和地面对每一次失败。我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认定洗碗这份工作是多伦多给我作出的恰当安排，是我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在一个凭实力生存的社会里，我的实力仅仅是还有一把子气力。我服了气，对某种好的转机不再抱有幻想。
出乎意料地，我竟小小地走了一次运。
这天中午思文吃饭的时候随手翻着《星岛日报》，翻到一页说：“这里招厨师，你去试试。”我吃着饭没有留意。招厨师的广告天天有，但有本领的人太多太多，哪又会轮到我。她见我没有反应，就翻过去了。吃了饭我躺到床上拿了报纸来看，先看了新闻，又翻到招聘那一版看了，思文说：“招人的广告看了没有？”我说：“看了，天天都差不多。我技术又不过硬，试也白试。”她说：“不是那一页，是一家外国人办的公司，招中国厨师。”我一听高兴了，凭我的手艺，在唐人街餐馆做不行，外国人办的公司也许还能混过去。我翻到广告，是一家由香港老板投资，委托外国人办的中式快餐连锁店，叫做Ho－Lee－Chow，一下就要招进几十个人。我铺开地图查到地址，就骑车去了。
这是一家送餐公司，没有餐厅，顾客打电话订餐，做好了由司机送上门去。公司六家分店前几天一起开张，正缺人手。接见我的是个姓王的总厨，会说国语，几家分店的厨务由他总管。他问我申请什么位子，我说：“炒锅。”他说：“做过几年？”我说：“才做过四年多，在加拿大做了差不多两年了，要不现在就试试。”
他说：“相信你了。炒锅位子没有了，做油炉你来不来。”我说：“对不起，我想知道油炉多少人工一个钟呢？”他告诉我是九块钱，我说：“来。”又说：“不过我做炒锅比较熟一些，王先生今天一定帮我个忙把我分到炒锅位子上去。”他说：“以后看机会，我记着点。”我站起来点头笑着。他指头点一点示意我坐下，说：“有工作证没有，这不是唐人街的餐馆，打黑工也可以。”我说有工作证，他要我复印一份，又要我把开户银行支票帐号也带来，钱直接付到帐号上去，公司只发一张工资单。他问：“今天能不能做，能做就去换衣服。”我说：“明天来可以吗？我今天还要到另一家餐厅去把那边厨师辞了。”他说：“那明天不来就当你不会来了。”走的时候我怯生生问一问：“人工多久发一次？”他说：“每周划到你的帐号上。”我对他半是点头半是鞠躬，说：“那我明天到哪家分店？”他说：“先到这里培训几天。就这样了。”
这么轻易地，一个月就可以多挣几百块钱，我心里高兴透了。出了门我走在马路上，跳起来向空中捞抓几把，象是抓到了钱，塞到口袋中去，口里发出“啧啧”的声音。骑上单车又夸张地想象着自己刚才那副低眉顺眼的神态，把那种神态在心中仔细描摹。描得活灵活现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在心里假装对自己生了气说：“你呢，男子汉呢，做了那副样子羞不羞呢？”于是在心里对自己挤着眼睛扮着鬼脸笑。笑着笑着忽然就再笑不出来，叹口气，嘴蠕动着对自己说：“又装了一回孙子。”
一年多来我总是在装孙子，这样别人看着顺眼，在心里肯定了他自己，想着自己是决定他人命运的人物，也许就给我一份工作。我也想做出不卑不亢的样子，更想做出很神气的样子，可我有求于人底气不足，想做也不能够，万一人家看着你不有点不对眼，机会就完了。我不断地做出低眉顺眼的神态，我要让人家看着高兴，人穷了首先要向钱看，讲不起志气。无论如何，我总算找到了一份还过得去的差使，每小时的收入比纽芬兰多了一倍呢。这是真的，这是实在的，为了这真的实在的玩艺儿我得委屈了自己。我还不太敢相信这样的好事会这样轻易地落到自己头上来，太多的痛苦经验和失望经历使我对希望抱着极深的怀疑。也许明天我去了，他说一句“Sorry”，我又完了。我心中计算着如果拿到了这份工作，再想办法爬到炒锅位子上去，有更多的收入。为了钱这东西，我得把内心那种倔犟的反抗冲动打下去。想到这是对命运的暂时妥协，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我的心中轻松了一点。在这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倔犟赌气除了证明自己的不成熟再没有其它意义。我也想带着优越的谦虚微笑潇洒地走几个来回，可这得有实力。这个我没有。我心里明白，我服了气。这样想着我又想到思文。要我以这样的心情对待她，我却做不到。我也明白一个男人在家庭中的位置并不是由他是一个男人决定的，那种非常现实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幸我也没逃脱这个大多数的范围。但无论如何我不能从感情上接受这种事实。有时候我对自己的固执作出反省的时候，又马上有一种内心冲动对这种反省作出本能的否定。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捍卫着一种关于爱情的信念，爱情不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改变了就不再是爱情，不是爱情就不必那样执着。我可以承认所有的现实，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不配有一份象样的工作，承认自己赖以生存的唯一基础就是吃了饭有一把力气，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成功就在家里畏畏缩缩。我可以在所有的方面压抑着自己以屈求伸，只有在思文那里不行。我和思文已经互相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谁也不愿向妥协的方向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不进则退，退到如今想进也难了。说真的，时至今日，我还担心她会向前迈出这一步呢，那样我将会进退两难。
第二天我骑车去上班，路很远，骑了四十分钟才骑到。（以下略去600字……）
干活轻松，精力还过剩，我又在一个韩国女人开的一家小餐馆找了一分半职的工作，吸尘、洗碗、切菜，每天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两点半，三点钟到Ho－Lee－Chow 上班。收入多了，心情也好了一点，到底天无绝人之路。
四十五
多伦多大学有两幢宿舍在央街上，专门提供给那些带了家属的研究生。那里交通方便，租金便宜，申请的人很多，一般要等一年才能轮到。历史系有个天津来的博士轮到了，他和太太住在一个孤老太太家中，不要租金，可又不想让机会轮空了，就把租住权偷偷转给思文。那房子在十八层楼上，一室一厅，比我们现在住的大一倍多，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租金却也差不多。这样的机会被思文找到了，我不能不承认她的能干。
那时我和思文的关系正处于冰点。我每天上午出去深夜回来，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说几句也是例行公事似的。搬家那天早上，思文见我也不收拾东西，也不说走，问我：“我的东西收好了，下午有人开车搬走，你搬不搬？”我正在犹豫中，希望她来求我，又怕她来求我，听她这样一说，我随口说：“你先搬走，我再说吧。”她说：“你不搬就算了，我是叫了你的。”我说：“这些话就多余了点，又没谁叫你负什么责任。”我在心里猜测着她这些话是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也许她并不想要我搬去，这样她就在心里对自己推卸了责任。又想，也许她还是想要我搬去，又不好直说。还没想清楚我说：“电视机录象机你都拿走，我不要，我拿着还是个负担，电话机你也拿走，我没有人要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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