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不幸却是乏力的，内心的呼声是那样清晰强烈无可回避。我觉得过一会如果这个事实得到最后的证明，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幸福可言。
这时思文从诊室里出来说：“医生叫你。”我从她脸上看出，怀孕的事已经确证。我心往下一沉，马上又恢复了冷静，反而有了一种痛苦的顶点已经度过的轻松。医生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笑容满面向我祝贺，我也微笑着点头回应。他的话我听不明白，知道是在吩咐做丈夫的要注意什么。出了门思文问：“医生说的你都听懂没有？”我说：“半懂不懂。”她又把医生的话转述给我听，我都应了。单车搭了她往回走，走不多远我停了说：“不知单车能搭不？有震动。”她说：“没有事，医生说该干什么干什么，和平时一样。”继续骑了车走。思文在后面说：“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要是个男的就好了。”我说：“加拿大分什么男的女的，又不是中国，中国城里人也不分了。加拿大女人权利还大些。”她说：“是个男的呢，幸福操在自己手里，女的呢，幸福操在别人手里。还是男的好。”她居然说出这样一番话出来，我真没想到。看起来她已经领悟了男女之间的另一种奥秘，想起来也是我伤了她的心。
我敷衍着说：“有出息呢，幸福都在自己手里，没出息呢，幸福都在别人手里。你看我不是个男的，工作机会和奖学金都操在别人手里。”她说：“你是特殊情况，不算。我说的是男人女人的区别，你别打岔。毕竟三十岁的男人和三十岁的女人就不一回事，老天爷设计人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公平。”我说：“那我们生个男的。”她说：“已经都定了，你这都不懂。”又说：“如果生了就把我妈妈接过来带，满一岁了让她带回国去，我们再好好干几年。”我说：“连怀孕这两年差不多就完了。”她又说了很多，我心里正痛苦着，没听清她说什么，她说一句，我“嗯”一声。她忽然提高声音说：“高力伟！”我吓一跳，回头望她一下说：“怎么，又犯错误了？”她说：“你不高兴？”我说：“没有啊，就是想起有点怕，这两年差不多就完了。”她说：“问你什么都是一个‘嗯’，‘嗯’什么呢？”我说：“我想着总有点怕。”她说：“谁知道你想什么呢，你的心思我永远不懂。”
那几天我心事重重，总想着“怎么办”这几个字，却想不出一点办法来。有时候人在某种处境中想挣扎一下，可就是用不上力，眼看了自己的余地越来越小，这时才明白了人也只能如此，他生存的空间就是那么一点，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规定好了，并不因为这个人是自己，老天爷就作出一种特别的安排。
这样想着我试图豁达起来，竭力掩饰着自己的内心活动，想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总是越注意就越不自然，内心的清高也在反抗着这种矫作，反而显出一副遮遮掩掩做贼心虚的神态。思文显然已经有所察觉，“处境太艰难”这样的理由开始被她怀疑。有时她以审视的目光望着我，或者，在我做着什么的时候，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双手悠闲地交叠着放在小肚前，以冷冷的目光追随着我的行动。这种沉默使我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我想说几句轻松的话使气氛不要这么凝重，可思维特别的迟顿，勉强笑着说几句，思文也不象平时那样感兴趣，只是淡淡地反问一句：“是吗？”这简直就是在表示说，你的表演蹩脚透了，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这更加强了我那种心虚的感觉。有几次我真的差不多就下了决心要和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免得这样相互折磨，但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事到如今，谈一次除了彻底打破幻想之外，又还能有什么结果？
那几天的内心挣扎使我简直要发狂，我感到了神经由于过度紧张而快要崩裂。我想象着大脑中那根细细的肉质的线，渐渐地拉紧再拉紧，临到极限，终于在一瞬间断裂，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然后，大脑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个空间。想到这里我打一个冷颤，拼命摇一摇头似乎想把烦恼甩开。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还要勉力做出若无其事的神态，有时候拿起书来看，在书的掩护下尽情地沉思默想。虽然书上写了些什么却全然不知，但我还是过一会把书翻动一下书页，翻得很响似乎证明着一种事实，并不时地悄悄转悠了眼去观察思文，看她是否已经相信我沉浸在书中了。
终于我彻底意识到这种挣扎毫无意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必须面对现实，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缓和与思文的关系，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当“别无选择”几个字在我心中一闪而过，我感到了一阵痉孪性的痛楚，想着人生这唯一的过程竟如此可怜，在自己最关注的问题上受到如此的制约，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我把“别无选择”这几个字含在口中啧啧有声反复品味，从没有想到过这样的处境在某一天竟会轮到了自己。既然别无选择，那就不必多想，不必任性地放纵了内心的痛苦，徒然增添自己的烦恼。正如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这事实又何等残酷，但既然别无选择，也就不必焦虑，真的，人不能为别无选择的事情焦虑。命运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我没有力量反抗。这样想了我在内心推卸了责任，心境也开朗了一点。
沿着这个方向想到了极限之后，我又回过头来想。毕竟，思文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她变了这不是她的错，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什么都要自己去争取，什么都是从零开始，要她在外面应付裕如而在家中温柔谦顺，这种要求也太不现实，她不可能随时完成这种角色的转换，毕竟女人不是上帝为了谁的需要造就出来的。我能够理解她但却仍然难以接受她。在这里我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已经转换，我想不清楚这种家庭角色随着环境变化而转换是不是必然的。别人都羡慕她，称赞她，我却从这些话中听到了一种别的意味，一种判断，一种嘲讽，这使我的心更加敏感。我心里伏着一只反抗的兽，等待着，窥视着，渴望着一切反击的机会，让这个机会给自己一种力量的证明。世界上也许真的就有那种强干而温顺的理想女性，这是奇迹，奇迹培养了人们的幻想。但谁去设想奇迹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这个人将是注定了的悲剧人物。尽管如此我也不能就这样承认了我们关系眼下的格局，我总还是个男人，这一点无法改变。我在心里设计着，要软硬兼施想办法改变了她，回到从前。不然我不能想象以后几十年该怎么度过。
我平静下来再也不愁眉苦脸，也能够看一点书了。“历史分析方法”这门课的期中考试，我居然也通过了。试卷发下来逊克利尔在上面批道：“Your English is betterthan I expected。”他不会知道，这是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把重要的地方硬背下来，考试时机械地抄上去的。要我临场去组织文字，我恐怕写不出成句的话来。通过期中考试并没有增强我对学习的兴趣，我的心象散沙一样收也收不拢。我还在想着有机会了还是去找份工作，而不能想象这样再过两年直到毕业，那样我在精神上会拖得精疲力尽。圣约翰斯，这个天涯海角的城市，曾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想象，我现在对它却已经完全失望了。
二十二
现在我能够以平静的心情对待思文，但要说到爱，却仍难爱起来。我没有办法勉强自己的感情，仿佛那是被鬼而不是被我自己控制着，说是说不明白的。生活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但那一层阴影却再也难以拂去。
好几次我突破内心的抵抗，让内心的骄傲在那种游戏的口吻和掩护下，对她做出亲热的举动，玩笑似地说着亲热话：“林妹妹什么事又不高兴呢？《红楼梦》里那个林妹妹是世界上第二喜欢生气的人，第一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其实她心里没有生气呢，你以为她心胸那么狭窄吧。”说了就去拉她的手，在她的手心搔搔几下。又抱了她说：“大家来看啦，高力伟和她太太好亲热呢，就是他太太有点不好意思。”思文把其中的矫作看得透彻。她温和地抗拒着我，把我轻轻推开。我说：“又不理我！又不理我！你猜是你不理我我急些还是我不理你你急些，你自己猜吧！”她淡然说：“算了算了，又何必呢。”我象被揭了衣服，赤裸裸地站在人面前一样羞愧。尴尬地笑一声说：“你这样对我，你以为我脸皮有多厚呢？只有九寸可没有一尺那么厚，我还想给自己的自尊心留一寸余地呢。算了算了，可是你说出来的，以后别怪我。”她说：“是我说的。说了又怎样，可不说又怎样？我要的是真的，不掺水的。别以为自己的自尊心是西瓜，别人的是芝麻。”在茫茫暮色中，她的表情平静如水，让我感到恐惧。我猜不透究竟她已是心如死灰，还是在酝酿着一场新的爆发。
幸好我们都很忙。思文忙着写论文，上选修课，还要帮赵教授工作。我除了上课，看书，做作业，还要时时耳朵塞了小耳机提高听力。其它时间我就弄我的豆芽，一个星期也能赚五十多元，比我的奖学金也少不了多少。星期天我去华文学校上两节课，教那些华人小孩“人手口，牛马走”，也有二十块钱。忙能够使人暂时地忘记烦恼，痛苦也要在时间中去体验。
有一天中午思文问我：“我们现在钱有多少了？”我说：“三千来块吧。”她问：“什么时候可以到一万块呢？”我说：“明年五、六月吧。看起来一年一万块的目标可以实现。”她说：“我想求你一件事。”我想，嘿，她倒学乖了！转念又一想，她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要打这钱的主意了。想着心中警惕起来，本能地想去保护那点钱。于是我收了脸上的笑意说：“什么求不求的，钱又不是我一个人赚。”她说：“那也有你赚的在里面。
我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