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多，英格曼神父从他读书的安乐楼上慢慢起身。几天的缺粮已经给了他另一套形体动作，起身放得很慢，让降低了流速的血液有足够时间回流到头颅里，不至于造成昏厥。他也在这几天中精减了一些动作，使每个动作都绝对经济，绝对必须，不必花费的卡路里绝不浪费。
现在他的晚上都在这间不大的阅览室度过。阅览室隔壁，是教堂的图书馆，藏有教堂七位神父搜集的书籍，以及从义卖会上花很少的钱买来的书籍。历届外国使节离任，都会举行捐赠或义卖会，把他们认为不值当装船运出中国的物品和书籍以非常便宜的价钱卖出来，或干脆捐赠，反正卖和捐之间没有太大区别。一百年来，教堂图书馆的书去粗取精，分门别类，藏书很全面也很丰富。
英格曼神父走到壁炉前，扶着壁炉的上框蹲下去，这也是饥饿给他的新动作，六十岁的英格曼在几天前从不用扶壁下蹲。他的膝盖响得如木炭爆裂。他用火钳把最后那根燃烧了一半的木柴夹起，调整一下它的角度，让它最有效地燃烧。天太冷了。
法比的卧室在图书馆另一边。这时法比仍没有回来。不知为什么，他跟法比的交流冲动总是错位，法比来跟他谈话时，他恰恰在享受孤寂，而他从孤寂中出来，渴望跟法比交谈时，法比或是敷衍，或者根本不见踪影。英格曼神父悲哀地总结，世上人大概都像他和法比，离不开又合不拢。A需要B时，正是B情感自足因而最不愿被打扰的时候，而当B需要A的陪伴、慰藉和交流时，他的需求对于A已成了纯粹的负担。不合时宜的陪伴和交流就是恼人的打扰，为了保证不被打扰，就不要接受他人的陪伴。人和人不是因为合得拢在一块，而是因为拆不开，都在被动地无奈地陪伴别人，也忍受别人常常成为打扰的因而是多余的陪伴。
现在他正间接地接受着地下仓库的女人和军人的多余陪伴，这份纯粹成了打扰的陪伴。
埋尸队队员把两个中国伤兵送进教堂的第二天，英格曼神父就去了安全区。安全区每天被日本兵搜查若干次，青壮年男性百姓都被当隐藏的中国军人拉走了。安全区的几个领导东奔西扑地营救，结果是一次次徒劳。被抓住的青壮年若有一点抗拒，当场就被枪毙。于是他把请求安全区接收那几个中国伤病员的话吞咽了。他只是悄悄地把正在给排成长龙的病号看诊的威尔逊医生拉到一边，问他能不能抽一小时到教堂做个手术。什么样的手术？腹部被刺刀扎穿了……英格曼刚说一句，罗宾逊医生紧张地问他，不会是中国战俘吧？英格曼问他怎么知道的。医生告诉他，埋尸队队员里出了败类，把其他队员营救中国战俘的事叛卖给日本人了。日本人一清早就活埋了好几十个埋尸队队员。从此处理战俘尸体都要在日本兵的监视下进行。罗宾逊医生忠告神父，假如教堂真的收留了逃过死劫的中国战俘，一定要马上送他们走。英格曼神父从安全区回来，来到地下仓库。那个临时居处还算有体统，图书馆的一块旧窗帘把空间分为两半，男人占一个小角落，剩下的区域归女人。英格曼神父从来没闻过比那间地下仓库更复杂浑浊的气味；陈年累代的粮食、腌品、奶酪、红酒……它们作为物质的存在已消失，但它们非物质的存在却存留下来，不止存留下来，而是活着；气味们继续发酵，丰富，生长得肥厚浓浑，几十年来这气味的生命繁衍生殖变异，成了个气味王国，任何入侵者都会受到它的凶猛抵抗。英格曼神父从出入口顺着梯子下来时，几乎被气味爆炸炸昏。这个气味王国现在更加丰富，十几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体臭，两大桶排泄物，加上香水、香脂、梳头油、铅粉、烟草……英格曼神父很快觉得，不仅是他的鼻子受不了，连他的眼睛都受不了了，气味太强烈了，他灰色的眼球感觉到它的辛辣，汪起眼泪。那个时候他已知道，姓戴的军官伤势也不轻，胁骨被子弹打断了，伤口一直有血渗出。重伤号叫王浦生，才十五岁。见英格曼神父进到地下仓库，小兵躺在那里把右手举到太阳｜穴，行了个军礼。一看就知道男孩既想讨好他，又畏惧他，生怕他无情地撼卫教堂中立，把他们驱逐出去。英格曼神父突然改变了嘴里的话。他来时口中排好的第一个句子是：“非常抱歉，我们不能够把你们留在这里养伤。”这时他对着敬礼的王浦生一笑，嘴唇启开，话变成了：“好些了吗？”他知道这就非常难了。假如预先放在舌头尖上的话都会突然改变，他更没法临时调度其他辞客语言。他想说服伤兵们离开教堂，去乡下或山里躲起来。他们可以趁夜晚溜出教堂，粮食和药品他可以给他们备足。而一见王浦生缠满绷带的面孔，整理编辑得极其严谨的说辞刹那间便自己蜕变，变成以下的话：“本教堂可以再收留诸位几天。不过，作为普通难民在此避难，少校先生必须放弃武器。”
伤员们沉默了，慢慢都把眼睛移向戴涛。
戴涛说：“请允许我留下那个手榴弹。”
英格曼神父素来的威严又出现了：“本堂只接纳手无寸铁的平民。”
戴涛说：“这颗手榴弹不是为了进攻，也不是为了防御。”他看了所有人一眼。
英格曼神父当然明白这颗手榴弹的用途。他们中的两个人做过俘虏，经过了行刑。用那颗手榴弹，结局可以明快甚至可以辉煌。对战败了的军人来说，没有比那种永恒的撤退更体面更尊严了。走运的话，还可以拖个把敌人垫背。
戴少校头一次被神父缴械后，偷偷留下了一颗小型手雷。这颗德国制造的小手雷作为他最后的家当被偷偷藏下来，带进了地下仓库。几个女人偷偷向那时还活着的阿顾检举了这颗手雷，因为她们跟一颗进口高级炸弹住在一个空间睡不着觉。阿顾又把这颗手雷检举给了英格曼。
“假如你藏着炸弹，就不是手无寸铁的难民了。”神父说。
叫李全有的上士说：“少校，就听神父的吧。”
戴涛冷冷地对李全有说：“让东洋鬼子缴了械，还不够？”
英格曼明白他没说出的话更刺耳——现在还要让西洋鬼子缴械？
戴涛对李全有和王浦生说：“现在你们是我的下级，我是你们的长官，你们只有服从我的本分。”
此刻叫赵玉墨的女人从帘子那边走进来，温情地看着每个男人，似乎她是一个大家庭的年轻主妇，希望能调停正闹不和的男人们。
英格曼神父记得自己当时对那女人微微一点头，刹那间忘了她低贱的身份。他感觉由于那个女人的出现，男人们的氛围变了，一股由对立而生的张力消减下去。其实她什么也没说，也没动，带一点女人不讲原则的微笑，惋惜地看着男人们：和和气气的多好，什么值得你们扯破脸？
英格曼还记得自己当时说，如果手榴弹拉响，日本人指控教堂庇护中国军人，教堂收留难民的无辜慈善之举，将会变成谎言。最重要的是，激怒了占领军，他们会夷平教堂，包括它荫庇下的十六个少女。她们是战争中最柔弱的生命，一旦成为牺牲品，将是最不堪设想的牺牲品。
然后，他告诉他们从安全区回来的路上目睹了什么。当时法比开车从小巷绕路回教堂，碰见几十个日本兵围在一个门廊下，正剥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的衣服。他叫法比马上停车。他摇下车窗，探出他穿教袍的上半身，用英文大声叫喊：“停止！看在上帝的分上！……”日本兵就把他们两个眼证给灭除了。他平铺直叙地把事件讲完又说：“本来不想告诉你们这个令人不悦的事情，但我想让你们明白，我们——希望也有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以不危及女学生们的安全为准则，收留你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危及了她们，更何况你们还藏有武器。”
戴涛和另外两个军人都沉默了。他当时陪着他们沉默一会儿，让他的话在他们的脑子里渗一渗，才离开了地下。当天下午，戴涛把那颗手雷交给了他。就是那时，他和年轻的中国少校交谈了上海撤退和南京失守的事。奇怪得很，叫戴涛的陌生军人恰是在英格曼最渴望交谈时出现的。那半小时的谈话，双方情绪兴致那么对接，非常罕见。
此刻英格曼裹紧鹅绒起居袍，打算回自己居处睡觉。他端着蜡盏沿着楼梯下到大厅，却听见门铃在响。他立刻回到楼梯上，撩起黑窗帘，打开朝院子的窗户。
法比已经赶到门口，正在和门外的不速之客对话。说是对话，外面的人只用门铃来应答法比的问话：“请问有什么事吗？……这里是美国教堂！……没有粮食、燃料！……”法比每发一句话，门铃的应答就更增添一些恼怒和不耐烦，有时法比短短的句子还没结束，就被打断，几乎就是在用门铃跟法比骂架。
英格曼飞快地下楼，穿过院子，拉上圣经工场的门，又检查了一下撞锁是否锁严实了。他突然意识到，上锁反而不安全，入侵者总是认为值得锁的地方都藏有宝贝，必然会强行进入，这样反而给阁楼上藏身的女孩们增添危险。他掏出挂在皮带上的一串钥匙，哆嗦着手把一把把钥匙试着往匙孔里插。最终把门打开，摸黑进去，对着天花板说：“孩子们听着，无论发生什么，不准出声，不准下来！”
他知道女孩们听见了，转身朝厨房跑过去。
“日本人来了，不准出声，一切由我和法比对付！”
他听见某个女人说了半句话，想打听什么，又马上静下来，不是被捂住嘴，就是被轻声喝住了。
英格曼神父在去大门口的路上想好了自己的姿态，语调。在离大门口五步远的地方站住，深呼吸一下，对仍在徒劳喊话的法比说：“打开门。”
法比回头看一眼英格曼神父，被神父从容淡定的声音和步态镇住。神父似乎等的就是这一刻，要亲自看看，在他的感召力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