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在我的内心里就像一种信仰似的，已经完全开花结果。在我后来的人生中，有一件小事使我明白：爱和信仰这些东西可以多么深地植根于一个人的内心，在我们的心智最为成熟的时候，它会跟最清醒的心智长在一起。有一天早上，我在树林里漫步时，意外地看见了一丛蓝色的龙胆花，我一直想采摘一些给一个朋友治病，但是当时我心里正在努力地想要解决某个问题，所以我最终决定不应该在那一刻打断自己的思路去采摘花朵。后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自己手里捧了满满的一束花朵，让我自己都感到万分惊讶。我现在还记得，为了不让自己去采摘花朵，我当时是多么坚定地不让自己的眼睛去看那片林地。我们很容易把这些花出乎意外的出现看作一个奇迹，但我没有这么认为，就像我没有因为自己“迷失”在思想中而笑话自己。相反，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发现自己高兴地出声喊道：“感谢上帝！”
我在国外生活期间，每年都要回一次国，或者至少每一年半回去一次，去探望我母亲。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我们相互道别的情形。不久之后她就去世了。她辞世时，我正在由彼得堡经芬兰乘船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旅途中。由于火车在早上很早就要开行，我们在头天晚上就做了最后的道别。天快要亮的时候，当我尽可能轻地走过大厅时，母亲突然站到了我面前：她赤着脚，穿着长长的睡衣，雪白的头发蓬松着——发卷有点乱，像个孩子似的——她那双湛蓝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它们是那样清澈、那样深邃，有人曾经准确地描述道：如果你心里有什么坏想法，你最好别去看它们。
她看上去好像刚刚被从梦里唤醒似的。
她没有对我说一个词，只是用身子靠着我。她跟我一样重，不过，尽管她保持苗条而直挺的身材，但在她最后的年岁里，她还是缩矮了一些，因而我能一把就抱住她那虚弱的身体和四肢。
也许在这一宁静而温柔的时刻，我们俩感到了相同的感觉、相同的痛苦——心里的痛。“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等待？”这话是母亲一生赠予我的最后的礼物。亲爱的默西卡。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注 解
① 亚历山大充满活力和友爱，极富幽默感。在一封谈及她哥哥的一个孩子死去的信件中，莎乐美这样描述了他的幽默：“但我知道并持续感受到，这种发现快乐、摆脱烦恼的能力，不仅仅在于看淡伤痛并轻易摆脱它，更在于一种对于快乐的强烈需求——这根源于对痛苦的深切感受。”这个哥哥于1915年2月20日辞世，这使莎乐美把自己与里尔克在慕尼黑的相聚推迟了数星期。她的第二个哥哥叫罗伯特。第三个哥哥尤金是一位名医，尤其是在宫廷里很有名。他病世于1898年，引起了朋友们的强烈惋惜。莎乐美在其病世后出版的小说《朱塔》（Jutta）中的人物特雷伯尔（Trebor）的身上描绘了尤金的性格。
第4章 流亡途中的乌托邦体验祖国俄罗斯（1）
“你的房子依然颜色鲜艳，
就好像在挨饿时你依然在玩耍。”
父亲一方有法国、德国和波罗的海血统。法国大革命之后，我们家经由德
国来到波罗的海沿岸，先是在斯特拉斯堡定居了许多年。
在我父亲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圣彼得堡，接受军事教育。①那是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时候。在1830年的波兰起义中，我父亲是一名陆军上校，当时他脱颖而出，尼古拉一世在他的法国贵族的头衔上又加了个俄罗斯贵族的头衔。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看过一本关于贵族盾徽的大书，上面有皇帝的声明。先是法国的带有花纹的盾徽，整个是金色的，下面分布着一些横向的线条；俄罗斯的盾徽上有武器和头盔图案，头盔下面是两条金色的斜线。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帝国按照爵位给我母亲做的胸针，样子很像金色的荣誉之剑，它表现的是我父亲的所有荣誉的缩影。
我母亲生于圣彼得堡，她的父亲一方来自德国北方的汉堡，她的母亲一方则来自丹麦。
很难说我们在俄罗斯一开始说的是哪种语言：俄语只在普通人中流行，它很快就让位于法语和德语。我们几乎一直说的是德语，②因为它保留着那把我们跟我母亲的祖国相联系的纽带。我们在德国仍然有亲戚朋友，不仅如此，德国让我们感到某种真正的亲和性——这种亲和性与其说是跟德国的政治有关，还不如说是跟那些说德语的人有关（这和我们在彼得堡认识的德国人不同）。因为我们不把自己看成是来俄罗斯服役的人，而是直接把自己看成了俄罗斯人。我是在军队制服的包围中长大的。我父亲是一位将军。后来，他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国务顾问，随后又成为枢密院的一员，然后是内务部副部长。不过，他一生都坚持到办公室去上班。我早在8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军官，他叫巴伦·弗雷德里克，长得的确非常英俊。他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副官，后来成了宫廷总管。由于他活得比较长，曾经历过帝制的衰落和革命的兴起。我跟他的私交很有限，不过，曾引起了一个小小的事件：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我迈步走出了父亲的办公大楼，站在楼梯最上面的一级上，这时我感到那个我所爱慕的男人就在我身后。我滑倒了——他像个真正的骑士，迅速跑过来帮我爬起来。他遭遇了跟我相同的命运，突然发现我们面对面是多么亲近。我们俩就在入口处相对而坐，眼睛惊异地盯着对方。他高兴地笑着，而我静静地体验着天赐的幸福。
与奶娘和仆人们给我们的印象相比，这些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记忆很少具有俄罗斯特性。在我家，只有我拥有一个奶娘。她跟我形影不离。她文雅而漂亮，在去耶路撒冷朝圣之后，甚至从教会得到过一次“小小的受福”——尽管我真地为她感到骄傲，但这事使我的兄弟们笑得像马鸣。俄罗斯奶娘的名声很好，因为她们能全力以赴照顾好孩子。这一点连那些生母都无法相比——尽管奶娘们在教育孩子方面不见得有什么好办法。这些奶娘中有许多是以前仆人的后代，她们继承了仆人忠诚的美德；不过，现在她们变得更加快乐了，因为她们跟主人家的关系已不像以前那样固定了。俄罗斯家庭中的其他仆人都具有非俄罗斯血统。如车夫和脚夫一般都是塔塔尔人和爱沙尼亚人，众所周知，他们是滴酒不沾的。他们中有新教徒，有希腊东正教教徒，还有穆斯林。他们同时使用东方的和西方的祈祷，同时使用新的和旧的日历，这些日历标示着各种宗教的休息日和工作日。所有这一切都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管理我们在彼得堡的乡村别墅的是几个斯瓦比人，尽管他们离开家乡已经有好多年了，但仍然保留着他们家乡的语言和服饰。从他们身上，我几乎了解不到任何关于俄罗斯的真正内在的东西。直到我有几次去斯莫棱斯克看望我的二哥之后，我才对俄罗斯民族的社会状况有所了解。尽管圣彼得堡具有帝王气象，但它是巴黎和斯德哥尔摩的结合，有驯鹿拉的雪橇，有涅瓦河畔闪闪发光的冰雕宫殿，迟到的春天和炎热的夏季，总之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
我在学校里的玩伴的背景也很有国际性。当时圣彼得堡既有小型的私立英语学校，又有大一些的。我一开始上的是一所小学校，后来上了一所大学校，但在那儿几乎什么都没学到。③尽管如此，我还是碰到了一些让我跟俄罗斯这个国家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的人——我说的是政治意义上的关系。因为革命精神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表现是“人民会议”，④那时在学校里，这种精神已经开始冒泡、发酵。作为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要想不受它的影响，真的很难。因为尽管我们跟皇帝有这样那样的关系，⑤尽管我们家的态度是倾向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的，但这种态度并非无可指摘。“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废除农奴制之后，已经变得非常保守。把我从这些强有力的当代事件中隔离开来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的第一个伟大的爱人对我的深刻影响。他是一个荷兰人，在俄罗斯，他感到自己完全是一个外国人，所以他让我也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自己不是十足的俄罗斯人。他以为，我应该把我对幻想的想望抛在一边，把自己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个人，加强理性和情绪之间的平衡，从而促成精神的发展。我这一生只参与过一次政治运动，我把证据一直藏在书桌的抽屉里——那是维拉的一张照片，⑥她可能被认为是俄罗斯的第一个恐怖分子。她曾射击某市政官员，被控告犯有同谋罪。当时法院刚刚开始受理这样的案子，不久就宣判她无罪。她被一帮兴高采烈的乌合之众用肩膀抬出了法庭。后来她逃到了日内瓦，也许现在还活着。在1881年快要到来的时候，我当时正在苏黎士上学，虚无主义者暗杀了亚历山大二世，俄罗斯学生为了表示庆祝，举行了火把游行，他们高兴地大喊大叫。我知道，几乎没有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女人跟我一起学习，因为她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想当医生。我相信，她们中绝大多数人只是把学业当成出国的政治借口，因为当时俄罗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让妇女接受高等教育了——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早得多——师资完备的大学也已建立起来，配备有来自医学院的教授。不过，我完全想错了。这些年轻的女孩进行斗争、作出牺牲，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新型的俄罗斯体制，是为了享有跟男人一样的权利。她们在一个地方被迫取缔，又会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她们认为最重要或最关键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取得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