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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不是说儿子已经判给摄影家了吗？”
“你以为母子关系仅仅靠一张离婚的纸就可以扯得断？”看来凯丽真的是个比较传统的女性。不过最感动我的还是她下面说的那些内容：“在我留学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儿子参加高考的时候，我放下了自己在蒙特利尔的学业，中途赶回了北京。因为我太挂念他能否考上大学了，所以一回到北京就急着找他。我原先的那个家里根本就没有人影了，后来我跑到学校，才知道他已经有大半年不回家了。他的父亲在一年前就跑到外地与他的一个女学徒同居去了，儿子在高三下半年后学习特紧张，就干脆经常不回家住。老师说我儿子的成绩一直不稳定，时好时坏，平时的成绩也达不上全班的中游水平。我是在高考的前两天才见着他的。仅仅一年，当我看到自己的孩子时真是不敢相信，虽然他个头高了一大截，但双眸却有大多的冷漠与忧郁。我想作为母亲尽可能给予他一点补偿。我特意在考场附近的宾馆租了一间房子住下，天天送他上考场，又从考场把他接回来。但儿子除了默默跟着我外，多一句话也不跟我说。看得出他是对我怨恨在心。我知道这不能怪他，我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考上大学。所以这一次我一直等到8月底才出国，我要亲自看到他的成绩下来。但儿子的高考成绩太让人失望了，离录取分数线还差30多分。北京的录取线本来就不高，可他还这么低，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同他平时成绩差不多的同班同学都考上了，惟独他远远低于录取线。我带着一腔火气，跑到他母校责问他的班主任是怎么回事。哪知人家见我就反问我，说你是他的妈吗？你像他的妈吗？那老师好厉害，指着我的鼻尖就大声嚷嚷，说人家的孩子也有当妈的，可人家孩子的妈，在孩子高二时就开始天天盯着孩子，一天不离身，你这个当妈的倒好，甩手就往国外跑，跑得影踪都没有。噢，现在孩子考不上大学你来找我们算账，好啊，我们还想找你算账呢！就因为你家孩子没考上大学，我班的录取率一下低了几个百分点，我的奖金、我的职称都受影响你知道不知道？你拿什么来赔偿我？你们这些在外国当假洋鬼子的不是有很多钱嘛，那就拿出十万八万赔我们呀！瞪眼干嘛？哎哟哟，我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害怕。可当时我感觉那老师骂得太对了，把我这个自以为很关心儿子的母亲骂得无地自容。那一天，我跪在儿子的面前大哭了一场，请他原谅我这个没有尽到责任的母亲。儿子似乎也被我的一片真心感动了，他向我保证说来年他一定要考上。那天晚上，我们母子俩是在一片泪水中对天发誓的。由于我在蒙特利尔是请了一个月的假，所以我必须赶回去继续我自己的学业。临走时，我把身上仅有的三千美金留给了儿子，希望他在之后的一年中找个复读班，再自己照料好自己的生活，并对他说，半年后我再回来，伴他高考前的半年学习。当我与儿子分手后，踏上返加拿大的飞机时，我才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困境。因为我把自己的下半年度的学费全留给了儿子，自己无法再到学校注册了。劳恩知道后，仍然提出由他借我钱，可这次我拒绝了，一是我已经欠他一大笔债了，二是我更知道当债和情扯在一起时，还债人会有更大的心理负担。这样我只好暂时放弃学业，开始了打工的生涯。我知道我只有半年时间，过了半年之后我必须回到儿子身边，这是我对儿子许下的承诺。也就是说我必须在半年之中挣回一年的钱才能实现我对儿子许下的承诺。现在想起来真是有些不堪回首，我也没有想到，为了实现对儿子的这个承诺，我竟然会在国外吃了那么多苦……”
凯丽忍不住掏出手绢，擦着脸颊上的泪痕。
我的心跟着她一起感到沉重。
“没有出过国的人都以为外国的钱是那么好挣，其实越富有的国度里，钱越难挣。那半年里，为了尽可能地多挣几个钱，回国好陪儿子参加高考，我几乎干遍了所有能干的打工活。我的英语还不过关，于是只能干给人家当家庭钟点工或者市政清洁工等别人不愿干的活，再就是干只有男人们才干的苦累脏活。加拿大很多工种是非常讲究男女之别的。不瞒你说，我有几次是女扮男装混进队伍去抢到活的。现在我听说国内有些下岗工人不愿当清洁工，我真有些想不通，在国外能有个就业的机会就是天大的好事哪，还有讲究什么工种让你捡捡挑挑一说？没有，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像我们这些既非投资移民、手中又无半张派司，业主用你，人家还得担着风险哩！你问我记忆中哪一次找工印象最深？要说印象深的大多大多了。就跟你说一件吧，那大约是前年11月底的事。当时我在给一个身边没有子女的孤老妇人做钟点工，每天我是在下午4点到她家完成两个小时的家务活，不知怎么的，那天去后主人的门却紧锁着。按照通常的约定我等半个小时如果还不见主人回来我就可以走了。但那天不知有什么预感，我想是不是老太太出什么事了？于是便在雪地里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那加拿大的居民住宅都是一家一户的别墅式的，我不可能到附近的居民家去等候，那加拿大的雪天要多冷就有多冷。不知是饿还是冷，我渐渐感觉自己的两条腿麻木，后来就根本没有了一点知觉，我知道自己可能快要顶不住了，想赶紧离开那儿，两腿却完全不听使唤，我想喊，嗓子又出不了一点点声音，突然我的眼前一黑，扑嗵就栽倒在雪地里……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五点多钟，我发现自己在一家教会医院里。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是路过的一名警察救了我。而我打工的那家女主人那天没有回家是因为发生了车祸，她的伤势并不算重，却差点让我为她送了命。当那老太太托人将我的二百加元的工钱送到我手中时，我忍不住嚎陶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命太苦，我哭为了能供儿子考大学挣的这几乎是用命换来的钱。半年后，我们中国的春节一过，我带着一秋一冬八个多月挣得的8000多块加元回到了北京。这是我向儿子作的承诺。在这之后的半年里，我天天陪着儿子，早上为他做好饭，再送他到复读班补课，晚上又陪着看他做题，偶尔也教他一些英文，毕竟我在加拿大呆了一两年时间，英文特别是口语能帮助他一些。就这样，我们母子俩天天如此，从2月份一直到7月初参加高考的一百三十来天时间里，起早贪黑，连电视都没看过一回，除了菜市场和书店，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也许是老天有眼，也许是我们母子俩的合力，我和儿子的大学梦终于得以实现。这年他的高考成绩高出北京‘一本’录取分数六十多分，考入了儿子自己报的第一志愿理工大学……”
凯丽讲述的经历仿佛就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情节。
“儿子被录取的消息我是在临上飞机时知道的。当飞机冲上云霄，在北京上空盘旋时，我俯瞰着这片我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美丽土地时，眼泪忍不住哗哗流淌。当时我想如果不是我走上背井离乡、远离国土这一步，我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能够更顺利地考上大学。唉，中国的父母也许是世界上对子女上大学最关心、付出最多的父母了。有道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在中国的亿万万父母心中，没有再比为了子女们上大学更令他们操心、担忧的了。你说是不是，大作家？”凯丽一边抹着泪，一边感慨万千地问我。
记得当时我没有回答她的话，但关于中国家庭对于子女高考所留下的沉重话题，从此却一直深印在我的心间。那一刻我就想，有一天我会将笔对准中国高考这一影响着亿万万家庭的大事的。
在温哥华与凯丽告别的时候，我听到了有关她本人的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她说她将在蒙特利尔大学与儿子在同一时间走出大学校门。
我遥祝凯丽和她儿子好运，也借此向为儿女教育付出万分艰辛的天下父母祝好运，愿他们为儿女编织的大学梦都能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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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不知在中国还有什么比教育和孩子考大学的话题更能引起百姓的关注。在我漫长和众多的采访过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他们向我也向自己提出了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使我深感问题的严重性而不知所措。我的高中班主任张伟江老师，现在在上海市当教委主任，而现在成为他顶头上司的国家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就是从上海到北京来的。张伟江老师和陈部长过去就是熟人，他比谁都清楚，陈部长自当教育部部长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步子够大的了，但张伟江老师依然告诉我，有些问题需要“问天”，并非主管部门能全部回答和一下子解决得了的。
于是，我只好代百姓恸问苍天——
一问天：王蒙为何只考60分？
当过文化部部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王蒙先生也有过尴尬：他做过几次现在的语文试卷，结果成绩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是六十分，剩下的则是不及格。
也许在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拿笔杆子的文人已经被贬为低智能的一类人了，但我们惟一自信的是我们在文字方面的能力还可以与别人比试几下。然而想不到的是，在今天，我们惟一的优势也已失去，可以写文章、出巨著的人，竟然连一个中小学的语文水平都不过关。
某君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儿子在他的熏陶下已经出过一部长篇了，可是他也不无悲哀地告诉我，他在儿子初中时的一次期中考试时为儿子搞了一次“压题作文”，结果大作家的“压题作文”只得了52分，老师说那篇作文缺乏规范语言。儿子从此再不敢让当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