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级别的澡堂叫做散座，也叫池塘，光顾于此的多是卖大力的劳动者。这些人到澡堂来，有的就是为了干净。有的并不是为了洗澡，而是为了讲生意，做买卖；为了买房子置地谈条件；为了帮助别人解决纠葛等。还有一种人是到澡堂里来躲债，欠人家的钱而到澡堂边洗澡边休息睡觉，以躲避债主要债。1937年“七·七事变”后，直至1949年前，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工商业萧条，居民生活苦，所以每逢年节，一些洗澡的客人中，有一部分从早晨开门到晚上始终都不走，洗了睡，睡了洗，饿了让伙计去给叫饭，直等到晚上伙计高喊：“各位明天再来，静堂啦！”他们才无奈地离去。大多数澡堂还写着楹联：“身有贵恙休来洗、酒醉年高莫入堂”，提醒有皮肤病的客人、喝醉酒的人和年岁大的人不要进澡堂洗澡。
建国后，除了大机关、大工厂有内部浴池以外，一般商店、工厂根据工作性质每人每月发二至四张澡票，作为一种福利，凭票到营业性浴池去洗澡。北京几百万人口，只有几百家澡堂子。所以，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尤其年终岁末，街面上的澡堂子就人满为患，常常是排一两个小时的队才能洗上澡。再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北京老百姓在家里就能洗上热水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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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传统字号
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头戴马聚源，脚蹬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意思是指只有戴上马聚源的帽子，脚上蹬上内联升制作的鞋子，身上穿着瑞蚨祥缝制的衣服，钱包里装上“四大恒”即四家大钱庄的票子，才算有身份、够气派。这句顺口溜体现了“老字号”曾经的辉煌以及在百姓心目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顺口溜中的四大老字号除了四大恒钱庄不复存在外，马聚源、瑞蚨祥、内联升依然是北京的主要商店，而且还传承下一些老北京绝活。除了顺口溜中这几家，同仁堂、月盛斋、东来顺、全聚德、馄饨侯等等百年老店，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深深地印入了北京人心间。
北京老字号“老”在历史悠久，长者数百年，短者大多也创立于明、清两代和新中国建国前。主要集中于工商业、手工业、饮食业、民间艺术及文化艺术领域，包括饭庄、商店、食品店、文物珠宝店、书店、影剧院、药店、制造厂等。这些老字号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特色，远近闻名、经久不衰，其字号本身就是宝贵的无形资产。
在这些“老字号”中，若以时间先后计，菜市口的“鹤年堂”可以说历史最为悠久。鹤年堂建于明嘉靖四年（1526年），它比最负盛名的同仁堂还要长两百岁。“文化大革命”前，鹤年堂还存有嘉靖年间使用的账本。过去北京有句老话：“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意思是说同仁堂精于药丸，而鹤年堂制造的汤剂选料严格，制作精良。
这些“老字号”不仅是一种商贸景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传统文化现象。“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使“全聚德”成为北京的象征。而京城民间“歇后语”，如“东来顺的涮羊肉——真叫嫩”、“六必居的抹布——酸甜苦辣都尝过”、“同仁堂的药——货真价实”、“砂锅居的买卖——过午不候”等，生动地表述了这些“老字号”的“品牌”特色。
正是这些不同行业、不同特色的“老字号”，汇聚成了京城“老字号”大商业文化的魅力。“老字号”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创出了独特的经营之道，成为一种知名“品牌”。这种“老字号”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它的含金量是难以估算的。
今日的老字号，虽然有些衰败，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却不曾动摇。提起那些耳熟能详的老字号，老百姓们仍满怀兴致，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与感受。老百姓的这份情缘，恐怕正是老字号们在这个变革社会中的出路所在吧！
老北京的会馆
北京城位于华北大平原最西北部、太行山与燕山结合部的山前地带。这里是从华北去往东北、西北和蒙古的诸多山间通道的共同起点，又是沿太行山麓从中原到北方的通道的终点。由于华北大平原曾经湖沼密布，只有通过这条通道才可以往来于北京与中原地区之间。在未有铁路之时，从中原至北京必经永定河渡口，再经广安门入城。清末修铁路时，京汉铁路北端也是经丰台、马家堡、永定门，最终至前门。这样，元、明、清各朝来京的大批官员、举子、商人都要经过宣武区旧城区进入京城，这一地区，因为明朝有“宣南坊”之名称，也被称为宣南地区。清代以后，“宣南”泛指宣武门以外之南城地区。
由于此处地近内城，且邻近繁华的前门商业区，更是因为道路的四通八达，明清时期，这里云集了全国各地大部分的会馆。每条胡同里，少则三四处，多则十几处，它们往往紧紧相邻，形成了宣南一带浓厚而独特的会馆文化。所谓会馆，在明清时期多是由各地在京城为官者出面，联络官员、富商出资修建，为本地来京参加科考的举子提供食宿的馆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驻京办事处”。这些会馆在明清、民国时期，网罗同乡、联谊乡情，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解放以后，这些会馆失去原有的作用，有的被各式机构占用，有的改建为民居。
保存至今的会馆，或因历史人物而知名，或因建筑特色如戏台、房厦而知名。每一个会馆，都住过该省进京的举子，都出过进士，都有许多故事。宣武区菜市口十字路口东南的大吉片地区是北京现存会馆的核心区。随着会馆的不断聚集，一些商人开始在会馆附近开设为士子提供书籍、纸张、文具的店铺。会馆附近逐渐繁荣起来。
这些会馆中，最有名气的是南海会馆和中山会馆。南海会馆旧址位于米市胡同43号，始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原为董文恪（董邦达）故第，由在京海南籍官员筹资买下，后又购入一幢相邻的房舍组成了南海会馆。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来京参加会试，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都曾住在这里。康在这里写过许多诗文，并与维新派多次策划变法方案。1895年4月，当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康连夜起草了万言书，并发动1200多人联名到督察院投递，即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他还在会馆内创办报刊《中外记闻》，成立粤学会、保国会，强烈宣传变法维新。维新变法失败后，康由此出走香港，其弟弟康广仁被捕入狱，9月28日，与谭嗣同等在菜市口刑场就义。南海会馆尚存重要石刻《南海会馆碑记》等。
中山会馆在宣武区珠朝街5号，相传为明代权臣严嵩的花园别墅，分前、中、后三大院，这些大院又被许多小跨院环抱着，大门内是一座木影壁，绕过去便是大客厅，客厅的四周有回廊环绕，另外有魁星楼、戏台、假山、水池等。院内还种有各种树木，是一所十分优美的会馆。
中山会馆的前身是广东香山会馆，由孙中山先生的同乡唐绍仪创办，后因香山县改中山县，香山会馆也就更名为中山会馆。这里很早就是有志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广东青年会在这里活动过，后来又成立了“中山少年学会”。中山会馆曾是我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现在原建筑大部分还保留着，已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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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城门牌楼
老北京们都知道，北京有句关于城门的俗话儿，叫“内九外七皇城四”，说的就是北京城内外进出的城门。“内九外七皇城四”指的是内城、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其中的“内九”，指的是东边儿的东直门、朝阳门；西边儿的西直门和阜成门；北边儿的德胜门、安定门；南边儿的崇文门、正阳门（前门）和宣武门。“外七”是指明世宗为加强城防，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修的外城城门：最北边和内城的“前三门”平行的是东便门和西便门，东西两边儿分别是广渠门和广安门，南边则是左安门、右安门和直通正阳门的永定门。皇城四门指的是：东有东安门（现东华门），南有天安门，西有西安门，北有地安门。
实际上，城门其实就是一组防御设施建筑的总称。它包括城楼、瓮城、箭楼、闸楼这几部分。到了清代，“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逐渐发展起来。这一带，尤其是正阳门一带，店铺林立，成为了清代北京最繁华的闹市区。崇文门又叫“哈德门”，设有税关，买卖人多出入崇文门。东便门则是由大运河运来的南方货物的集散地。宣武门外有许多会馆，当时的文化人常出入宣武门。在前三门商业区中，还出现了以经营碑帖字画和印玺古玩为特色的琉璃厂文化街。与此同时，南边的永定门也发展成为南城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城门。
北京的牌楼，亦称牌坊，为高悬牌匾而建的纪念性或装饰性建筑物，常立于庙宇、陵墓、衙署、园林前或街道路口。北京的牌楼按建筑材料分，有木牌楼、琉璃牌楼和石牌楼等；按规格分，有两柱一间、四柱三间、六柱五间等；按用途分，有贞节牌坊、功德牌坊、山门牌坊和街道牌坊等。牌楼的历史源远流长，形式千变万化，是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牌坊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诗·陈风·衡门》记载：“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所谓的“衡门”就是牌坊的前身。在组合的建筑群落中，牌楼也相当于“门面”，是街道或建筑群的身份证。
北京是全世界牌楼最多的城市。除了胡同、四合院之外，最能体现老北京风格的就是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牌楼了。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等闹市区的详称应该叫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只可惜，这些地区的牌楼已经被拆除了。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曾建各式知名牌坊300多座。现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