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李永芳，接着又取东州、马根单等城堡台五百余，掠人畜三十万，编降民千户。二十一日，击败辽东总兵官张承胤、副将颇廷相来援之兵一万，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
败报至京，“朝野震惊”。除了立即遣兵数千出关，加强防御以外，明廷决定调兵四方，大举征剿，议兵十万，议饷三百万，起用杨镐为经略，李如柏为总兵官，克期进取。明朝政府这次发兵，并不仅仅是为了打退建州的进犯，将其逐回旧地，护卫辽阳、沈阳，保证辽东安全，而是欲图诛戮“元凶”，彻底消灭建州。
建州攻下抚顺不久，同年闰四月，明辽东巡抚李维翰立即移咨朝鲜“申严防备”，待机合剿。咨文说：“今照建酋奴儿哈赤，猥以属夷，无端生事，计袭抚顺，公行叛逆，罪大恶极，法当诛讨。”六月，李维翰又移咨朝鲜驻兵义州，“遥为声援”，强调指出：“看得奴酋逆天犯顺，罪在不赦，业蒙皇上大奋赫怒之威，慨发三百万帑金，调摹十数万精兵，特遣经略专主征讨。彼幺麽小丑。曾足膏吾铁钺哉？”
征虏将军、辽东总兵官李如柏，讲得更加明白。他移咨朝鲜说：
盖夷人之性，大类犬羊，负义忘恩，无所顾忌。近如建州夷人奴儿哈赤，数十年来受我天朝豢养之恩，许开市通贡，养成富强。及羽翼甫成，遂生心背叛，袭破我城堡，戕害我将士，此乃王法所必诛，天讨所不赦者也。今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擒元恶，枭首藁街，献之九庙，灭此而后朝食也。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2994页。
既说依法必诛，罪不容赦，又说要生擒努尔哈赤，枭首藁街，献与九庙，这样的处置，与四十四年前将其外祖王杲押解京师，献俘阙下，磔杀示众，完全一样。
如果说这些咨文都只讲到对“元恶”的惩治，那么，明帝批准颁发的赏格，包括的范围就更广了。
万历四十六年（1618）十二月，经略杨镐奏上“擒奴赏格”，兵部尚书黄嘉善覆奏，万历帝批准，颁示天下及海西、朝鲜。“赏格”规定：
有能擒斩奴儿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世袭。擒斩奴酋八大总管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世袭。擒斩奴酋中军、前锋暨领兵大头目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佥事世袭。擒斩奴酋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者，赏银六百两，升正千户世袭。以上应赏功级，皆自军卒言之。……北关金、白两酋，擒斩奴酋，即给与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其朝鲜擒斩，照中国例一体升赏。……《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八。
“八大总管”，是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即“贵营捌兔（代善）、忙谷太（莽古尔泰）、阿卜太（阿巴泰），黄太住（皇太极），把布亥（巴布海）、羊羔儿太、汤哥太（汤古岱）、堵堵（杜度）”，“十二亲属伯叔弟侄”，指阿敏等人。中军韦都为额亦都，前锋阿堵为阿敦，书记大海是达海，女婿火胡里为何和里。《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卷四十七，转引自《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满洲篇四。这个“赏格”，既悬赏擒杀努尔哈赤，又要诛其子孙叔伯弟侄，已经是全家全族问斩了，还要屠杀其女婿、大将，连书记也未漏掉，所有大小头目都在劫难逃，这与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十分近似。不仅如此，建州的一般女真，也要遭殃，因为赏格规定，叶赫金台石，布扬古（白羊古）贝勒，如果杀了努尔哈赤，他们就取代了其龙虎将军之位，就得到了建州敕书，占了建州地区。简而言之，大军征剿，既要将努尔哈赤家族斩尽杀绝，又要把整个建州（实即整个满族）全部消灭，这就是明廷发动萨尔浒之战的目的。
经过十个月的紧张筹备，兵、将、粮、马、甲、炮大体备办完毕，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金天命四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誓师讨敌。议定兵分四路，北路为开原铁岭路，以原任辽东总兵官马林为主将，下辖管开原副总兵事游击麻岩等官将，监军为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岫岩通判董尔砺赞理，共两万余人，从靖安堡出边，由北进攻赫图阿拉，叶赫出兵两千相助。西路为抚顺路，以山海总兵官杜松为主将，保定总兵王宣及原任总兵赵梦麟为副，分巡兵备副使张铨监军，按察司经历左之似赞理，官兵两万余，由抚顺关出，从西进攻。南路为清河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管辽阳副总兵事参将贺世贤等随从，分守兵备参议阎鸣泰监军，推官郑之范赞理，兵两万余，从鸦骨关出边，由南进攻。东路为宽奠路，以总兵刘铤为主将，海盖兵备副使康应乾监军，同知黄宗周赞理，兵一万余，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领兵一万三千余从征，由亮马佃出边，从东进攻。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叶赫兵，共十万零三千五百余人，号称四十七万。杨镐宣布军令十四款，当场斩杀抚顺逃亡的指挥白云龙，枭首示众，密令各总兵自二月二十一日依限出边，“务期尽灭贼”。
第四节萨尔浒之战（2）
明神宗朱翊钧
十万大军，千员上将，枪炮数万，四路合击，真是军威雄武，声震山岳，看来小小建州难敌天朝，将遭灭族灭种之灾了。可是，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出师之前，明朝政府的腐朽，已经决定了明军必然惨败的命运。
以至高无上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钧而言，此人不文不武，因循苟且，晏处深宫，沉湎酒色，厌理国务，二十多年不上朝，开创了懒君的记录，并且他还爱财如命，广括公私财帛，仅以祸国殃民的矿税一项，每年就额外征银五百余万两，纳入内库。朱翊钧骄奢淫，挥金如土，营建三殿，仅采楠木、杉木于川、贵、湖广，就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御用袍服，岁费数十万。册立太子，只是采办珠宝一项，就下诏取银两千四百万两，而每年，“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其子福王就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多达四百万亩。这样的昏君懒帝，怎能富国强兵，怎能处理消灭新兴后金强国的军机要务。
君如此，相又如何？此时明朝政府的中枢——内阁，正由著名庸臣方从哲独理阁政。此人才具平庸，柔懦媚上，“顺帝意”，“呢群小”，既无治政用兵之才，又缺乏匡时救弊奋发图强之志，也无识人任贤之眼，凡事敷衍塞责，苟且度日，当然也担当不起击败强敌巩固边疆的重任。
君昏相庸，政务必然废弛。官多缺员，六部堂上官只有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给事中、御史按制应有一百五六十员，可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无掌印之官，十三道亦止五人，一身兼数职。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官，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真是“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万历年间，本来已是民贫国穷，矛盾激化，人心思乱，贪婪的明神宗还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遣派豪横太监，分赴各省，开矿收税，大兴“矿税之祸”。这批矿监税吏，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到处“树黄旗，揭圣旨”，“吮人之血，吸人之髓，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甚至“伐冢毁屋，刳孕妇，溺婴儿”，致使全国“公私骚然，脂膏殚竭”，“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一、三百七十六；《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冯应京传》。朱翊钧的暴行，激起军民公愤。从东北的辽河平原，到西南的云贵高原，自长城内外，到南海之滨，由边疆“夷寨”，到京畿重地，民变锋火到处燃烧，十余年间，大的“民变”多达数十起。
就全国而言，赋重役烦，国库空虚，军政废弛，兵变频仍，民穷财尽，人心思乱，而首当建州其冲的辽东，危机更为严重。要打仗，必须有兵，而且必须有精兵，有得到辽民支持的精兵。但是，此时辽东，既无精兵，更无受到人民拥护的好兵。辽镇马步官军原额九万四千六百九十三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实少二万二千人，除老弱病残，“其精壮不过二万有奇”。士兵之所以逃亡和衰疾残弱，主要在于官将的科派掊克。万历中期，兵科都给事中侯先春“阅视辽东”以后，上奏极言辽镇元气大损，总的是：
今辽虏患频仍，民生涂炭，权归武弁，利饱囊中。狐假虎以噬人，狗续貂而蠹国。钱粮冒破，行伍空虚，民脂竭于科求，马力疲于私役，法令不行，将不用命，民不见德，远迩离心。《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二十八，侯先春： 《安边二十四议疏》。
他还具体地叙述了官将勒索士卒的详细情节：
迩来私役百端，科索万状。即如镇静之夷马，开原之貉皮，清河、抚顺、宽奠、阳之人参皮张松果等类，无论其把持夷市，压买商贾，而牧放夷马，治料参斤，以至搬运百货，约用军士不止千名也。其采取木植，而清河等堡之军，昼夜皆居塞外。烧炒铁斤，而宽奠等城之军，终岁不得宁家。盖州之布帛，长奠之金银，海州之海参……如此之类，难以枚举，凡可谋利生财，无非军士取办，其包赔之苦，服役之劳，盖万万不可言也。如春发银五钱，秋收参一斤。（笔者按，人参一斤，市价为十两银左右。）春发银一厘或一卵，夏索鸡一支。……又以弓矢衣物鞍辔皮张等类，势给各军，而厚收其利，皮袄一则，索银七钱或五、六钱，皮裤一则，索银四钱或三钱五分。披肩段一块，长不满尺，阔不及半，则索银一钱。……夫辽左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