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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姑姑告诉她一个最坏的消息：她父亲要结婚了。她哭了，因为她看过太多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事实会落到她头上。她回忆说，当时“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但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家又搬回她的降生地——民初式的洋房里。那里有她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那里的太阳使人昏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那房子就像一个阴阳交错的奇怪的世界，她感到一种精神的荒凉和无所依托的空虚。
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住读期间很少回家，所以每次回去，父亲总是客客气气。她父亲知道她作文好，也很得意，兴致上来还鼓励她学做诗。张爱玲回忆说，她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其中“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两句被先生浓圈密点，第三首是咏花木兰，以后没有再写。
二
如果说，家庭环境和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学时代的兴趣培养则是人生达至终极的基础工程。
上海的圣玛利亚女校是著名的美国教会女子中学，同中西女塾同负贵族化声誉。张爱玲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所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度过的。在那里她得到了自由发展，自信心日益坚强。她“不合群”、不交友、不苟言笑、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自由性格那时已趋稳定。当时学校的教师主要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课程分设英文部和中文部。英文部的课程是主课，包括英文、数、理、西洋历史、地理和《圣经》，用英文讲授；中文部的课程包括国文、中国历史和地理三门，不被重视。1936年秋，学校来了一位名叫汪宏声的老师主持中文部的教务，并兼教高中国文。这位酷爱文学，具有新进作风的汪先生为女校带来了新鲜空气，遂使国文课大为改观。汪先生不仅改变了授课方式，变八股式的满堂灌为自由讨论，更为甚者是他在国文课中大胆增加了中国新文学的内容。他不仅为学生讲解曹禺的剧本、丁玲的小说，还亲自为图书馆大量购置新的中文书籍和报刊、奖励学生课外阅读，“努力为学生争取用本国语言文字发表的机会与活动”。他的构思和努力，就像园丁洒下的汗水，竟为这个学校浇出一片文学的春色。
汪先生为了打破“说立志”“说知心”等八股滥调，第一堂作文课就在黑板上出了两个联系学生生活实际的题目，另外还特别鼓励学生自由命题。学生为汪先生的“革命”之举感到惊喜。张爱玲是全班唯一自己命题的，题曰《看云》。文章精神潇洒，词藻瑰丽，令汪先生吃惊得简直不敢相信。但他那时新来乍到，点名册上的名字和学生还没有联系起来。发文卷时，当他唱到张爱玲时，“便见在最后一排最末一只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来，不烫发（据我统计，圣校学生不烫发者约占全数五分之一弱，而且大半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或预科生——小学高年级学生），衣饰并不入时，——那时风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则是宽袖。”不随俗，不入流，甚至奇装异服，是张爱玲从小就有的“传统”。江老师将她的作文在课堂上朗读了一遍，还加了许多说明，竭力赞扬，大大褒奖她的文章如何如何写得好；面对如此的荣誉，若是一般的学生，一定是喜不自胜，倍受鼓舞；而她一如往常，仍然保持着那种板滞神情。
张爱玲的文名很快在校园里传布开来。教员们在休息室里谈论她，学生在宿舍里谈论她，一时间张爱玲成了这所学校一个温馨的话题。老师们谈论她，还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文章写得好，也常常谈论她常常忘交作业，课堂上不好好听讲，而学习却最优秀：“在教室里总是坐在末一排，不听课，手里的铅笔则不停的在纸上划着，仿佛是很用功地记笔记的样子，可是实际上她在画教师的速写样。教师也不常和她计较，因为她考试的时候是稳拿A或甲的。”（汪宏声：《记张爱玲》）
在汪宏声的组织下，圣玛利亚女校学生成立了一个取意为国争光的课外活动组织国光社，还出版了一个32开本的小型刊物《国光》。第一期上发表了张爱玲写的小说《霸王别姬》。这篇小说技巧之成熟令全校师生惊异不已。对于这篇小说，汪老师更是大加赞扬，说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简直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光》上还发表过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牛》。另外在校刊《凤藻》上发表过用英文写的《牧羊者素描》和《心愿》。她在《〈传奇〉再版自序》里回忆说：“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的高兴，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第一次见到。”那时她在《国光》上又匿名发表了两首嘲讽老师的打油诗：一则曰——“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寸高。”其二曰——“夫子善催眠，嘘嘘莫闹喧；笼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作品虽是匿名发表，却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是张爱玲所为。关于这件事，汪老师则认为，学校的空气太严肃了，用风趣幽默调剂一下有益无害。没想到，两首小诗闯了祸，对坐入号者却为此大为恼火，上告美国校长，最后定下三个解决办法：一，由汪先生和编者出面道歉；二，《国光》停刊；三，不准张爱玲毕业。最后，那位先生收敛了当初的愤愤之情，结果是不了了之。
1937年夏，张爱玲中学毕业，母亲从法国归来。母亲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母亲曾给她时间学习适应环境，教她做饭，用肥皂洗衣，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着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若没有幽默天才就别说笑话等等。她觉得母亲的实验是一个失败，“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影响。”她还说：“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样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风笛），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咸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红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齿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显而易见，张爱玲在少女时代就显示出一位真正艺术家的敏感，她的灵魂里充满了艺术的灵秀之气，惟独没有人世间的庸俗。
中学毕业那年夏天，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她躲在家复习功课，准备升大学以实现其梦想。1938年夏，她参加了圣玛利亚女校在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的毕业典礼，算是真正结束了她的三分安静、七分寂寞孤独的少女时代，从小积淀下来的文学天才，在中学时代闪过光华之后，便深深地藏进追求知识的勤奋里。那时她用演说的方式向父亲提出出国留学的事，不仅遭到严词拒绝，还说她是受了人家的挑唆。她后母更是变本加厉地当面羞辱她：“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后来这位后母还动手打了她。她本能地要还手时，却被老妈子拦住了。但后母却尖叫着说她打人了。于是她父亲不由分说，从楼上冲下来，拳脚交加，“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上，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他还用花瓶砸她的头，但没有掷中。她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杀了她。她的脸出了血。她走到大门口，铁门锁着，又被看门的巡警拦住。“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她独自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里哭了一天，被监禁在她出生的空房里，于是这亲切的出生地突然变得生疏、可怕而癫狂；她一想起英国作家贝弗利·尼科尔斯的那句诗“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就想到她家楼板上那充满杀机的蓝色月光。
对于张爱玲来说，仿佛那是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