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必须也是迫切要做的。因为不这样就会出现婆婆们那样的坐“空月子”。
一代人有一代人生育的方式和苦恼；一个社会群体的妇女和另一社会群体的妇女面对生育，会有不同的渴望和压迫。我想一个社会的文明首先最应重视和体现的，应该是尽最大能力解除母亲内心的压迫，尽可能满足她们内心的渴望。
在我的访谈中，凡经历过医院生产的母亲，都有共同的体验———生产如生病。在医院生产的经历就如同到白公馆、渣滓洞走了一遭，身心俱损。难道迎接新生命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两年前曾从一位妇产专家那儿知道“导乐陪产”的概念。这是1996年美国促进自然分娩的医学团体倡导，被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一种分娩服务模式。即一个有爱心、有分娩经历的妇女，在整个产程中给产妇以心理、生理及感情上的支持，使其在舒适、安全轻松的环境下顺利分娩。传统分娩中不良的医疗干预替代了对产妇心理和生理上的支持。这是针对医疗化分娩模式的一项改革和进步。最近从媒体上看到这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实施，我想这应该值得母亲们关注。
还有最近一位男性学者的建议特别让我兴奋。他认为社会应该建立诞院。“诞院同医院是完全不同的。它以婴儿（包括母亲？———自加注）为最高原则，甚至它的工作人员也要由心理学系而不是医学系来培养。因为对医学系的学生，他将分娩看成医学上的问题，从而不顾母亲提出的任何要求，他采取的是“催产”而不是“接生”的态度。母亲不是患者，诞生的主动权应掌握在母亲而不是医生手里，医生仅仅是母亲的一位协助者……”
这几天我一直陶醉在“诞院”里，时时有种把理想变为现实的冲动。我想象自己很有钱，马上去建一所诞院，然后马上辞工，去诞院做迎接新生命的人……
蟋蟀在唱歌（1）
受访人：斐然（上海）
年龄：３４岁
受教育程度：高中
婚姻状况：１９８８年结婚
健康情况：１９８９年生育一次无流产史
职业：幼教
个人档案
怀孕、生产是人体的巨大工程，是女性生命里肉体与精神共同奋斗的一场硬仗。面对挑战，女性对自己的“基础”了解多少？是否有充分的身心准备？而作为一个家庭，在这样特殊的时期，丈夫是看客还是参与者？这至关重要。
蟋蟀在唱歌
我10岁的女儿特别爱笑爱唱，几乎听不到她小嘴巴闲下来的时候。有时候听着她闹出的叽叽喳喳声响，我会想，女儿真的就是当年那只闹在我耳边的小蟋蟀变的。
我是在领了结婚证半年后怀孕的，按我们上海的规矩，没办过结婚仪式就不算结婚。那天，当我把已怀孕的消息告诉丈夫时，他并没表现出要当爸爸那种该有的兴奋和激动，淡淡地说：“既然这样，那就结婚吧。”可我是挺激动的。倒不是因为怀孕，怀孕是稀里糊涂怀的，并不感到紧张、害怕，也没想到今后会有什么问题。我激动，是因为终于要做新娘了。自从一年前母亲去世，家中兄姐们就如大难临头的鸟儿，都各自找自己的归宿，我的心一直惶惶，不知自己这只最小的鸟该落到谁家的屋檐下。
其实，后来我也明白了，当初我丈夫急急忙忙与我领了烫金的结婚证书，一半的原因是他母亲说服了他娶我———因为有结婚证书才能分房。房子没分下，我自然是进不到屋檐下做不成新娘。可是，现在不同了，我怀孕了，这一下子让我觉得有指望了。我真的特别激动，好高兴啊。我要做新娘了，我对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从那时才有了特别的感觉，觉得是她在保佑着我，让我不再过惶惶的日子。
谁知第二天，丈夫变卦了，他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我母亲叫你去做人流。”我听了哇地一声蹲在地上就哭了。我说，我愿意把孩子生在平房里，和你妈妈挤挤，几平米也是家。丈夫不听，不耐烦说：“我妈是为你好。”我说：真为我好就快让我做新娘，我们这么不明不白的（指没举行结婚仪式）关系拖下去，是毁我。那天，我们领证后第一次吵得很凶。
我和他家就这么僵起来。我不能不隔三差五去他家，我是他家的人哪，我必须迈入他家的门。可每次去，再也看不到他母亲的笑脸。每次当我迈进屋，我直觉得他一家人的眼神都往我肚子上扫，好像我肚子里长了恶瘤非要拿出开刀。我好怕，总是坐在那里下意识按住肚子，我手一刻也不敢离开，感到一离开，肚子就会被他们捅破。
那一阵，我被各种恶梦惊吓得夜夜不宁。有时梦见被人追杀到悬崖绝壁，有时梦见被人开膛破肚，血流成河……后来连白天也都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各种念头。白天清醒时，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掉入一种特别的状态里，这个状态让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心里常特别绝望，又说不清怎么回事。但有一条我特清楚，就是我要保护我的孩子，我一定要生下她。因为我总觉得我跟这个孩子有种神秘的约定。她会保佑我一生平安。
就在这时候，大概怀孕3、4个月吧。房子分下来了。婆婆答应把朝北的10平方米房间作婚房。老天有眼，我心安定多了。丈夫去南京路订了十桌酒席，我拖着虚弱的身子开始四处采购。有时，走在路上突然蹲下来哇哇吐一地，丈夫在旁不但不怜惜，还生气地用脚踹我，边踹边说：看结婚有什么好，你活该讨苦吃。我真的好心酸。我那时真是已搞不清结婚是为讨苦吃呢，还是为结婚而结婚。有一点明白，结了婚肚子里的孩子就有了合法的家，是为孩子。至于当不当新娘已经不让我激动了。
我的婚姻生活似乎从举行结婚仪式那天起就昭示着不吉利。新婚那天我和伴娘找到的理发师都不会化妆，当我们做完头发回到家，家人手忙脚乱地为我化好妆，忙乱中婚纱的拉链弄坏了，新郎也不择时机地来了，走到门口定睛一看婚车却是白色的，我当时虽有些不快，可还是上了车。好在酒席上没出什么洋相，可在跨饭店的那十几级台阶时，丈夫并没有与我挽手并肩而行，而是身轻如燕地快速上去了，而我却显得步履沉重，因为我的脚后跟老是踩着曳地的长裙……
怀孕5个多月时，有一天家中有来客，我不知趣地坐在客厅翻晚报，丈夫暗示我说：晚报不在厅里在房里。我说屋里没有，仍继续找。丈夫认为我挺着个大肚子被客人看了难看，甩手就给了我一巴掌。因为有客，我没有闹，忍着泪回到小北屋。可是这一巴掌好像永远没落下，从此耳边始终有隆隆的火车驶过，我心里的感觉好像是一遍遍被火车从身上辗压，我和孩子快压成碎饼。接下来又发生一件事：那天丈夫本该晚上6点就到家，可10点还没回，我就躺在床上看电视《聊斋志异》等他，后来边看边发抖，一下子掉进了几个月前的那种状态里，车祸、血淋淋的场面……
第二天早晨，我的耳边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有火车隆隆声。到医院检查，说是耳鸣，又查出患有妊娠高血压，住院观察待产。
住院吃过一些药后，火车声消失了。我跟大夫说：左耳边有蟋蟀在唱好听的歌。大夫拍拍我肩膀：“耳鸣慢慢就好了，你该好好听听孩子的胎心音，你听她在唱歌。”哦，自怀孕以来我还真的从来没有认真听过孩子的歌。大夫提醒了我，住院的每天早晨，一睁眼我就竖起耳朵听。对我来说，蟋蟀在唱就是我的孩子在唱，因为我一直分辨不清他们彼此的声音。直到10年后的今天，我的蟋蟀（耳鸣）还在伴随我每一天。可是，我爱听蟋蟀的歌，因为听着会觉得自己那颗心变得软软的，好像被雨滋润过，特别清亮，意识也不模糊。我一直老记得母亲在我小时候说过的，她说孩子最初都是钻进妈妈肚子里的小虫。有时我会恍惚有种感觉，孩子是在用蟋蟀的歌声跟我交流，这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约定。
蟋蟀在唱歌（2）
我一直住在医院里，医生运用了各种措施也没能把我的血压降下来，最后只好动员我剖腹产。我想起住院当天邻床的产妇刚做了剖腹手术，她向我描述手术怎么怕人，而她丈夫更形象地比喻说剖腹产就是医生当上了东洋鬼子，在病人肚子上劈一刀。我吓坏了。死活不答应剖腹产。可正月初五（2月10日）晚上，我不小心摔了跤，当时医生们把抢救设备都拿来了，还说胎心没有了。这下我吓坏了，要是孩子死在肚子里我也不活了。于是强烈要求剖腹产。可那医生一脸认真样吓唬我：“你现在才想到剖，来不及了！”说完就走了。直到第二天下午三点才通知我家属手术。
天哪！这漫长的十几个小时，你都想不出我怎么过来的。开始老想着大夫说的胎心不见了，我就憋着呼吸死劲听，我的蟋蟀的歌声真是再也听不见了，死一般的安静，然后觉得漫天漆黑，伸手见不到五指，然后，我又意识到了，自己又掉进那种状态里了……
据说护士在术前、术后给我注射过镇静剂。但术后镇静剂还是没能镇住我亢奋的神经。回病房后，我不吃不睡成了神仙，整日兴奋地聊天，与相识的、不相识的，甚至还常常跟护士开玩笑，一天夜里，实在睡不着，听见护士办公室里叽叽喳喳的声音，开始用棉花塞耳朵，还不行，我就跳起来痛骂……
这些都是家人后来告诉我的，据说我还做了不止这几件蠢事。但开始时医生并不知道是病态，一直到后来我已经闹得不像样才发现。可我一点也记不得。我第一次感觉有记忆，清醒时，是明明觉得又听到蟋蟀的歌声。好听呀，我的孩子又有胎心音了，我高兴得直叫，可家人告诉我说：孩子从你肚子里取出了，孩子出院回家了。我就哭闹着要回家，要见孩子，我不能让别人抢走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