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地坐着没有动。 。 想看书来
3 打（2）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思忖了啥。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不知父亲那时到底是在那儿省思还是漫想着家和人生的啥儿。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是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越过十岁，也许已经十几岁，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拿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素洁的乡村孩子了。到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朝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样。我不知道为啥儿，我从来没有为那一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个什么模样儿。直到又过了多年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十多年，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呢，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
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也和当年打我的父亲样，把脸扭到了一边去。
把脸扭到一边去，我竟那么巧地看见我家老界墙上糊的旧《河南日报》上，刊载着郑州市1981年第2期《百花园》杂志的目录。那期目录上有我的一篇小说题目，叫《领补助金的女人》，然后，我就告诉父亲说，我的小说发表了，头题呢，家里界墙糊的报纸上，正有目录和我的名字呢。父亲便把刮了一半的脸扭过来，望着我的手在报纸上指的那一点。
两年多后，我的父亲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亲，收拾他用过的东西时，我看见那个铝盒刮脸刀静静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黄漆脱得一点都没了，铝盒的白色在锃光发亮地闪耀着，而窗台斜对面的界墙上，那登了《百花园》目录的我的名字下面，却被许多的手指指指点点，按出了很大一团黑色的污渍儿，差不多连“阎连科”三个字都不太明显了。
算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四分之一世纪了。在这二十四五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父亲。而每次想念父亲，又似乎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会拿手去我儿子头上摸一摸。可惜的是，父亲最最该痛打、暴打我的那一次，却被我遮掩过去了。而且是时至今日，我都还没有为那次本正真切的偷盗而懊悔。只是觉得，父亲要是在那次我真正的偷盗之后，再对我有一次痛打就好了。在父亲的一生中，要能再对我痛打上十次八次就好了。觉得父亲如果今天还能如往日一样打我骂我，我该有何样的安慰、幸福啊。
4 失孝
说起来，我一点都没料到，再过一年半载，到下一个新的农历十一月十三日，我的父亲就已别离开这个活生生的人世25周年。说实话，25年来，我没有一次清晰地记起过哪一天是父亲的祭日；而25年前，我也没有记起过一次哪天是父亲的生日。当今天坐下写这篇老旧的记忆时，我把“农历十一月十三日”中的两个十数空在纸上，寄望等以后问清填写时，盯着那两个空格，我才悔悟到对于父亲，我有多么的不孝，才知道我欠下了父亲多少子父的情债。
25年前，父亲死后躺在我家老宅上房用门板架起的草铺上，我和哥哥、姐姐们守灵一旁，静静地望着不愿解脱这一切人生苦难的父亲，我决计等把父亲安葬之后，就为父亲写点什么，记叙一些父亲的人生和父亲对人生的热爱，浅表一点做儿子的孝心——哪怕只有三五百字。然果真到了父亲入土为安之后，我携着妻子，从豫西嵩县那个偏穷的田湖小镇回到豫东古都的一座军营后，随着工作，随着我新婚的一些喜悦和我对文学的痴醉热爱，在父亲灵前跪着的浓重许诺，都慢慢地散淡远离。偶尔地记起，我对失诺后良心上淡淡的不安也有*的解释：到三周年写吧，三周年是乡俗中一个大的祭日。可过了三年，忽然接到了哥哥的一封来信，说父亲的三周年已经过了，他和姐姐及叔伯弟兄们都去父亲的坟上添了新土，这下我才有些慌手乱心，有些措手不及的疚愧。那一天在下班之后，在同事们都离开办公室之后，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把哥哥的来信放在办公桌上，望着冬日窗外的杨树和流荡在杨树枝条间叮咚的鸟鸣，听着偶留的枯叶在飘落时如擦肩而过的月光的声响，我的泪把哥哥的来信滴湿了好大一片。时间因泪水和不安在我的愧悔中缓缓过去，我就那么静静呆呆地坐着，悔思省过、疚愧不安，直到午饭之后，到了办公楼里又响起上班的脚步声，到了我年满两岁的孩子到办公室来唤我吃饭，我才从静静呆呆中醒明过来。在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望着鲜活的世界，望着走在路上充满生气的人们，我思念着父亲，不停地把头扭到一边擦着眼泪；不停地拿手在我孩子的头上莫名地抚来摸去；不停地对自己说，待父亲10周年时，我若再不为父亲的一生写点什么，为父亲的死做点什么，我就不是他的儿子，我就不得好死！然而，又有许多念头越过之后，我依旧没有想起父亲是哪一天生日、哪一天祭日，也没有记起要为父亲写点什么、做点什么的心跪泪诺，和走在一条干涸的河旁，想不起那河道当年也有水流一样。很有可能，我把父亲的生命忘了，或者说，更多、更多的时候，我把父亲和他的人生从我的记忆中挤出去了许多许多；把父亲的生命、人生看得淡薄而又荒疏，甚至，忘了我身上流的是父亲的血脉，是父亲给了我生命，并把我养大成人，育着我成家立业。我想，人世倘若果真有报应和应验存在的话，那么，我对父亲的一再许诺和一再失信，我应该得到什么报应呢？父亲会如何看待我呢？会如我发誓的那样，让我得不到好的人生终结吗？会让我有朝一日也离开这个世界后，去面见他时永跪不起吗？
我想会的，因为我对他有太多、太深的不孝。
我想不会，因为我是他亲生、亲育的儿子。再说，今天——我已经坐下写了。坐下写了，我就可以通过父亲的生死，回来省悟这个人世，以直面我的善、我的恶和这个人世上所有生灵的生与死、所有物质的衰与荣；直面河水的干涸、直面树叶的枯落、直面所有的生命从我的生命中消失和再生，再生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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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病
父亲是病死的。
在那个几千口人的镇子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病死的。哮喘病、肺气肿，直至发展到后来的肺原性心脏病。可是，仔细敲推想来，病只是父亲故逝的表层因由，而根本的、潜深的，促使他过早患病并故逝的缘由，是他对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命运的忧虑。或者说，最直接的因果，是对我山高海深的担忧。
事实上，我的执拗是父亲陈病复发的根本，是父亲年仅58岁就不得不离开人世，不得不离开母亲和我们兄妹的根本因果。换一句话说，父亲可能是——也许本来就是因我而过早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是因我而过早地告别了虽然苦难他却深爱的世界。
是我，缩短了父亲的生命。
回忆起来，似乎自我记事伊始，在那段无限漫长的年月里，我家和许多家庭一样，家景中的日月，都不曾有过太为暖人的光辉。那时候，*开始的前后，整个中国乡村的日子，都四季春秋地汪洋在饥饿中间。每年春节，吃不上饺子，或者由做母亲的把大门关上，在年三十的黄昏，偷偷地包些红薯面裹一纸白面做皮的黑白花卷馍儿，似乎并不只我一家独有。而在那个乡野村舍，属于我家独有的，是父亲早年的哮喘病在没有治愈时，我大姐又自小就患上的莫名的病症。在我家那二分半的宅院里，姐姐半青半红的哭声，总像一棵巨大蓬勃的树冠，一年四季都青枝绿叶，遮蔽得由父亲尽竭心力创造的日子，冬不见光、夏不见风。现在想来，姐姐的病确实就是今天街头广告上常见的无菌性骨头坏死一类的魔症，然在那时，几十多年前，在那个小镇的卫生院、在农村人视如灾难之地的县医院、在如同到了国外一样的洛阳地区的人民医院里，待耗尽我家所有能变卖的粮、菜、树和鸡蛋以及养育牲畜的家庭收入后，换来的依然是如出一辙的医生的摇头和查找不到病因的无奈。为了给姐姐治病，父母亲搀着大姐、背着大姐、用板车拉着大姐四处求医问药，不知走破了多少鞋子、不知走尽了多少途路、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把家里准备盖房的木材卖了，把没有长大的猪卖了，把正在生蛋的鸡卖了。哥哥15岁就到百里外的煤窑下井挖煤；二姐14岁就拉着车子到十几里外的山沟拉沙和石头，按一立方元的价格卖给镇上的公路段和水泥厂；我在13岁时，已经是建筑队很能搬砖提灰的小工了。在很多年里，把父亲的病放在一边，给姐姐治病是我们家的日月中心。一切的一切，种地、打工、变卖和所有的东奔西簸、翻山越岭，都围绕着姐姐的病而喜而忧、而忧而愁。大姐手术时，因买不起血浆，父亲、母亲、大哥、二姐和我就站在医院门口等着抽血。我亲眼看着大哥的胳膊伸在一张落满苍蝇的桌子上，一根青冷白亮的针头，插进他的血管里，殷红的鲜血就沿着一条管线一滴滴地落进一只瓶子里。那只空瓶里的血浆随着大哥的脸色由黝黑转为浅黄，再由浅黄转为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