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文艺观”3的红帽子。
1977年至1978年，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这表面上是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其实它是由文学扩及政治、经济、思想各种层面的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是现代诗论战的延续。它是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论战。
这场论战由《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发表的《不谈人性，何有文学》4揭开序幕。这篇由短论拼成的文章，矛头直指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和理论家王拓、陈映真、尉天骢。作者用老谋深算的眼光和犀利的文笔，尤其是大量引用蒋经国语录和三*义资料，硬是要迫出这三位乡土作家的“左派”原形。第二篇攻击乡土文学的文章是余光中写的。本来，这次论战的参加者多为小说家，很少诗人上阵，再加上余光中长期在香港教书，可他按捺不住要参加这场论争，这就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他在《狼来了》5一文的开头，以“公开告密”的方式煽动说：
“回国”半个月，见到许多文友，大家最惊心的一个话题是：“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文章虽然没有出现“乡土文学”的字眼，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讲的“工农兵文艺”，是在影射台湾的乡土文学。这篇只有两千多字的文章中却抄引了近三百字的毛泽东语录，以论证台湾的“工农兵文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用心”，以证明乡土文学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隔海唱和，并说：“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公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言外之意是它有特别的政治企图，暗示乡土文学是共产党在台湾搞起来的。紧接着，余光中批评大陆的同时，埋怨台湾的文艺政策过于宽松，对明显左倾的乡土作家过于宽容：
*的“宪法”不是载明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吗？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然则那些喜欢开放的所谓文艺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义文学”、“商公教文学”或是“存在主义文学”呢？北京未闻有“三*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还会在台北得奖呢。
为了和“工农兵文艺”唱反调，余光中故意生造出一个拗口的“商公教文学”名词。他反对普罗文学的同时念念不忘“三*义文学”，可见这位非官方人士的政治立场。
余光中认为岛内的“工农兵文艺”产生于台湾退出联合国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这决不是巧合。乡土作家趁台湾“外交”受挫折之际，“兴致勃勃地来提倡‘工农兵文艺’这样的作风，不能令人无疑”：
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立刻会嚷起来：“这是戴帽子！”却忘了这几年来，他们抛给“国内”广大作者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顶了。“奴性”、“清客”、“买办”、“伪善”、“野狐禅”、“贵公子”、“大骗子”、“优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学”等大帽子，大概凡“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每位作家都分到了一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余光中（2）
这里讲的“清客”、“优越感”、“劣根性”，能否称为“帽子”还可讨论。就是“伪善”等帽子，也只属于道德层面的批评，可余光中后来回敬对手的帽子，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他一口咬定主张文学关怀、同情的焦点定在农、工、渔等下层人民身上的文学，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工农兵文艺”，并把自己所命名的台湾“工农兵文艺”视为“狼”，以表明自己为维护“三*义文学”，与执政党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勇气”：
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问题不在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检查自己的头吧。
这里讲的“狼”和“抓头”的动作，已经超越了比喻这一文学修辞手法范围，使人感到一股杀气。尤其是“抓”字，是全篇之警策，写得寒气逼人。难怪当事人陈映真说，《狼来了》发表后，“一时风声鹤唳，对乡土文学恐怖的*达到了高潮”。6
今天的大陆读者，很难理解此文所起的制造恐怖气氛的恶劣作用。严酷的事实是，《狼》文发表后，台湾文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前哨战。乡土文学的提倡被官方文人认为是别有用心，是“祭起普罗文学的黑旗”，“揭发社会内部矛盾”、“宣扬阶级论”，乡土文学作家群起批驳这种不讲理的指控。连与乡土文学不沾边的作家，也纷纷起来主持正义，反对对乡土作家“抓头”。
在乡土作家差点遭到灭顶之灾，尉天骢面临被解雇乃至坐牢的危急形势下，余光中却因为反乡土文学有功，和李唤、王升、陈纪滢等党政要人坐在台湾“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主席台上，听取《发挥文艺功能，加强心理建设案》等文艺政策的报告，而乡土作家却因为被诬告不得出席这次会议。
胡秋原等人为乡土文学护航
由彭歌等人刮起的白色恐怖之风，并没有吓倒乡土文学作家。1977年8月，南方朔以“南亭”笔名发表《到处都是钟声》7，旗帜鲜明地支持乡土文学的发展。同年9月，王拓发表《拥抱健康的大地》8批驳彭歌。10月，陈映真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9，对彭歌进行反击，并要求立即停止对乡土文学的诬陷。
正当台湾文坛杀伐之声四起，大有将乡土文学诸君子绑赴刑场的千钧一发之际，却闯来了两位老将，大喊“刀下留人”。这两名老将是“立法委员”胡秋原和新儒家代表徐复观。
胡秋原，1950年5月到台湾。1963年8月，创办《中华杂志》，成为台湾思想界的一面旗帜。1979年，他为高雄“美丽岛事件”发表社论，劝当局宽大处理不同政见者。
身为国民党高官的胡秋原，常在政治与学术、左翼与右翼之间摇摆。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他明显地偏左反右。他在《谈“人性”与“乡土”之类》中说：
有一位朋友来谈，说到台湾文艺界有“人性”与“乡土”的论争，前者攻击后者是主张“工农兵文艺”，是主张“阶级对立”。我说想看看这些文字。次日，他寄来四张《联合报》剪报两文：一篇《狼来了》，一篇《不谈人性，何有文学》。
据《狼来了》说，“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接着它介绍了毛泽东关于“工农兵文艺”的讲话，但并没有指出什么人是狼……这几年来，有人抛给国内广大作家的帽子有“奴性”、“崇洋媚外”很多顶了，现在轮到他叫“狼来了”。“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戴帽子”与“抓头”二者毕竟是同一动作。而且，后者更厉害一点。因为万一帽子不合头，是否要削头适帽呢？但“狼来了”之标题，毕竟有一点开玩笑之意。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余光中（3）
……如果现在“人性”与“乡土”之争只是茶杯里的风波，我不必说话。但以我的经验，知其还可能发展，所以，愿对有关方面有所劝告。
再者，被人指摘“崇洋媚外”时，不据理反驳，只叫“狼来了”（纵使都是戴帽子，前者是潮流，后者要坐牢的），还说是“敦厚温柔”！这些文字如非自我反讽，都是难于理解的。
……就文学理论或评论而论，无论什么口号、主张，赞成或反对，总要有学问根据，要能自圆其说。如被人攻击为崇洋媚外，要检查自己是否崇洋媚外，不能“抓头”……不要逼人上梁山，也不要一逼就上梁山……如果有人报告“狼来了”，也要看看，找内行人看看，是否真狼，也许只是一只小山鹿呢？……政府参与文艺论争，将成为笑谈，若扬洋流而抑土派，尤愚不可及。10
胡秋原由于不是当事人，故还认为“狼来了”的标题属学术上修辞手法，但他认为这一比喻貌似开玩笑，其实里面有严肃的政治内容，弄不好是要坐牢的。作者同情乡土文学，反对崇洋媚外，反对政府介入文学论争。他不认为乡土文学是“狼”，反而认为是一只可爱的“小山鹿”。他以锐利的眼光指出余光中的文章有可能让人“削头适帽”的危险性。总之，他以严正的态度和恢宏器识，批判了反对乡土文学的论调，维护了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含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文学。更重要的是，胡秋原的文章由于体现了外省人对本土文学成长的关怀，所以减轻了当时文坛上省籍的矛盾冲突。胡秋原后来为尉天骢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作序时，再次强调乡土文学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反对*乡土文学作家。他以保护乡土作家又给官方文人面子的折中态度，给这场论争打了一个句号。
徐复观，著名的新儒家和哲学家，1903年生，1982年去世，湖北浠水人。历任台湾东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新亚研究所教授，著有《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论集》等多种专著。
1977年8月28日，徐复观由台湾新竹搬到台北青年会，一进餐厅便有许多年轻人等着他，谈到近年来文艺界的情形，使徐复观感到困惑，因而他写了《评台北有关“乡土文学”之争》：
……若干年轻人所提倡的“乡土文学”，要使文学在自己土生土长、血肉相连的乡土生根，由此以充实民族文学国民文学的内容，不准自己的灵魂被人出卖。11
徐复观反对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虚伪口号下，疯狂地将中国人的心灵彻底出卖给外国人的做法，由此肯定了乡土文学的民族性。徐复观还分析了有些人反对乡土文学的阴暗心理：文学的市场可能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