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讲师的收入损失＝17376元；
（3） 副教授的收入损失＝17376元；
（4） 教授的收入损失＝13530元。
（参看赖得胜《教育与收入分配》，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按照1956年标准人民币值为现在10倍计算，从1957到1976年每个助教、讲师、副教授收入损失17万多元，每个教授收入损失13万多元。而在这20年间，一个助教总共领取的工资也不过10多万元。这就是说，他们的损失更大于他们的实际所得。
笔者认为，对于这笔大损失，国家后来（90年代）还是以“福利分房”的方式，予以适当补偿的。这是后话。
人均贫困线降到7元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收入少得可怜；并且十多年没有提级、月薪没有增加一分钱，奖金更是闻所未闻。普通工人的月薪（名义工资）一般在40元左右，教师稍高一点，大多50元左右。
那时，区别人们生活水准的重要一点是“单职工”或“双职工”。“单职工”指夫妻只有一人工作，“双职工”指夫妻两人都有工资收入。每人工资数额都差不多，“单职工”家庭的收入只及“双职工”家庭的一半。
那时，城市里就业机会很少，“单职工”家庭极为普遍，人口又多。他们全家，只靠一个人的工资（约40—50元）生活，月人均生活费仅仅10元左右。“双职工”家庭月人均生活费可达15—25元，算作城里的小康户了。
十年浩劫期间生活更加艰难（2）
那时，月人均生活费在7元以下的家庭才算是“贫困户”，子女上学可免交学杂费，年终时，还可享受10元至40元的“困难补助”。这类家庭的月收入大约可买 300 市斤粗粮、杂粮（棒子面等，每斤不到1角钱）。如果一家5口人，买口粮的钱就需用掉工资收入的一半，剩下的20 多元，就得应付全家一个月的其他花销。油盐酱醋大约用去3元，家长抽烟、喝茶不超过5元，买菜、买肉太约15元，水电、房租、烧煤大约5元。除此以外，再无钱可用了。
对那时的大多数家庭说来，这样微薄的收入仅够糊口。
粮食价格继续上涨
1966年初，全国粮食统购统销收购价格提高13—17 ％ ，相应地城市凭证供应的粮食价格也提高12 ％ 左右。
提价后，北京市凭证供应的面粉每斤1角8分5左右，籼米每斤1角4分8—1角5分2，粳米每斤角—角。
上海市凭证供应的面粉每斤1角7分左右，籼米每斤1角2分2—1角4分3，粳米每斤1角5分2—1角6分4；广州市凭证供应的面粉每斤1角7分—2角，籼米每斤1角2分7—1角4分2；（根据《中国物价50年》第307—308页）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九十号！”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间（1966—1976年），市场供应格外紧张，报纸、广播却年复一年地胡吹：“我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每年元旦社论不厌其烦地重复谎言：“经济形势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粮票越来越紧张。油票本来在大城市里每人每月5两，减成4两；小城市油票定量则从4两减少为3两。除了日用的粮食（米面）、植物油、肉食以外，如香烟、白酒、啤酒、料酒、茶叶、砂糖、水果糖、白糖、红糖、牛奶、奶粉、精盐、粗盐、豆腐、腐竹、酱腐乳、粉丝、粉皮、麻酱、香油、黄花、木耳、蘑菇、芝麻、花生、花椒、大料、芥末、圆宵、红豆、绿豆、黄豆、蚕豆、豆芽、肥皂、洗衣粉、煤油、煤球、木炭、木柴、蜡烛、火柴、苏打粉、面碱、明矾、毛线、缝衣针、毛巾、汗衫、绒衣、尼龙袜、灯泡、灯管、暖水瓶及瓶胆……，都曾凭票证按号码“对号”供应，一直编到几十号、上百号。许多生活用品干脆就长期缺货，有票证有钱也买不到。
当时城市里停电是家常便饭。若不小心将灯泡打碎，或使用时间过长灯泡坏了，买不到灯泡，长年累月地只有整夜在黑暗中摸索。某地一度根本没有香烟可卖，甚至烟丝、烟叶都缺货，苦坏了烟民，连烟头也捡不到。
有些普通日用品竟成了“特供”珍品，如白糖、红糖、牛奶、奶粉等等，竟成了高级营养品，只供应新生婴儿、产妇和肝炎患者。于是人们想方设法跟医生拉关系，请医生开出诊断肝炎的假证明。一旦被识破就不起作用，挨批评；甚至将这种欺骗行为反映给医院，追究责任，给予处分。
实际上，几乎各种日用品都短缺。听着广播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家庭妇女们来了点苦涩的幽默。由于各式各样的“票证”发到了九十多号，谐音“就是好”，于是家庭妇女们创造了“新民歌”，套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著名曲调，七嘴八舌改了歌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九十号（就是好）！
九十号呀——就是好！九十号，大把的票！
烟要票，酒要票，豆瓣儿、豆粉全要票。
肥皂一月买半块，火柴两盒慢慢烧。
妈妈记，娃娃抄，号票不能搞混了。
逢年过节票更多，号码众多记不了。
豆腐乳，一张票，三钱黄花一张票，
一两木耳五张票，一斤豆芽儿两张票。
婴儿另发白糖票，产妇专供红糖票。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票证多到九十号！还是少算了。
难以挽回的巨额损失
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这30年间，我国基本建设总投资为6500亿元（合今65000亿元）；固定资产总额不到5000亿元（合今50000亿元）。
但据我国经济学家估计的数字：大跃进期间，全国经济损失约人民币1200亿元（合今12000亿元）；十年文革浩劫，全国经济损失约人民币5000亿元（合今50000亿元）。
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但是到1980年下降为；196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跟日本相等，但到了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
中华民族再一次错过了“经济腾飞”的大好机会。总不能轻松地道一声“付出了学费”一笑了之罢。但除了扼腕叹息、痛心疾首，平民老百姓还能再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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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的货币收入（1）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身边工作人员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帐目。 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一）周恩来、邓颖超的收支情况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18年间共收入工资元。
用于补助亲属的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这两项支出占总收入的1/4。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给予补助，体现了关爱。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周总理、邓颖超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颖超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20世纪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颖超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元和邓颖超的月薪元，合起来是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不算少。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1984年4月，邓颖超曾对亲属们说：“定工资时，蔡大姐（蔡畅）是3级，我是5级，到他这儿就给划到6级……就因为我是他的妻子。”邓颖超讲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后辈。她深有感触地说：“名人之妻难做。你们是名人的侄儿侄女，也同样难。你们只有好好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做好本职工作。”
周总理和邓颖超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周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元。这以后，邓颖超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20世纪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颖超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颖超去世后，工作人员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元，全部交了党费。
（二）周恩来总理廉洁自律
衣着——在人们在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饮食——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他规定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他说：“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他吃饭，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
住房——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