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代替。他从冀中带来一件夹袍，一位巧手同志借了老乡一把剪刀，把它改造成了两条夹褥，每人一条，铺在光光的土炕上，使他第一次感到布匹的难得和可贵。1941年冬天，他回过一次冀中。一位同志送给他一件狗皮大衣筒子（这显然是那次冀中区打狗运动的副产品），他的妻用自织自染的黑粗布，给他缝了一件短皮袄。因为狗皮太厚，缝起来很吃力，她几次扎伤了手。当他再次越过平汉路，回到山地来的时候，便格外珍重地带上了这件皮袄。
他曾经这样形容他在晋察冀时的一位伙伴——康濯：作者头戴一顶毡帽头，身披一件蓝粗布袄，在这一段山路上，工作了该是十年吧……①这个戴毡帽头、穿蓝粗布袄的形象，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呢？
但是，关于阜平，他却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想起来，那在全中国，也算是最穷最苦的地方。好年月，农民也要吃几个月的树叶……但是阜平，在我们这一代，该是不能忘记的了，把它作为摇篮，我们在那里成长。那里的农民，砂石，流水，红枣，哺育了我们。”②他也唱过这样的歌：
满山腰，
红的花，
织成一条锦带。
围绕着这山村，
添加不少光彩。
从村边，
流过胭脂河。
雨后，
泉水从山涧流下，
冲滚着半红的沙果。
……
聂司令员，
在春天作了一个号召，建立太行山铁的子弟兵！
这号召，
像秋后的山风，
向整个太行山吹动。
……①
显然，对他来说，穷山恶水的阜平，永远是一个温暖的记忆，一支热情洋溢的歌。
……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
那些在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①现在，我们再回到三将台来。
在这个小山村里，孙犁参加编辑油印刊物《文艺通讯》。梁同志管刻写；印刷、折叠、装订、发行，是他和老梁一起动手。听口音，老梁是曲阳人。那时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很少互问郡望。而且老梁话也不多，没事就坐在炕上抽烟斗。他的铺盖很整齐，因为离家近，除去棉被，还有枕、褥。后来，他另有调用，临行把铺在身下的一块油布送给孙犁，作为共事的纪念。他知道孙犁一直睡在没有席子的炕上，这块油布是需要的。可惜孙犁享用不久，某次行军途中，他躺在路边大石头上午休，一觉醒来，爬起来就赶路，竟把铺在身下的油布丢了。
在三将台，孙犁还帮助一位女同志办了识字班。一方面是这位热情、美丽、善良的女青年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因为这里是报社机关驻地，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十几户的小山村，就成了边区文化的一个中心。孙犁在1940年1月写的《识字班》①这篇散文里描写了这个小山村，并由于环境原因，把三将台的村名改成了鲜姜台：鲜姜台是个小村子，三姓，十几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户，原本是个“庄子”。
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高低不平的。村前是条小河，水长年地流着。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正午前后，太阳总是像在那山头上，自东向西地滚动着。
冬天到来了。
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
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到旧历腊八日，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给他们熬腊八粥。
鲜姜台的小孩子们，从过了新年，就都学会了唱《卖犁膏糖》，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
他们放着羊，在雪地里，或是在山坡上，喊叫着：
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五谷丰登打满场，
黑枣长的肥又大呵，
红枣打的晒满房呵。
自卫队员吃了我的犁膏糖呵，帮助军队去打仗，
自己打仗保家乡呵，
日本人不敢再来烧房呵。
对于根据地这个小山村的文化建设，孙犁自然也贡献了力量，上面那个《卖梨膏糖》的歌词（下面还有两段），不用说，是他编写的。
环境和生活条件，肯定是十分艰苦的。同样肯定的是，他感到心情舒畅，天地很广，这个小山村给他展示的生活视野，绝不比他生活过的北平小。是的，“山下的河滩不广，周围的芦苇不高。泉水不深，但很清澈，冬夏不竭，鱼儿们欢畅地游着，追逐着。山顶上，秃光光的，树枯草白，但也有秋虫繁响，很多石鸡、鹧鸪飞动着，孕育着，自得其乐地唱和着，山兔麅獐，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我们在这里工作，天地虽小，但团结一致，情绪高涨……”①所以，他不止一次地申明：他怀念那个时代，那些村庄，那些作为伙伴的战士和人民，甚至还有那走过的路，踏过的石块，越过的小溪……不仅如此，就连风雪、泥泞、饥寒、惊扰，也和胜利的喜悦、亲如家人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变成一种深深的、甜蜜的怀恋了。
那些年生活艰苦，他们在精神上是愉快的：冬天在炕上铺一层厚厚的干草，大家挤在一起，把腿伸在袄袖里，除了睡得暖和，还是一种团结的象征呢。
在那种环境里，吸烟也可以成为团结的象征：从老乡那里要点兰花烟，再掺上芝麻叶，大家分头把烟卷好，然后推选一位划火柴的好手，大家围成圈，不让风吹灭这宝贵的火种。当最先一位同伴小心翼翼地把烟点着，大家就欢呼雀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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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必怀疑，是一种高尚的目标培养了这种精神：“抗目战争时期，我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唱过从西北战地服务团学来的一首歌，其中有一句：‘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这一句的曲调，委婉而昂扬，我们唱时都用颤音，非常激动。”①当大家都用“颤音”表达一种共同的愿望时，那种伙伴的感情也就产生并扩大开来了。
山路花烂漫
在晋察冀的山路上，孙犁走上了征战的路，也走上了文学的路和收获的路：他的第一批创作的果实，是在这里结出的。“我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闻见，有所感触，立刻就表现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①这是谦虚的自白，却无意间说出了一种良好的创作状态：在最自由、最不经意的时候，已经收获到他该收获的东西。
他这个时期或稍后一些时间的创作，实际上就记录着他那时的生活见闻和生活历程。像《识字班》这样的散文自不必说，就是他的小说，也多是生活的实录。如《老胡的事》②，这篇末尾缀着“1942年11月20日夜记于山谷左边的小屋”字样的小说，就真实地记着当地老乡采集树叶做酸菜的情形：“现在秋风起来，树叶子要落了，她每天到山沟里去，摘杏叶、槐叶、楸树叶。回来切碎了，渍在缸里做酸菜……”也记着他们拣风落枣子的情形：“秋末，山风很大，风从北方刮过来，一折下那个大山，就直窜这条山谷，刮了一整夜还没停下。”“一夜风，枣树的叶子全落了，并且踪影不见。小梅跳来跳去地捡拾地下的红枣……老胡也跟在后面拾。打枣时遗漏在树尖上的枣，经过了霜浸风干，就甜得出奇，”不过，拣枣人是很辛苦的：“小梅走到山顶上了，那里风很劲，只好斜着身子走，头发竖了起来，又倒下去；等到老胡追上了，她才回头问”——
“胡同志，你又去找花吗？”
老胡说要帮她去拾枣子，小梅笑了笑说：“你不怕冷？”
风噎住她的嗓子，就赶紧回过头去又走了。老胡看见她的脸和嘴唇全冻得发白，声音也有些颤。”
像这些地方，实际上也描述着作者的生活踪影。如前所说，在战争年代，他是挨过饿的，山沟里的枣子，也不总是能随便食用的。他用第一人称写的《看护》①这篇小说，记录了一次行军生活：“我们在山顶上走着，飞机走了，宽大清澈的河流在山下转来转去，有时还能照见我们的影子。山上两旁都是枣树，正是枣熟枣掉的时候，满路上都是流出蜜汁来的熟透的红枣。我们都饿了，可是遵守着行军的纪律，不拾也不踩，咽着唾沫走过去。”“天明我们进入繁峙县②的北部。这是更加荒凉的地方，山高水急，道狭村稀。在阴暗潮湿的山沟里转半天，看不见一个村庄，遇不见一个行人，听不见一声鸡叫。”“爬了半天，我饿的再不能支持，迷糊过去……在我们头上，有一棵茂密的酸枣树，累累的红艳的酸枣在晚风里摇摆。我一时闻到了枣儿的香味和甜味。刘兰也正眼巴巴望着酸枣，眉头蹙的很高。看见我醒来，她很高兴，”——“同志，到了这个地步，摘一把酸枣儿吃，该不算犯纪律吧！”
我笑着摇摇头，她伸过手去就掳了一把，送到我嘴里，她也接连吞下几把，才发觉一同吞下了枣核和叶子，枣刺划破了她的手掌。
这里写的，简直是前面说的他那幕吞食酸枣情景的重演。他晚年不愿意吃酸味水果，但对酸枣树始终怀着“敬意”，每次见了它，都有知己之感呢。因为“酸枣救活了我，我感念酸枣。”①
在《吴召儿》②里，他更详尽地叙述了晋察冀山地的生活：“那几年，我们在山地里，常常接到母亲求人写来的信。她听见我们吃树叶、黑豆，穿不上棉衣，很是担心焦急。”“要说是写文章，能找到一张白报纸，能找到一个墨水瓶，那就很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