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武士道”在历史上只会留下“黄｜色德国兵道”的恶名（“道”是日本的术语，相当于“主义”，是由中国道教中的“道”转变而来的）。有意思的是，“武士道”作为武士阶层诚实的代号已经暴露无疑。在上海以及其他被日本占领地区的臭名昭著的事实是，那儿到处都是腐败现象，不仅日本士兵是这样，军官也是如此。他们不仅施用暴行抢劫钱财，而且设立烟馆、赌局、妓院，以及其他非法行业，借发放通行证之机敲诈勒索等等——这些事实都被一次次地当场记录下来并做了报道，比如可见于在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中国每周评论》。
『①原注：参见丁伯雷（H。 J。 Timperley）的历史性著作《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在中国的恐怖》。』
我意识到，东京当局并不同意这些暴行，并且认为这是对日本在中国的统治的真正威胁。我也同样意识到日本后方有许多具备高尚情操的男子和富有献身精神的妇女丝毫不怀疑他们的儿子或丈夫正在中国干些什么。事实是，你不可能靠一道军事命令就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一个自命不凡的民族，系统地培养了一种排外情绪，认为所有其他种族都是低下的，特别认为中华民族尤其罪恶深重，不思悔改——这样一种民族心理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日本这种对欧洲和中国的傲慢和骄傲是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排外教育和宣传的结果。日本正自食其反欧反华信条之果，这种信条有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日本的高做和残酷是不会也不可能罢休的。对我这样一个生长在厦门的人来说，童年时代就目睹了日本人的劣行和日本领事馆对由日本臣民在那个港口过去30年间所开设的鸦片烟馆、赌场和妓院的庇护。无论是日本在北方的走私，日本士兵普遍的道德败坏，还是他们堕落到低于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的道德水准，我都丝毫不会惊奇。当一个民族利用治外法权这个特权，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励大批的兵痞用一队队的大汽艇、登陆坦克、卡车，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走私，并给予直接而明确的领事保护时，这种走私就再也不能说成是个别人的行为，这个民族已经堕落到了干一些真正的一流强国所不耻于干的事情。日本今天的这些暴行和卑劣行径是与他们战前的暴行和卑劣行径相辅相成的，并且都源于同一个种族性格。在承认日本人民的一些令人羡慕的性格特征的同时，我也得不无遗憾地承认他们某些令人厌恶的“卑劣”的品质，这是我综合多年来各种印象之后所下的结论；这一点，一个诚实的、有思想的日本人也一定会认可的。
我并不想在这儿奢谈日本人的种族特性，我仅仅是指出日本在技术和军事上已经达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水平，但在道德上它却仍然是完全不合格的。日本人的水平，比方说，就远比英国人低。我想要说的是，日本对待中国大众的行为特点是不会改变的。东京的日本当局于是就被迫陷入了另一个窘境：知道这种野蛮行为会继续下去而无可奈何，却又希望这种野蛮行径所产生的压力会迫使中国人变得道德败坏，以至放弃抵抗。当然，结果是恰恰相反。
日本人拒绝承认日本是中国反日运动的教父，拒绝承认中国人都有权力憎恨所有那些日本对华政策所主张的东西，我不接受的排外教育和宣传的结果。日本正自食其反欧反华信条之果，这种信条有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日本的高傲和残酷是不会也不可能罢休的。对我这样一个生长在厦门的人来说，童年时代就目睹了日本人的劣行和日本领事馆对由日本臣民在那个港口过去30年间所开设的鸦片烟馆、赌场和妓院的庇护。无论是日本在北方的走私，日本士兵普遍的道德败坏，还是他们堕落到低于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的道德水准，我都丝毫不会惊奇。当一个民族利用治外法权这个特权，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励大批的兵痞用一队队的大汽艇、登陆坦克、卡车，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走私，并给予直接而明确的领事保护时，这种走私就再也不能说成是个别人的行为，这个民族已经堕落到了干一些真正的一流强国所不耻于干的事情。日本今天的这些暴行和卑劣行径是与他们战前的暴行和卑劣行径相辅相成的，并且都源于同一个种族性格。在承认日本人民的一些令人羡慕的性格特征的同时，我也得不无遗憾地承认他们某些令人厌恶的“卑劣”的品质，这是我综合多年来各种印象之后所下的结论；这一点，一个诚实的、有思想的日本人也一定会认可的。
我并不想在这儿奢谈日本人的种族特性，我仅仅是指出日本在技术和军事上已经达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水平，但在道德上它却仍然是完全不合格的。日本人的水平，比方说，就远比英国人低。我想要说的是，日本对待中国大众的行为特点是不会改变的。东京的日本当局于是就被迫陷入了另一个窘境：知道这种野蛮行为会继续下去而无可奈何，却又希望这种野蛮行径所产生的压力会迫使中国人变得道德败坏，以至放弃抵抗。当然，结果是恰恰相反。
日本人拒绝承认日本是中国反日运动的教父，拒绝承认中国人都有权力憎恨所有那些日本对华政策所主张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日本人缺乏敏锐的辨别力呢，还是缺乏幽默感。日本人不能或者不愿意承认中国人非常英勇地保卫上海是因为每个中国士兵都憎恨日本人；在日本人中流传着的故事是：中国士兵即使在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的攻击之下也不临阵脱逃，仅仅是因为蒋介石在他们背后安置了督战队，如果他们企图退却，就要遭到蒋的机枪扫射。真正的原因——尽管这些解释也许有些悲伤——是中国士兵们的背后都站着他们被蹂躏过的姐妹们、母亲们、妻子们和被杀害的婴孩们的幽灵，是这个在激励着他们去继续战斗。这一大群被蹂躏的妻子和被杀害的婴孩的幽灵将随着战争的继续而增多，并且不论中国士兵走到哪儿都紧紧跟随。因此，如果日本战争机器的目的是轰炸、杀害、强Jian中国人，以使他们热爱日本，那末，日本的战争机器将不得不杀掉4万万男女老幼中所有高尚的、具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日本煞费苦心地渴望扑灭这种反日情绪，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对付此事的认真态度，使得此事更具戏剧性。看来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有些东西即便是炮舰或轰炸机也不能扑灭的。日本的轰炸机也不能轰炸掉作用与反作用的自然规律的存在。
在今天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头上，徘徊着致命的幽灵，一个民族命里注定要去完成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毁灭它自己。日本人过于坚定，过于缺乏幽默感，以至不能放弃靠轰炸、残杀、蹂躏中国而使其抛弃反日态度这样一个丧失理智的使命，并且不到她把自己弄得实在精疲力竭的时候，不到全民族都切腹自尽的时候，不会停止这些行动，何其可悲！“噢，人们什么都敢做！什么都可以做！人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可见，前途是毫无疑问的。从1939年起，中日战争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抵抗力量将分散在各条战线上，而不是集中在某一点，在未来的长时期中，抗日战场上不会有什么壮观的战争，但却更有效果。日本将要保卫更多以往曾由中国人保卫的地区，日本在中国土地上的部队很快就必须超过100万，仅仅是维持这100万士兵的消耗，就会使日本在一年之内财政全面匮乏，从现在算起，至少还要有半年的时间日本人才会意识到蒋所提出的长期抗战的全部本质。到1939年晚些时候，日本人所面临的破产会迫使他们去寻求和解。但是，这一天的到来会伴随着太平洋力量的干预。到1980年，日本就会忘记所有这一切，并会谈论美国总统强迫它吐出其“胜利”果实的“不公平”。对日本民族来说，即使在1940年，这也是一个多么值得深思的问题啊！
民众对他们领袖的无知得付出多大代价！有时候，仅仅是消息灵通一点，就是一项伟大的品质！在7月“芦沟桥事变”的前几个星期，全面战争开始之前，一天我看到一份从东京发出的登在《纽约时代周刊》上的一篇真正悲哀的报道。这篇简短的报道说，日本的一些军国主义者向他们的政府保证，蒋介石的抵抗之谈只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而中国的团结也仍然是骗人的把戏，经不起日本的攻击。但在同一天，一位刚从中国回国不久的外交官则警告那些领导，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国家，事变的恶化将意味着毁灭性的大战。正如我在1937年11月战争开始后不久写的（发表于《亚洲杂志》）那样，“用中国话来说，日本是‘骑虎难下’，既下不来，又不知如何继续走下去，焦虑万分。但它又不得不继续‘骑下去’。日本实际上陷入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与此同时也巴望着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当它在考虑蒋介石关于抵抗的谈话时，错误地估计为‘虚张声势’。其次，它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团结的力量。第三，它还错误地认为，向中国的妇女和儿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就会吓倒中国人，而不是使中国的抵抗力量更加强大。因此，如果日本的发言人下次声称只有他们才了解中国人，而西方人则不行，我们只要指出这个事实就可以了”。在同一篇文章中，我告诫道“我不得不假设一场持续多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将出现彻底的精疲力竭”，以及“我们面前是一场要打一两年的战争，唯一肯定的事，是两个民族都将毁灭”。日本军队具有勇气和进取心的美德，但也有不可原谅的缺点，他们对中国可悲地无知。孔子曰：“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很明显，孔子作为一个君子，将会从心底里憎恶今天的日本军队。孔夫子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