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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骁飞说：“说得对，人民的自由谋生和自由迁徙，是基本权利。我也曾说过，对权力毫无制衡力，只能导致另一种专权与灾难，比开明**更不如。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博爱、兼爱、仁爱，任何煽动恨与斗的理论就是反文明。”
梁启超问鲁迅：“周部长，听说你还赞同划分阶级？这跟布尔什维克那一套有什么区别？”
鲁迅说：“任何社会，人事分三六九等的，当然有阶级之分。不过布尔什维克错在用‘贫富’标准划分阶级，我认为‘牟利手段’才是划分阶级属性、研究历史走向的唯一标准。依仗特权和垄断牟利的，是特权阶级；依靠自由和竞争牟利的，是资产阶级；那些特权无门，只能靠劳动谋生的，是无产阶级。不然，依靠贫富来划分阶级，和仓廪实而后知礼节的现实是相反的。 ；”
宋骁飞笑着说：“我同意按‘牟利手段’划分阶级属性。”
鲁迅说：“我要说的话，已经讲完了，望诸位三思。最后，我提醒大总统几句，历史证明了一切：张角、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布尔什维克，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前的国家，也多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但是暴力却和文明背道而驰，枪杆子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老百姓的人权。我重新编写《中华史》不是传统的叙述史，而是纠偏史、对比史、真相史，当权者看了会怒骂、权贵看了会责骂，同行看了会妒骂，老百姓看了会咒骂，可不管你们怎么骂，只要还剩下一口气，我也要重写中国的历史，开启尘封千年的头脑功能、耕耘荒芜已久的思想土壤，虽千万人，吾往矣！”
听到这这句话，冯国璋愤怒地站了起来：“好你个周某人，你一个小小的教育部副部长，竟敢否定大总统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狂妄至极！”
鲁迅回答说：“我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永远出不了老百姓的人权！”
这时宋骁飞也站了起来，很严肃地问鲁迅：“那你认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人民民主还是**吗？”
现场的人间宋骁飞和冯国璋脸色都很严肃，都不禁为鲁迅捏了一把汗，鲁迅面不改色。道：“大总统想听实话还是阿谀奉承的假话？”
宋骁飞说：“当然是真话。”
鲁迅说：“现在只能算是开明**。因为民众虽然有了财产权，有了经济活动的自由，但他们的生活，依然受到强权的威胁。比如大总统虽然开放了报禁。但是。宣教部门和文化部门对报纸和书籍的审查依然存在。”
听到鲁迅说出“**”两字，北京大学的礼堂里。数千听众屏住呼吸，鸦雀无声，有人额头已经直冒冷汗，都把目光投向宋骁飞。等着他表态。
过了半响，宋骁飞哈哈大笑，说：“我承认，我们的国家，现在是开明**！”
这话如一个晴天霹雳，现场的人发出阵阵惊呼，议论纷纷。宋骁飞抬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大声说，“我看得很清楚！我们以前，把民主这东西神圣化了。也把民主这个东西简化了，认为只要把一个威权政府拔掉，民主的果实就能摘到手上，民众就自由了，文明了，富裕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以权逼人的威权政府拔掉了，有商业财团用钱来垄断；商业财团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媒体的娱乐化和低俗化很有问题；媒体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公民团体本身非常霸道，民粹主义横行……民主其实就在于实践，实践在于细节，细节使你无所遁逃，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艰难过程。任何地方的民主，没有一个可以脱离它的土壤。鸟衔来种子，落在不同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必然不同。民主制度成本很高，也会带来流弊，比如说鼓励短线操作。一个社会少了政治的控制，会变成由商业、由金钱利益来控制。那还有什么可供选择？最理想是开明**，就是有一个英明得不得了的政策制定者，带领大家前进，给国家做一些扎根的、长远的规划。过去十五年，我们的共和国，就是走的这一开明**的道路。但是现在，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经济发展了，民众的利益多元化了，不可能一直让他们吃饱饭，有衣穿就行了，要给他们基本的权利，开放、自由、平等、个人的尊严、财产权等等，我相信不论在哪种形态的文明社会里，都是适用的基本价值，只是落实这些价值的路线图或许不同而已。
梁启超和鲁迅听完这话，带头鼓起掌来，学生们也纷纷起立鼓起掌来，如狂风骤雨一般。
宋骁飞说：“我们国家的改革，到了深水区，需要全民的参与。‘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建立一个国家并不困难，难的是把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凝聚起来，并让他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我们现在有了共同的伟大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要实现这个目标，为政者大包大揽是很难获得成功的。一个文明的国家，绝对不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政府，通常是个很吓人的名辞，意味着权威、统治，非常的抽象。事实上，政府由个人组成，而只要是个人，就有个人的偏见、私欲、学识的限制、才智的不足。由各种有缺陷的个人所组织起来的政府，可能没有缺点吗？人民怎么会闭起眼睛来 ；完全拥护呢？我知道，缺乏效率、不知检讨、毫无服务观念的政府官员不少，但是今天的人民，已经不是愚民。我很欣喜地看到，当今的大学生，与校长一起热烈地讨论组织章程，大声地提出反对意见。我很安慰地看见，智能不足儿童的母亲，集体到教育部去陈情，慷慨激昂地提意见指出现行制度对她们的子女不公平。伟大的国家，绝不是一群毫无主见的奴隶能建立的，好的制度，需要一群有共同理想的人民去完成。如果当政者不顾及人民的利益，改革就很难成功，历史上东汉王莽的改革，北宋王安石的改革，明朝张居正的改革，就是因为脱离了人民，才注定不成功。而实行宪政，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才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会场上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最后，宋骁飞说了一句话，让在场的很多官员目瞪口呆：“我们依照宪法规定男女平等的原则，首先将讨论改革全社会的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的新婚姻法。”因为在场的人中，很多人都是三妻四妾的，现场一片议论。
第七章 容蓉的婚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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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骁飞提出，一夫一妻乃是泰西社会最基本的文明制度。北大的教授辜鸿铭也在礼堂现场，他一向很主张男人要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便站起来说：“西方文明乃是西方文明，在东方，文明应该是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而且，大总统现在自己也是一妻五妾，难道要休了她们不成？”
现场的人议论纷纷，他们很多也有三妻四妾。宋骁飞看了辜鸿铭一眼，他还是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站在人群中很奇怪，便微微一笑，说：“我知道辜教授有一位中国太太，又讨了一位日本姨太，放心，我考虑过了，会规定一个时限，在新的婚姻法出台之前的妻妾照旧，之后严格按法律执行。”
辜鸿铭思想比较保守，一直认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对宋骁飞引进西方科技与管理等现代文明制度一向不满，认为中华民族是“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辜鸿铭此时还想说些什么。宋骁飞知道辜鸿铭能言善辩，便先发问：“辜教授认为，国家是如何诞生的？”
辜鸿铭回答说，“按照中国人的理解，皇帝是天子。替天行道。所以儒家的学说，是极好的，有一整套礼仪和道德规范，教化人民。各安天命。而西方文明中。是说人民与君主签订契约，出台法律。使得政府人员成为人民的公仆。”
宋骁飞哈哈大笑，说：“儒家的学说也好，契约的理论也好，都不是事实。我告诉你吧。历史的事实是，一些强壮而有野心的人，建立了自己的私人武装，然后去征服尽可能多的城市和村庄，他们对人们说，你们这些狗杂种，我是你们的主人！如果你们想继续活下去。就要臣服于我！给我缴税，供养我的军队、战马和女人。这样，我就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想一想，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人物。恺撒，秦始皇，都是这样的。儒家和西方文明，都是在大一统的国家诞生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所以说，政府都是压迫人民的。一直到了近代，人民才逐渐意识到，要想做自己的主人，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争取选票。而当政者也逐步意识到，要想维持政权，必须征得人民的同意。只有保证每个人民有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