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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说：“是的，民主还可能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某些政客的过错。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宋骁飞点点头，说：“但其实老百姓关心的，不是民主问题，而是吃饱饭穿暖衣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这几年突飞猛进，我刚签发了大总统令，免除一半的农村税负。现在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推进依法治国，搞好经济和民生，其实中国具有很好的法治传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根深蒂固。推行法治，根除**，才是当前我们要做的。我们现在有了宪法，但还要推行宪政！依法治国。”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宋骁飞推荐在座的都读一读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宋骁飞表示，“这是世界公认的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一场以‘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思想为原则的大革命，最后异化成断头台上血腥弥漫的人间梦靥，这值得在座的各位深思。中国搞民主改革，要彻底抛弃卢梭的‘文学化的政治思维’。”
容闳说：“大总统何来此言？”
宋骁飞回答说， ；法国1793年大革命的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革命者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用“自由”、“平等”、“博爱”等普遍性的理论，去取代统治当时社会复杂的传统习惯，这对“立德立言”的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这种“文学化的政治思维”，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非卢梭莫属。他也是雅各宾派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精神导师”。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论科学与艺术》等著作中，将人类不平等的根源，追溯到财产私有制的产生和由此引起的妒忌，他认为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显然只带来道德的堕落，艺术和科学都源自懒惰和安逸。他把促进历史发展的社会分工，看成是违背自然法则的不平等。卢梭的抽象思维，忽略了显而易见的现实：除了在空想社会，“平等”都不可能等于“无差别”。他看不到平等在现实中，只能是法律上的“权利”，而不可能是“财产”；他看不到他提倡的“自由”和“平等”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但凡自由分工的社会，就会有理发师、掏粪工、餐厅服务员、老板、工人，最后人人平等只能是法律意义上的。
容闳的脸有点挂不住了，他自己也常常像卢梭那样，把自由平等挂在嘴边，说：“大总统说得有道理。”
宋骁飞说，我不是说不要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也是好东西，但我们要搞清楚它们的内涵。卢梭的思想，在脱离了旧制度的宗教、法律、习俗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成了“看来是”和“实际是”两个样子。这种空中楼阁一样的思想，成为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后，革命者的激情代替了理性，**代替了自由，毁灭代替了博爱，大革命从“自然法则”彻底堕落成原始野蛮的暴力运动，最终，断头台上人头滚滚，共和国的土地上血流成河，也就无可避免了。当时法国的高级官员，盲目地接受这些“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的自由平等社会，大革命才酿成了大悲剧。所以，我们这些当政者，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能盲目接受一些时髦的政治言辞。即便是“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我们也要坚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去“借鉴人类一切文明发展的成果”，一步一步走向民主文明富裕的强国之路。
第 166 章 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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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骁飞那天开完民主改革会议，还专门写了一篇《论自由与平等》的文章，刊发在复兴党的党报《复兴日报》上，着重阐述了人人平等只能是法律意义上的，真正的平等，是教育平等、机会平等。每个公民受教育、在市场竞争和其它场合都享有同样大小的参加机会、被挑选机会和获胜的机会。平等不是指收入或财产上的平等。世界上没有所谓绝对的、普遍适用的平等，国家只能保障教育公平和自由竞争，同样受教育，因为个人智力、努力程度不同，有的人成绩好、有的人成绩差，有的人考上好大学、有的人考的大学差，这是正常现象，如果要求人人都一样，那只能是每个人都愚昧无知。市场自由竞争造成不平等是必然的，有的企业经营好，有的企业经营差，也是正常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性的思想大讨论，让知识界对自由、平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宋骁飞在启动民主改革时，还到全国各地进行了调研。那天，他正在总统办公室看文件，国防工业部副部长谭小侯求见，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噩耗，有中国的 ；“诺贝尔”之称的军械局火药总工程师徐建寅，在首都钢药厂与员工试制无烟药时，失事殉职，终年五十六岁。
很多人现在形成刻板印象，误以为晚清时中国缺乏顶尖的技术人才，这是不了解真实历史，被“阶级斗争”的历史教科书洗脑了。其实中国人并不笨，学习西方技术也很快，在三十年“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中，中国培养了大批本土的技术人才。徐建寅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之一。
徐建寅，字仲虎，现代兵工学家，江苏无锡人。其父徐寿为中国近代化学先驱。他自幼受其父影响，热爱自然科学。 ；17岁那一年，徐建寅就随父徐寿一同到当时洋务派的首领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供职。当时，徐寿与华蘅芳正筹划试造一艘用蒸汽机作动力的轮船。为此事，他们“日夜凝思。苦无法程”，徐建寅“累出奇思以佐之”。在徐建寅的协助下，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 第 166 章 的邀请，到天津机器局主持硫酸（时称镪水）的研造，经过筹划，徐建寅采用铅室制酸法，不久便研造硫酸成功，为天津机器局解决了所用之镪水依赖进口的问题。
1875年，应山东巡抚丁宝桢聘请在济南筹办山东机器局，被委任为总办，该厂创办中未用外国人，从选址到规划设计、施工安装，皆倾心为之，徐建寅“胸有成竹，亲标规尺，一人足抵洋匠数人”，1876年，山东机器局建成投产。
1879年6月，徐建寅奉调北上，以驻德国二等参赞名义出使德、英、法等国进行技术考察，写成《欧游杂录》2卷，为中国最早派出国外考察的工程技术人员之一。
在欧洲几国考察期间，徐建寅将其所见所闻，编著成《欧游杂录》一书，介绍了欧洲造船、机械、枪炮、火药、熔铁、铸钢、采煤、开矿、电器、印刷、水泥等几十个门类和行业，涉及到设备、工艺、机器安装、船坞建造等方面的就有200项，还有关于金属加工方面的60多项，这些内容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创办，都非常有用。
1886年，徐建寅应李鸿章之邀，在会办金陵机器局时，采用西法制成新式后膛招枪和铸钢，又获得成功。
1890年，徐建寅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会办湖北铁路局。是时，张之洞正兴办汉阳铁厂和枪炮厂，急需大量用煤。为减少从外国购买，他于大冶附近“勘得真煤层”一处，经试开，质量极佳，“与英国之上等煤足堪匹敌”，并且也足够这两个厂使用。其质量“与外来无异”，而价钱却便宜了数倍。由于能自制镪水，为天津机器局之后的大规模发展、无烟火药的研制，开创了有利条件。
无烟火药是法国发明的。1884年法国化学家、工程师维埃利将硝化纤维溶解在乙醚和乙醇里，在其中加入适量的稳定剂，成为胶状物，通过压成片状、切条、干燥硬化，制成了世界上第一种无烟火药。无烟火药燃烧后没有残渣，不发生烟雾或只发生少量烟雾。使用无烟火药可认增加弹丸的射程，提高弹道平直性和射击精度。无烟火药的诞生为弹药的开发铺平了道路。1890年，欧洲国家的军用步枪弹基本上从大口径黑火药枪弹演变为较小口径无烟火药枪弹。马克沁重机枪也是因为使用了无烟火药才具有实用的价值。
但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人战败，就对中国封锁了无烟火药的制造方法。中国机枪营购置和研发的三四百挺机枪，都需要从外国高价购进子弹，即此一项每年就要花费数百万银元，而且还因为长途转运，有时延误了作战时机。宋骁飞向国防工业部下达了无烟火药的研发任务后，徐建寅主动挑起研制无烟药的重担。
徐建寅先为解决用酸问题，他们积多年对化学的研究，尤其徐寿在这方面的造诣，首先在江南制造局药水厂化学房里开始试制，不久便在龙华火药厂研造成功。与此同时，他们父子还研制出了镪水药棉及汞爆药等，为中国制造火药的技术开创了新局面。
为尽快研造出合格的无烟药，徐建寅“日手杵臼，亲自研炼”，经过多次试验，终于研造成功，但在1901年，他亲自到拌药房合药拌料，正准备开工生产时，不料机炸药轰，与在场的其他15名员工同时罹难。
1870至1880年十年间，为适应造船、制造机械、火药的需要，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