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没风波里》全本阅读-第9节-木小说

　　地方工作部是做群众工作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每打下一座城市，地方工作部要派出一支先遣队，进入城市做群众工作。陈云全身心投入工作，办事很细心，经常是先开会布置，然后又严格地进行检查。陈云平时话不多，不抽烟，不喝酒，穿着也很朴素。他喜欢听评弹，可是在长征途中，哪有评弹可听？
　　刘英记得，在过大渡河的时候，岸边挤了许多部队，都想早点过河，秩序有点乱。这时，陈云担任总指挥，有条不紊地指挥过河。他很沉着、冷静，大家都佩服他，听他指挥。
　　陈云办事有条有理，讲话也是如此。他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很早就跟书打交道，养成读书的习惯。陈云看书，不是东翻西翻，而是一本一本地钻研。他很稳重，肯学习。他本来不懂经济。后来，他很仔细钻研经济理论，成了党内的经济专家。
　　刘英说，那时对毛泽东习惯于称“主席”，朱德称“朱老总”，对刘少奇、陈云则称“少奇同志”、“陈云同志”，而对邓小平则直呼“小平”。
　　邓小平很随和，爱热闹，喜欢摆“龙门阵”。毛泽东也喜欢聊天。跟他们在一起，从不感到寂寞。在江西时，“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东、谢维俊、古柏）受到“左”倾路线的批判、打击，邓小平仍很坦然，一派“大将风度”。正因为这样，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又在“批邓”运动中遭罢官，他也都很坦然。他的宽广的胸襟，在江西中央苏区就显示出来了。
　　邓小平跟朱德、刘伯承、###在一起，那就更热闹了。他们都是四川人，爱摆“龙门阵”。
　　擅长讲故事、讲笑话，大约是四川人的特点吧。刘伯承讲起笑话来，一串一串的。刘伯承讲话，还喜欢用歇后语，诸如“屁股上长疖子——坐立不安”、“外甥打灯笼——找舅（照旧）”等等。刘伯承也受“左”倾路线排挤，被撤了职。在遵义会议前夕，刘伯承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他很机智，一路上夺关斩将，立了大功。遵义城就是他用计策智取的。
　　###跟张闻天的交情不错。早在1924年，张闻天从上海到重庆，便住在###的四哥杨暗公家中。那时，杨暗公是四川地下党的负责人。后来，1927年，###到莫斯科留学，张闻天已经在那里，担任助教，所以###称张闻天为老师。
　　###的妻子李伯钊，更是活跃。她是红军中的“工农剧社”社长。长征途中，大家都很累，她却组织剧社为大家演活报剧，忙前顾后的。
　　叶剑英是广东人，给刘英的印象是“文武全才”，能指挥作战，也会妙手写诗。他风度翩翩，又冷静沉着。不论是在长征中跟张国焘作斗争，以及后来一举粉碎“四人帮”，他都立了奇功。不过，解放后刘英去广东，叶剑英请她吃饭，那些菜叫她受不了，什么“龙虎斗”、“穿山甲”，她实在不敢当。
　　刘英谈起了林彪。林彪的城府颇深，平时沉默寡言，叫人捉摸不透。林彪能打仗，确实是有战功的。在战争中他受过伤，得了怪病，怕风、怕水，见了血就会拉肚子，等等。不过，他也有“政治病”，形势对他不利就称病不出。他最积极的时候，是反对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很活跃。对于林彪的历史功过，要实事求是地分析。
　　博古也是有功有过，但博古是坦诚的人，知错认错，表里如一，不像林彪那么阴险。
　　博古是一位天才的宣传鼓动家。他的嗓门大，讲话富有鼓动性。他的报告，很受工农大众欢迎。他一边说，一边做手势，动作很大。王稼祥讲话则小声小气，显得很斯文。
　　

访张闻天夫人刘英（7）
不过，博古那时从苏联回来，起着“留声机”作用。他照搬来自莫斯科的指令，成为王明的亲密伙伴。
　　博古作报告时，喜欢来几句俄语或者英语。他的俄语、英语确实不错。但是，来几句“洋文”，不知出于他的习惯，还是显示自己的才能——他的确是“才子型”人物。张闻天作报告，则从无这种习惯——虽然张闻天不仅曾留学苏联，而且留学美国。
　　哪儿有博古，哪儿就有他的洪亮的声音。他很开朗、活跃，属于开放型、外露型的。作起报告来，理论一套又一套。
　　在遵义会议之后，博古下了台。他的优点是很快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到了延安之后，博古不论是做统战工作还是宣传工作，都很出色。
　　刘英记得，有一回开会时，毛泽东对博古说，《解放日报》可否发表一篇社论，批驳一下“原子弹万能论”。会上，毛泽东讲了自己的观点。会议还没有结束，博古便把社论草稿递给了毛泽东，真可谓“倚马可待”！
　　在中共“七大”，博古曾很坦率地检查了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得到大家的谅解。
　　很可惜，博古死于空难。不然，他还可以为党多做工作。
　　长征初期，红军连吃败仗，是因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拱手让给“洋顾问”——李德。李德是德国人，号称“街垒专家”，他所擅长的是阵地战。由他来指挥红军，一不懂中国国情，二不懂游击战，怎么能不连连败北呢？
　　李德喜欢喝酒。特别是打了败仗，便闷头喝酒，借酒浇愁。但是，红军规定，不能喝老百姓的酒。有一回，刘英见到李德喝得醉醺醺的，一检查，他的酒是从老百姓那里拿的。身为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发现“洋顾问”违反纪律，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他。人高马大的李德，见这个娇小的中国妇女批评他，借着酒力，拔出手枪，朝天啪啪开枪，吓唬她。谁知刘英不怕他的恫吓，向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了报告。王稼祥来了，批评了李德。这时，李德才不做声，不耍酒疯。从此，李德见到刘英，爱理不理的。刘英呢，只要你违反纪律，还是照样批评。
　　刘英还提及了邓发，当年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国家安全局的前身）。邓发跟博古于1946年4月8日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同机遇难。邓发是水手出身，会做一手好菜。在延安时，邓发常常“露一手”，比如他做的“白斩鸡”，确实又嫩又鲜。不过，他在肃反工作中过“左”，误伤了不少同志。这样，在中共“七大”时，他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虽然如此，他仍积极工作。毛泽东也给他许多鼓励。不料，他突然死于空难，才四十岁。
　　跟刘英结束了长谈，向她告别之际，我对这位“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的长辈，充满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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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1）
一个很好记的“双十二”之日——1942年12月12日，在延安的一个普通的窑洞里，入夜，一盆炭火旁围着三个人。炭火上架着个铁锅，正在冒着热气，喷溢着红枣的清香。
　　滚烫的红枣盛入三只搪瓷杯，三个人喜笑颜开，边吃边聊着，婚礼就这样进行着。
　　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朴的婚礼：除了新郎、新娘之外，唯一的“来宾”便是证婚人——党支部组织委员彭达章。枣子汤是“婚宴”上唯一的一道“菜”。
　　新郎、新娘都是中###员、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组干部。新娘二十四岁，叫董边；新郎二十岁，叫曾正昌，常用笔名田家英，后来以笔名闻世。他们的结婚手续极其简单。结婚的当天，董边给党支部书记周太和写了个纸条：“我和家英今天结婚，请组织上批准。”周太和看罢，微笑地朝她点点头，就算是表示批准了。
　　新房还没着落，怎么办？党支部书记主动让房。周太和原本和党小组长一起住一个窑洞，两人分别搬到别的地方去，腾出那窑洞，成了田家英和董边的“洞”房。田家英和董边把自己的铺盖卷搬过来，那“洞”房的布置就算停当了。
　　到了傍晚，消息传进同事王惠德的耳朵里。他走进窑洞，见到田家英和董边正在看书，似乎毫无结婚的迹象，将信将疑问道：“听说你们要结婚？”
　　田家英没吭声。董边答道：“哪有这回事，我们在工作呢！”说罢，照旧看书。王惠德信以为真，走了。待王惠德走远，田家英和董边这才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是田家英夫人董边向我讲述的故事。
　　我去北京采访田家英夫人董边，头一回是在1988年隆冬，我在北京给她家挂电话，不巧，她去南方休养了。
　　1989年9月我去北京，一打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正是她的声音：“欢迎你来！”
　　9月16日下午，我应约去她家。她住在一幢高层公寓里。客厅内一大排玻璃书橱，整整齐齐竖放着一本本书。
　　已经离休在家的她，患哮喘，但谈锋甚健，一口气谈四个来小时，常常朗朗大笑。
　　她向我详尽地回忆田家英。那天没有谈完，17日我又去作录音采访，她再度回忆往事……
　　我在采访董边时，顺口问了一句：“在家里，你喊他‘家英’吗？”
　　不料，这句话引出她与田家英奇特婚恋的话题。
　　“不，不，在家里我从来没有喊他家英。只有现在，跟别人谈起他，才说‘家英’、‘家英同志’。”董边说道。
　　“你在家里喊他什么呢？”我追问。
　　“喊他‘田鸡’！”她答。
　　“‘田鸡’？！”
　　她哈哈大笑，笑了好久好久，把话题拉向那远逝的岁月……
　　田家英并不姓田，本名曾正昌。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翌年——1922年1月4日，他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曾国融开一家中药店。母亲姓周，生了三子一女，田家英是最小的一个。
　　田家英三岁丧父，十二岁丧母。随着父母的早逝，小康之家跌入了贫困的泥沼。才念了初中一年级的他，在母亲病逝之后，不得不离开课堂，在药铺里当学徒。
　　贫困是砥砺意志的磨刀石。失学的他，在帐子上挂起对联，表达自己的心愿：
　　走遍�

《出没风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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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没风波里- 第9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