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是冼恒汉。自1977年6月17日起，由###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州军区第二政委。
###的经历，鲜见于报刊。我跟###之子宋宜昌是多年文友。1996年5月25日，我对他进行采访，这才得知###的传奇经历。
###之子告诉我，###是山东莒县人，原名宋延平，生于1917年4月。他九岁才上学，连着跳级，很快念完了小学、中学。
一个非常奇特的机遇，使###有机会到北平上大学：那是###的哥哥参加万国邮政抽奖，得了奖——三百大洋！于是，哥哥把这笔钱给了###去北平上大学。这样，###进入北平农业大学。
在农业大学念了一年，###又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担任过延安马列学院组织科长，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秘书长，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政治秘书，东北总工会副主席。这样，###有了多方面的工作阅历。1949年后，###担任过政务院劳动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
1958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钢铁生产的指标一次次攀升，完全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生产能力。1959年，中国钢铁的生产指标定为年产一千八百万吨。1959年春，在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指标时，作为国家计委副主任，###作了重要发言。###没有正面批评当时的高指标，却是算了一笔细账：要完成年产这么多的钢铁，需要多少铁矿石，需要多少石灰石与焦炭，需要多少运输能力，而当时中国的铁矿石、石灰石、焦炭的生产能力是多少，运输能力又是多少……再说，炼出来多少吨铁，才能生产多少吨粗钢，而粗钢还得精炼，要开坯，要轧材，每一道工序都有损耗……###用具体的数字，实实在在地计算，证明高指标远离了中国的生产实际。###指出，当年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是很困难的。
###的发言，深为陈云所赞赏。散会时，走到门口，陈云拍着###的肩膀说：“质量！质量！”陈云的意思是必须强调钢的质量，克服当时片面追求钢的产量。当时的钢铁很多不符合质量标准，成了废品。后来，在陈云的强调下，总算把钢铁生产的高指标降了下来。
1960年，###调任中共西北局委员兼西北局计委主任，这样开始在西北工作。
1963年9月，###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非难。在“牛棚”里关了一年多。后来，陕西要搞生产，成立了“生产指挥部”，让###当顾问。这样，###才算又开始工作。
那时###全家五口人，拥挤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过了两三年。1972年，###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77年6月17日起，###成为甘肃的“一号人物”。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在甘肃便注意到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接着，他又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在###的提议下，甘肃接连开了两个座谈会：先是在6月25日由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甘肃省理论工作座谈会。接着，在6月27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在兰州联合召开“真理标准”座谈会。
也就是说，中国省级第一个“真理标准”座谈会，是在甘肃召开的。
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旗帜鲜明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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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6）
在北京的大量采访，使我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使《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有了扎实的基础。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完成之后，香港版迅即出版，书名改为《从华国锋到邓小平》。
与此同时，这部长篇准备出内地版。
由于这部长篇属重大题材，必须报请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出版前花费很长时间办理逐级审批手续。
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此书得以在1998年初，由广州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谨以本书献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出版后，我忽然接到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一位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史研究》杂志发表长篇文章，对《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进行评论。我没有订《中###史研究》杂志。那位朋友便送我一册。
《中###史研究》杂志的评论上万字。评论指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是叶永烈党史纪实文学系列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也是同类题材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第章上海的海也很深
温馨的上海（1）
虽说我是上海的“北京作家”，奔走于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其实我也穿行于上海的弄堂和高楼，寻访诸多历史老人。我写作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历程的纪实长篇《红色的起点》时，很多采访是在上海进行，因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我写作《“四人帮”兴亡》，很多采访也是在上海进行，因为“四人帮”又称“###”。
自从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上海就成为我写作、生活的基地。
上海是一座充满商业气息的城市。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作为南方人，作为在海滨长大的我，完全融合到这个海派文化的大本营。我爱上海。正因为这样，我宁可一次次前往北京采访，却始终把根据地扎在上海。
温馨之中，夹带着潮润，上海盛夏的夜风轻轻地推开窗帘、轻轻地吹拂着……
家住高楼，而窗口又朝着东南，对于昼夜有着特别明显的感觉。夏日的清早，才五时多，耀眼金色的朝阳，已经把光芒射进我家。到了傍晚，一轮夕阳西下，窗外开阔的天空从橙色转成淡灰。灰色不断加重，一幢幢高楼的轮廓变得模糊。窗外终于变成一片浓，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我家正处十字路口。俯瞰窗下的马路，车如长河，喧嚣不已。遥望远处，长长的黄浦江上的大桥亮起一串串明灯，像一条银色的项链挂在夜上海的前胸。
我的诸多夜晚，在书房中度过。特别是在赶写长篇的时候，往往夜以继日。书房里耀如白昼，我的十指在电脑的键盘上飞舞。
我也休闲。我喜欢与妻下楼，在夜色中漫步。我家楼下，就是一家一千多平方米的大饭店，灯光一片雪亮。前后左右，二十多家酒家、烧烤店、火锅城、小吃铺、泡沫红茶店、肯德基，组成“吃的连锁”。与二三朋友在餐馆小聚，边吃边聊。我喜欢雅静的所在。一家餐馆老板为了招徕顾客，在店堂里搭了丁字台，时装表演队的小姐们在台上款款而行，音乐声震耳欲聋，我反而从不光顾。
夜色中的人行道，变得拥堵不堪。彩色地砖被各种各样的地摊覆盖，卖“毛栗子”（上海话，即鲜荔枝）、手机皮套、长筒丝袜、沙滩裤的喊声响成一片。我最爱去的是盗版书摊。林林总总的盗版书装满“黄鱼车”（上海话，即三轮车）。据说“黄鱼车”高度“机动”，一有“情况”可以随时“转移”。在那里，我常常买到我著作的最新盗版本——我已经“收藏”了整整一书架的盗版本。
夜十时之后，地摊收场，取而代之的是折叠桌、白色塑料椅，“大排档”上场了。虾肉馄饨、大排面、炒田螺、海瓜子、花蛤汤、白斩鸡，应有尽有。尽管许多人吃得津津有味，我却从来不敢做座上客。我一看那污浊不堪的洗碗水桶，就敬而远之。
离我家二百米处，是一家电影院，而楼上则是图书馆。我只看“大片”、“名片”。有时，倒喜欢在图书馆里翻看各地报纸杂志，犹如在铅字间散步，名曰“文学散步”。
有时候与妻“打的”外出。很多朋友劝我买车。我们这座大楼里拥有“私家车”的人颇多，入夜，院子里停满各种牌子的轿车。我却喜欢“打的”，以为多了一辆车，还得花费不少时间“伺候”。上海的夜色是迷人的。我在欧洲，发觉商店在六时就关门，而上海的商场往往在十时还人声鼎沸。卷扬电梯、大理石地面、中央空调，上海商场的购物环境是一流的。在商场信步，也是一种休闲。
也有时就在家附近散步。家对过就是街心花园。五十米处，是一条颇宽的河。一般我们几乎不愿在河边走，这倒不是怕湿鞋，而是受不了那臭气。这条河是苏州河的支流，直通黄浦江。最近，随着苏州河的河水变清，臭味随之消失。河边漫步，成了夜晚的舒心事。当然，有朝一日河上开通小艇夜游，在皎洁的月光之下，银波粼粼，轻风徐徐，当会更舒心。
当一轮明亮的朝阳又一次早早照进我的卧室，新的一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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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的上海（2）
我又开始坐到电脑前，开始我的写作。也有的时候，我背起照相机和录音机，在上海进行采访。
上海这个“海”也很深。我在这个“海”中，寻访了那些格外敏感的人物……
闯入托派禁区（1）
1998年8月1日清早，我接到郑超麟先生的侄孙女郑晓方的电话，她悲痛地告诉我：“爷爷在今天早上四时二十九分走了！”
我即给香港发去电讯：
托派领袖郑超麟在沪去世
受海外关注的中国托洛茨基派（托派）领袖郑超麟，8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九十八岁，至死坚持政治理想。
郑超麟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的领导人之一，留学法国期间与邓小平同住一个房间，后来曾经担任陈独秀的秘书及以陈为首的托派中央宣传部长，解放后曾因托派问题而被关押二十七年。近年，郑曾亮相于《邓小平》文献纪录片第一集，也曾出镜于中央电视台最近播放的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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