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冠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
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
“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
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
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
“不反地上，亦反地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判词。
其实也不必奇怪，在传统的中国，最不讲理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宫廷。妓院是社会的最下层，只认钱不认理，有钱就有理。宫廷是社会的最上层，谁也管不了，有权就有理。因而，妓院和宫廷又是最没有道理的地方。妓院里的昏天黑地，宫廷里的黑白颠倒，实在是一模一样。
其实，周亚夫不明白的地方在于，国与君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里，虽然理论上把君、国看作一体，把国看作君的一家之产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你损害了君的一己私欲而为国谋福利，你必定会大倒其霉。高调唱得好听，其实也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私欲合理化而已。如果真是君、国等同，那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走马灯般地改朝换代了。
8自古文人多强项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哪类人最有骨气呢？请翻开历史认真地查一查，如果你能伸开舌头说话，那么，脖子最硬的，恐怕还应算是文人。
可是，在我们的观念中，文人是个什么“德性”呢？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知稼穑之艰难，只会做些无病的呻吟；而且满口酸臭迂腐的废话，只能死背书本，白糟蹋劳动人员用血汗换来的粮食，一点实用之学也没有；这还算好的，那些高等文人，往往自命清高，指指划划，或是装出多情种子的模样，弄出令人作呕的造作之态，更有甚者，摇着鹅毛扇，替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充当狗头军师的角色，公然与劳动人民为敌！
呜呼！中国文人的名声在我们这里才算糟到了极点。即使在元朝的蒙古人那里，文人也还享有“九儒十丐”的地位，没像今天这样卑劣下贱！
当然，这并不完全怪我们当代人，这主要是由近代以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批判和政治运动造成的。在那些批判家们看来，文人是劳动人民的天然公敌，是生来就与劳动人民作对的一类人，而且是天生的软骨头，在所谓的新时代，尤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就应当把他们打翻在地，踏上一千只脚，让他们遗臭万年。
可是，那些批判家们忘了，他们自己是否也是文人呢？是否至少也有一些文人的血统呢？不过应当看到，人在昧却天良的时候是无法同他们讲道理的。
今人造就的“脑体倒挂”一词真是极有意味，头在下面，脚在上面，用脑袋来走路，用脚去思考问题，这是否也在无意之中反映了某些人的潜意识呢？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道德沦丧，才有了今天的世风日下，这就是报应。
你把优良的人格榜样批光了，把一切神圣美好的东西都踩在脚下，人们失去了人格修养上的内驱力，用空洞的口号硬塞给人们的灵魂标签又始终无法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势下，社会风气如不江河日下，那才叫伤天害理！
是该正确认识古代文人的时候了！
古代的文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乃至缺陷，或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做了许多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每当社会黑暗的时候，往往是他们奋起抗争，每当民族危亡的关头，也往往是他们奋起拯救。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文人，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没有中华民族。
这是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认识，而不是指哪一个“大儒”、“小儒”或是作家诗人，至于部分品格低下的“小人儒”，不足以改变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特点。
正直强硬和敢为天下先，恐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大传统特点。
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丧夫守节，刘秀特别爱怜她，赏赐她很多财物，对她也特别宽容，因此，湖阳公主养了许多家奴，常有横行不法的事出现。一次，湖阳公主的一个老奴竟然白天杀人，犯罪后逃到湖阳公主的家里躲了起来，地方官不敢到公主家里捕人，以致成为悬案。
洛阳令董宣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他一时也无法抓到那个犯人，他总不能跑到公主的家里去抓人吧。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笨办法，一直守在湖阳公主的家门外，等候那杀人的老奴出来。
果然，过了些日子，那老奴替湖阳公主驾车，得意洋洋地随公主出来闲逛。董宣立刻上前截住公主的车马，不让前行，并要公主交出杀人凶犯。湖阳公主怒叱董宣，董宣毫不畏惧，拔出佩剑，划地有声，说公主藏匿罪犯，按律当受连坐。董宣责令那杀人的老奴下车，老奴无奈，只得下车谢罪。没想到董宣恐怕他走脱，再难抓获，当即劈死了他，然后向公主请行。
公主见老奴已死，争执也已无用，便气冲冲地驰回宫中，向刘秀哭诉了一番。
刘秀果然大怒，立即宣召董宣进宫，责备他冲撞了公主，让左右的执法人员用木棍处罚董宣。董宣向刘秀叩头说：“愿陛下容我说一句话，然后处死。”刘秀怒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董宣说：“陛下圣德，中兴汉朝，却让湖阳公主纵家奴杀人，陛下何以治天下呢？我不需要您用棍棒相加，让我自杀好了！”说完，以头撞柱，血流满面。刘秀觉得董宣说得也有道理，便让小黄门扶住董宣，不让他再撞，然后让他向公主叩头谢罪了事。
但董宣认为自己没有罪过，不肯谢罪，刘秀就让小黄门揪住董宣的头硬往下按。董宣两只手撑在地上，始终不肯叩头谢罪。湖阳公主见此情景，对刘秀说：“你为布衣平民的时候，家里藏了罪犯，官吏都不敢去搜捕，现在当了天子，难道连一个洛阳令都管不了吗？”刘秀笑着说：“天子和平民不一样。”刘秀见董宣始终不肯就范，也觉无法，只好对董宣说：“你的脖子可真硬啊！强项令出去吧！”董宣终于没有输给刘秀。后来，刘秀还赏赐了他。从此，“强项令”的美名就不胫而走，董宣因此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东汉时期发生了两次宦官伙同皇帝迫害正直官吏尤其是官僚文人的事件，史称“党锢之祸”，在这两次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官僚文人的表现确实是可歌可泣的。
汉桓帝依靠五个宦官把专权二十余年的大将军梁冀除掉了。梁冀是外戚，二十年独掌大权，朝野上下遍布他的耳目，连皇帝的一举一动他都很清楚，因此，桓帝要想除掉梁冀，只能靠身边最贴近的人，所以这些宦官立了大功。不过，前门送走了专权的外戚，后门又迎来了专权的宦官，整个东汉就是在这种非外戚即宦官专权或是外戚宦官俱操实权的不正常状态下走完其痛苦历程的。
桓帝封除梁冀有功的五个宦官为“五侯”。单超为新丰侯，食邑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县瑗为东武阳侯，各食邑一万五千户；左倌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一万三千户。这五人同日封侯，立即大权尽揽，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影响，后人也倍加重视，唐朝诗人韩翃的《寒食》写道：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他们的亲朋也纷纷升官。这些人独霸一方，为非作歹，多是强盗行径，其生活骄奢淫逸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铺上贵重的地毯，披着华贵的衣服，狗也戴上金银首饰。太监们纷纷娶妻，有的甚至三妻四妾，收拜干儿，弄得乌烟瘴气。他们外出竟敢僭用皇帝的仪仗，后面跟着豪仆马队，肆无忌惮。至于朝政，更为他们所把持，弄得小人趋进，贤士隐退，政治一片腐败混乱。
在梁冀当权的时候，官僚文人就没有间断同梁冀的斗争，以至李固、杜乔被杀；梁冀既除，官僚文人集团决没有加入到宦官一边来，而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开始了同宦官集团经久不懈的斗争。
在初期的斗争中，以李膺为代表。
李膺，字元礼，颖川襄城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生性高傲，不喜与人交往。但他很有学问，为人又刚正不阿，在社会上名气很大，极受人们的推重，一般的士人很难受到他的接见，如有人能蒙宠与他会谈，立刻就会身价百倍，所以，当时的人把李膺的家门比作“龙门”，把士人跨进李膺的家门叫做“鲤鱼跃龙门”。荀椒是李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