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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继承人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如果觉得孩子在被期望的某个方面有所欠缺，或是未能符合家庭的期望，结果将是悲剧性的。野心被粉碎了。孩子感觉自己罪责难脱，父母则会因其有负盛望而耿耿于怀。由此想到了波德莱尔，他始终未能克服内心深处对母亲奥皮斯的愧疚感。还有范？戈夫，他写给哥哥泰乌的信中充满了对“坏儿子”称谓的无助反抗。作为存在主义渴望的根源，19世纪的家庭极权主义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根深蒂固的神经质特性。
但同时，孩子也是一个爱的对象。1850年以后，如果一个孩子死去了，他的亲属们都会服丧，就如同他们为一个成年人所做的那样。私下里，他们可能会对着他的一缕头发哭泣。难道这仅仅是中产阶级的感情主义吗？绝不是这样的。在洛林这个钢铁工业的中心区，母亲们，工人的妻子们，“所有人都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痛之中。无论何时相见，（她们）都会用方格子手绢擦抹去伤心的泪水。”在教育方面，勒古韦对“温情原则的优越性”大加颂扬，并倡导尊重孩子的自主性。抚养孩子应该是为他们着想，而不应是为了他们的长辈；他们的兴趣可能会与集体的兴趣不一致。孩子自己为命运负责，因此，根据自由主义教育家的理论，重要的是发展创造性，即使是付出某种不确定的代价；按照这种方法，学生们在以后可以自由地做出个性化的选择。
父母与孩子（7）
根据许多以孩子为对象进行的观察，包括学校记录的这种强迫人接受的观察，我们对于孩子们是如何相互看待、如何彼此交谈的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孩子的语言、体态、性行为和游戏的多样化具体符号之中，以前的陈规旧框消失不见了。到这时为止，童年已然被视作生命中一段特殊的时刻。每一本自传都以童年开始，并会对这段时光详尽描述，而教育小说则会追寻英雄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轨迹。与生命中的其他时期相对，童年成为了成年的基础，而孩子则成为了一个人。
在传统社会中不为人知的青春期少年，现在清晰地进入了人们聚焦的视野范围。布丰，甚至是卢梭，都曾呼吁对生命中那一时期的危险性以及对今后人生的影响多予关注，这一段时期从第一次领受圣餐一直到男孩子的毕业典礼或征召服役和女孩子的出嫁。卢梭的《埃米尔》第四册全部都献给了“这一关键时期”，这是性特征形成的时期。“我们有出生了两次的感觉，一次是为了存在而生，另一次是为了生活而生；一次是为了圣餐而生，另一次是为了性而生……就如同大海的咆哮远在暴风雨之前就已然开始，新生的激｜情同样也预言着这种风暴般的发育。朦胧的青春骚动警示着这种迫近的危险。”
将青春期视为关键时期的观念，在19世纪反复兴起；最热衷此观念的是那些医师们，他们在1780年至1840年期间写了许多有关男孩和女孩青春期的论文，以及与此有关的药物疗法。青春期不仅对个人是危险的，对于社会也是如此，当然对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寻求自身特性的青春期少年是追求自我道德与身体形象的狂热分子。镜子使他着迷。对马科斯？斯特那来说，他就曾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并因此产生要解除社会枷锁的倾向。涂尔干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年轻人比他们的长辈更具自杀倾向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融入社会。此外，青春期少年的*使他们更倾向于暴力、野蛮和虐待狂（比如对待动物）。他们有*和嗜血的癖好。
从这种对青春期少年性格特质的描述来看，这是通向青春期犯罪概念的一个步骤，虽然只是一小步，迪普拉在一本有关当时青春期犯罪及成因的典型著作中对青春期犯罪者进行了分析。迪普拉认为，青春期少年是“天生的流浪汉”，迷恋于旅行和走动，骨子里就不安稳，整天忙碌于“近乎歇斯底里和癫痫状态的东奔西走，他无法抗拒旅行的冲动”。青春期少年有自己的病理，包括诸如“青春期痴呆”被定义为“一种蔑视任何障碍与危险的行为需要”这样的苦恼。这种不稳定状态可能会驱使他们谋杀，或是成为牺牲品。
青春期少年最麻烦的事情是他正在经历的性转变以及他对这种过渡状态的想法。医师们是身体的主要观察者，他们鼓动人们关心寄宿学校内诸如*、同性恋一类的问题，以及童年朋友之间的不正当行为。固然，只要公共礼仪未遭到冒犯，男性甚至女性同性恋就不会被视为犯罪，但同性恋这种“倒错”却成了一种受到详细审查的变态行为，就像是一种疾病一样。关注的中心是那些有着“坏习惯”的青春期少年。如何处理青春期少年过度的*是教育家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也是一个主要的社会焦点问题。这里迫切需要专业化的知识，家庭又怎能依靠一己之力在这方面做得充分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父母与孩子（8）
许多家庭痴迷于贵族化或卢梭主义，害怕与平民百姓和所谓不正当的人接触，梦想着在家中父母注视的双眼下来教育孩子；英语教师和奶妈成为首选。年少的司汤达还记得那种沉闷的孤独，他的父母让他沉浸在这种孤独中，目的是防止“与普通人家孩子”的任何接触，“他们从来不让我与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讲话……我不得不忍受有关父爱以及孩子义务的没完没了的说教。”他通过撒谎来求得解脱，唯一的梦想就是逃离。
对于长到一定年龄的孩子来说，将他们送到外面的寄宿学校去被认为是必要之举。15岁到18岁的女孩通过寄宿学校来完成她们的道德教育，并为今后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同时也为获取在婚礼宴会中所需的“取悦于人的艺术”。生活在初中或公立中等学校那种兵营般氛围中的男孩子们，他们在那里准备通过学士学位考试，那是中产阶级身份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些学校名誉不佳。波德莱尔在其中的一所学校里上学，几乎要厌烦透了，他在1838年8月3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烦躁至极，以至于没有缘由地大喊。”乔治？桑德对于不得不将儿子送往一所这样的学校而忧心忡忡，她为不能再继续教育自己的孩子而忧伤，“对于那些冷静的家庭来说，有责任将孩子留在家中，而不是强迫他们去中学学习生活，在那里，唯一的平等就是用拳头获胜。”寄宿学校因为*和同性恋现象而受到谴责。罗歇？马丁？加德在他一部死后出版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中，描述了1880年前后在一所中学里的性生活。但是，由于寄宿学校年轻人的“女性化”、法国1870年的战败以及人口的减少，公众尤其是保守派对寄宿学校进行了谴责。希望延长他们儿子的教育的那些穷人和农民家庭，被迫将儿子送往寄宿学校，中产阶级家庭却把孩子留在家中，或者在需要的时候将他们送去作为不留宿的白日制学生进行学习。对于勒古韦和乔治？桑德来说，这种安排是能找到解决教育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的。中产阶级比以往更加迫切地希望为自己的后代定下他们未来生活的基调，扮演他们孩子的保护伞和私人教师的角色。与世俗的国家教育和国家的公立学校相比，他们将教育视为私人事务，也因此为私立学校的成功贡献颇多。
不管怎样，这种包裹着孩子的温情还是受到了污染，青春期少年总是会被谨慎地监视，会被怀疑有扰乱治安的倾向。青春期少年受到的这种密切监视迫使他们采取保密和掩饰行为。他们会发明创造出一百种方法、计谋，却只为赢得一点点私密。他们在学习期间或是晚钟（中世纪时规定人们熄灯睡觉的时间——译者注）之后读小说；他们写诗歌；他们记日记；还有，他们也会梦想。所有这些举动构成了一种更内部的生活。友谊是至关重要的。女孩们在寄宿学校结交的友情通常会因婚姻而缩短。男孩们则形成团体，这些团体通过各种形式的入会仪式得到巩固加强。有时，这些团体在此后的生活中持续下去，成为商业和政府领域内的派系。大多数19世纪寄宿学校内的生活都会频繁地受到个人或集体反抗的干扰，甚至中断。但是1880年以后，此类的干扰变得不那么普遍了，似乎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使之变得不再必要了。但是对于允许年轻人在节日庆典和性规则中扮演其曾经在传统社会中扮演过的角色，共和国似乎并不比19世纪的郡主政体有更强烈的愿望。年轻人不再被视为一个群体，而被看作诸多的个体，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听从命令，保持安静。因此，当年轻人反抗时，他们的这种背叛通常是个体化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他们抗争的对象是家庭，而不是国家。
这个特性既适用于穷人家庭的孩子，也适用于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从第一次领受圣餐（或是接受毕业证书）一直到他被征召入伍，这些年轻的工人都与家人住在一起，并把他挣的钱带回家（成年工人的工资单已经被取消了，但仍然会向年轻的工人出具）。在家庭结构保持完整的就业群体中，比如在矿工中，在对家庭有所贡献之前就结婚会被视为对家庭的背叛。然而，根据不同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