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即学术才能测验。——译者注
道德的理由— 120 —
下，它们告诉我们做什么。如果一个人不想提高他的棋艺，就没有理由去研究加里？卡斯帕罗夫的比赛，如果某人不想上大学，他就没有理由去通过SAT。因为“应该”的约束力依赖于我们有相关的欲望，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拒绝相关的欲望来逃避它的约束力。因此，如果某人不再有上大学的欲望，他就可能逃避通过SAT 的义务。
相反，道德义务不依赖于我们的特定欲望。道德义务的形式不是：“如果你想要某个结果，那么你就应该做某事”。道德要求是绝对的，它们有这样的形式：“你应当做某事。就这样。”例如，道德规范不是这样的：你应该帮助他人，如果你在乎他们，或者如果你有其他通过帮助他们就能得到实现的目的。相反，规范是这样的：你应该帮助他人，不管你的特殊需要或目的是什么。与假言的“应该”不同，道德要求不能通过说“但是我不在乎那个”来加以回避，原因就在于此。
假言的“应该”是容易理解的，它们只是要求我们采用实现所要寻求的目的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绝对命令是神秘的。我们怎么就有责任以某种不考虑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的方式行动？康德道德哲学的大部分都试图解释这如何可能。
康德坚持认为，因为我们有欲望，所以假言的“应该”是可能的，同样，因为我们有理性，所以绝对的“应该”也是可能的。绝对的“应该”与理性的行为人相连，只是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康德说，是的，因为绝对的应该产生自每个理性的人都必须接受的原则：绝对命令。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1785 ）一书中，他以如下术语表达了绝对命令：
只根据你决意依据、同时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而行动。
这一原则概括了确定一个行为在道德上是否允许的过程。当你试图实施一个特定的行动时，你不得不问，如果你计划实施那个行动，你遵循的规范是什么。（这就是那个行动的“准则”。）然后，你不得不问，你决意遵循的规范是否被所有的人在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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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所遵循。（这是使它在相应的意义上成为普遍法则。）如果是这样，这个规范可以被遵循，并且这个行为是允许的。然而，如果你决意遵循的不是每个人都遵循的规范，那么，你不能遵循它，这个行为在道德上也是不允许的。
康德给出了几个例子解释它如何运作。假设有一个人需要借钱，并且知道没有人会借给他，除非他承诺还钱。但是，他也知道，他没有能力还钱。因此，他面临这样的问题：为了劝说别人，使自己借到钱，他是不是应该许诺他会偿还债务，虽然他知道他做不到？如果他打算这样做，这个“行为的准则”（他遵循的规范）是：每当你需要借钱时，就要许诺会还钱，不管你认为自己实际上会不会还钱。现在，这个原则能够成为普遍法则吗？显然不能，因为它会弄巧成拙。一旦它变成了普遍法则，就没有人会再相信这样的许诺，所以没人会因此而借钱给别人。康德自己写道：“没人会相信他的许诺，而只是将任何这类的断言当作徒劳的虚伪付之一笑。”
第8章 有没有绝对的道德规范（4）
康德的另一个例子与给予帮助有关。假设某人拒绝帮助需要他帮助的人，并对自己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如上天所愿，让每个人都幸福吧。如果他成功，我不会跟他要任何东西，或者嫉妒他，同样对他的福利或者他需要的帮助，我也不想做出贡献。”人们也不愿意这样的规范成为普遍法则，因为在将来的某些时候，这个人自己也会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他不想让别人对自己如此冷漠。
绝对的规范与不撒谎的责任
作为一个道德行为人，就意味着被“普遍法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例外地坚持的道德规范——所指导。康德认为，不撒谎就是这样的规范。当然，这并不是康德所捍卫的唯一的绝对规范——他认为还有很多其他规范，道德中充满了这样的规范。但是，把不撒谎的规范作为一个方便的例子来集中分析是有用的。康德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这个规范，而且，这一点很明确，他感到对它的辩护特别有力。他说，撒谎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对人类尊严的抹杀”。
康德对这一观点提供了两个主要论证。
1。 他认为，撒谎总是错的的首要理由是，禁止撒谎直接属于绝对命令。我们不会让应当撒谎成为普遍法则，因为它会弄巧成拙，人们很快就会学会不信赖其他人说的话，所以谎言就不会被相信。对此，情况一定是这样的：为了撒谎成功，一般说来人们必须相信其他人说的是真的，所以谎言的成功依赖于不存在允许撒谎的普遍法则。
然而，这个论证有些问题，如果我们更全面地讲清楚康德的思路，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晰了。假设为了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撒谎是必要的，我们应该这么做吗？康德会给我们这样的理由：
（1） 我们应该只实施这样的行为，它符合我们能够决意普遍采纳的规范。
（2） 如果我们将要撒谎，我们会遵循“撒谎是允许的”这一规范。
（3）
这个规范不可能被普遍采纳，因为它会弄巧成拙：人们将停止彼此信任，那么，撒谎就会没有用了。
（4） 因此，我们不应该撒谎。
安斯康发表于学术期刊《哲学》（philosophy）杂志的关于康德的文章，对这个推理思路的问题作了很好的概括：
他自己对撒谎这个主题的严格确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对他来说，撒谎只是撒谎，从来没发生过撒谎能够被适当地描述为其他任何事情的情况（例如，像“在如此这般的情况下撒谎”）。如果没有关于行为的适当描述的约定，并且这一描述是根据构建关于行为的准则的观点作出的，他的关于可普遍化的准则的规范是无用的。
在这方面，安斯康是知识分子正直的典范：虽然她同意康德
的结论，但她仍然失锐地指出了他的推理的错误。困难产生于论证的步骤（2）。准确地说，如果你撒谎，你所遵循的是什么规范？关键点是，有很多方法明确描述这个规范，有些在康德的意义上不是“可普遍化的”，但有的是。假设我们说你遵循的是规范R：“当撒谎能够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时，撒谎是允许的。”我们可以决
意让R 成为一个普遍法则，而它不会是弄巧成拙的。
2。 很多与康德同时代的人认为，他关于绝对规范的例子是奇怪的，并且他们也这样说过。一位评论家用这样一个例子挑战他的观点：试想，某人正在从谋杀者的手里逃脱，并且他告诉你说，他要回家藏起来。然后，这个谋杀者来了，像一个无辜者似的，并且问第一个人去哪了。你相信，如果你说了真话，这个谋杀者会找到那个人并把他杀掉。而且，假设这个谋杀者已经跑向了正确的方向，并且你相信，如果你只是保持沉默，他会找到那个人并把他杀了。你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咨询的谋杀者”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大多数人会认为，我们显然应当撒谎。毕竟，我们可以说，撒谎和挽救生命，哪个更重要？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8章 有没有绝对的道德规范（5）
康德在一篇论文中以一个有吸引力的老式标题“论出于利他动机而撒谎的假设权利”（On a Supposed Right to Lie from Altruistic）作出了回应，在这篇文章中，他讨论了“咨询的谋杀者”的案例，并且给出了他关于撒谎的观点的第二个论证。他写道：
在你诚实地回答了谋杀者关于他要找的受害人是否在家的问题之后，他可能已经溜走了，这样他就不在谋杀者去往的那个方向，谋杀也就不能实施。但是，如果你撒了谎，说他不在家，而你并不知道他真的出去了，如果在他往外跑的时候谋杀者撞上了他，并且杀了他，你就会被公正地指控为导致了他的死亡。如果你就你所知说了真话，这个谋杀者在屋子搜查那个人时，可能会被邻居抓住，这样，谋杀行为就会被阻止。因此，无论谁撒谎，无论他怀有怎样的好意，都一定要为结果负责（无论它们是多么不可预见），并且遭到惩罚……
因此，经过全部的深思熟虑的真诚（诚实）是神圣的，并且是理性要求的绝对命令，不受任何权宜方案的限制。
这个论证可以以更一般的形式来阐述：我们受到诱惑，想把不撒谎的规范作为例外来处理，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认为诚实的结果是不好的，而撒谎的结果是好的。然而，我们从来不能确定行为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们不可能知道好的结果一定会随之而来，撒谎的结果也可能难以预料地不好。因此，最好的策略是避免已知的恶——撒谎，让可能的结果尽管来好了。即便结果是坏的，它们也没有错，因为我们决意尽我们的责任。
我们注意到，一个相似的论证可以用于杜鲁门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决定上。投下炸弹是希望战争迅速结束。但是，杜鲁门并不确定地知道会发生什么，日本人可能已经被打趴下了，而登陆仍然是必要的。所以杜鲁门只是在好结果可能会出现的希望上，赌上了成百上千人的生命。
这个论证的问题也足够明显——实际上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令人吃惊，像康德这样有才能的大哲学家，竟然没有对它们更为敏感。首先，这个论证依赖于在我们能知道什么这个问题上的不合理的悲观观点。有时，我们能够非常确信行为结果会是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必因为不确定性而犹豫。而且——这一点在哲学上更有意义——康德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