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的必须，也是他们的传统，或者说传统优势。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他们不讲究汉人讲究的东西，才夺了天下。当年明朝的军队就是因为在战场上的马上功夫弱，才一次次损兵折将，只能缩在红夷大炮和厚厚的城墙后面，任凭人家在关内驰骋；待到人家也有了大炮的时候，就只好城破人降（或死）了。入主中土之后，满人虽然也讲究文治，但对于武功一直在乎得紧。他们所谓的圣主康熙、乾隆，都特别担心八旗子弟尤其是皇族入关之后接受汉化，丢掉了自己尚武的民族传统，不仅经常三令五申，而且以身作则，纵马持弓，习武相尚。对他们来说，围猎既是展示自身勇武的机会，也是校验子弟骑射功夫的一种方式。虽然说皇帝围猎的战绩，多少只的豺狼虎豹和熊貔，里面不免有掺假的成分。我们今天看到据说是康熙一鸟铳打死的硕大的黑熊，其实是事先捉到陷阱里，饿得半死，及到皇帝来时才放出来的。但是这种对围猎战绩的炫耀，却是少数民族政权所特有的。如果汉人皇帝这么干的话，估计多半会引来一群谏臣苦苦劝谏，赶都赶不走，死后还会被别有用心的史家记上一笔，像明朝正德皇帝那样。满人虽然也是自己打下的天下，但比起元朝的蒙古人来，毕竟在武功上面没那么自信。在关外就已经进入大半个农耕状态的满人，对于汉文化有更大的亲和力，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汉人的汪洋大海被吞掉还不自知。虽然坐江山要靠文治的推行，靠礼仪的讲求，但如果没有八旗兵的武力在后面撑着，皇帝的龙廷还真就坐不踏实。所以说，上面讲的南苑围猎，本应是对皇子们的一场考试，自然是应该以多获者为胜，而奕等于是交了白卷。然而，由于他的那番应对，交了白卷的反而成了最终的赢家。
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话，那么肯定是作为现任皇帝的道光，擅自修改了考试规则。也就是说，不像许多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奕的那番表白，道光选择他作为储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原本当然的选择应是皇六子奕，才合乎正理。
当然，道光改规则也有他的道理。入关以来，清政府的八旗政策，本意是保持其民族尚武的本色，发粮发饷，不务他业，一门子只管习武。然而结果却把昔日骁勇的八旗兵养成了除了玩什么都不行的废物，架鸟笼子满世界遛的有之，捏着嗓子装女声学唱戏的有之，大男人学汉人妇女裹脚者亦有之，总之是向尚武的反面走。还在乾嘉之际，八旗兵的武功已经呈一塌糊涂之状，拉不开弓的有，拉开了弓，射出的箭还没到靶子就落下来的更多，就是射中靶心的没有，甚至还有上不去马，甚至畏马如虎的。当年十几万人就横行天下的骁勇健儿，早已不知何处去了。川、鄂、豫几省的白莲教造反，在清初也相当于几个毛贼，但却剿了十来年也剿不干净。国家年年耗大笔的钱粮，养着人口日增的八旗子弟，不仅什么用都没有，还每每因不善计算陷入破产的境地，隔几年就得皇帝掏银子来为他们还债。几任皇帝为此愁煞了身子，不是没有想过办法挽回，旗务也整顿了若干次，越整越糟。事实明摆着，原来依靠的，现在已经变成正在融化的冰山，说什么也靠不住了。既然原来指望的指望不上了，治国的招数多少得变变了，汉人的规则也就越发凸显了，汉人的份额也悄然增加了。于是，什么围猎啦，什么木兰秋啦，统统变成了走过场。不仅安心要在父皇面前显示“仁慈”的皇四子奕赢得了储位之争的胜利，而且即位之后的咸丰皇帝，也要高扬儒家道义，大批起用汉臣。他的亲信肃顺甚至公开贬斥满人，说汉人行满人不行，动辄对犯过的满人高官痛下杀手。为史家所公认的同光以后的满轻汉重的政治格局，其实在道光年间已经露出了端倪。
据说，奕的这一招，是汉人师傅杜受田的主意。看来，杜师傅是看出了道光暗中改了规则的心思，才会出这种“交白卷”的险招。而貌似聪明的皇六子奕，既无高人指点，又没有悟到情势的转变，一味逞强好胜，结果反而成为争位的失败者。历史小说的高手高阳先生，曾经对奕的失败十分惋惜，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皇帝若换成奕这个“鬼子六”来做的话，后来的中国也许会好些。跟高阳有同感的史家相当多，某些抱有大男子主义情绪的人，还把叶赫那拉氏的当权也归咎于奕，甚至认为如果皇帝是奕而不是奕的话，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会顺利得多。其实，就当时而言，真正高一筹的确实不是奕，而是憨厚的奕，他能够听杜师傅的话，而且付诸实践，确有过人之处。继位之后，大胆起用汉臣，鼓励实学，在既有框架之内，他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因此方能在如此的烂摊子之上，应付来自内外两面的危机。固然焦头烂额，但毕竟没有砸锅，给清朝保持了一点元气。如果我们要求道光和咸丰就能够吸收西方文化，实行改革，显然是一种苛求。事实上，只有经过了这种转折性人物的悲剧性失败，后来的执政者才有实行西式改革的可能，没有人能够做在他的选择框架之外的事情，即使这个人是皇帝。
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在王朝里，始终存在着满汉双轨的政治和双轨的逻辑。皇帝靠向汉人的逻辑，实际上是缓慢的和一步步的，而且这个过程还可能出现反复。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清朝的历史。
《历史的坏脾气》 晚近人物脸谱关于三个“猛人”的神话
鲁迅先生对历史上有权势的名人，有一种特殊的称谓，据说是跟广东人学来的，名之为“猛人”。但凡一个人成了猛人，就难免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总断不了有某种不寻常的传说故事相伴，传着传着，神话就出来了。
关于曾国藩，有这样一个传说。说是有天曾国藩多喝了几杯，上床歇息，侍女为他盖被，猛地发现床上盘着一条巨大的蟒蛇，吓得晕了过去，好像许仙见到喝了雄黄酒现了原形的白蛇。由此，人们传说曾国藩是巨蟒变的。此说不光有说，而且有证据，曾国藩睡过的床上，每天早上都会留下许多皮屑，像是蛇蜕一般。因此，人们传说曾国藩是神蟒入世为人，专为拯救大清江山来的。前一阵因高阳小说而大大走红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有跟曾国藩类似的传说，说是他未发迹时，在一店铺里做学徒，一天夜里睡在柜台上，忽然觉得有动静，急呼有贼，伙计们起来一看，地上倒着一人，抓起来一问，果然是个入户窃贼，说是刚进得门来，突然红光一现，发现柜台上有一金面神人，由此惊倒。因此，人传胡为财神转世，所以那么有钱。
如果说这两个传说还都属于吹捧性神话，专为抬高猛人身份而造的，而下面一条属于袁世凯的故事就有点不一样了，虽然也是神话，但多少有几分调侃的味道。故事说的是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有一天内侍端着袁世凯心爱的茶杯（大概是古代名窑的）为他上茶，袁世凯因疲劳已经睡了，但内侍发现床上躺着的却是一只巨大的癞蛤蟆，惊吓之余，把袁世凯的宝贝茶杯摔在地上打碎了；袁世凯被惊醒，恢复了原状，问是怎么回事，内侍急中生智，答曰刚才看见了一条龙盘在床上，故尔惊掉了杯子。袁世凯闻言暗喜，不仅没有追究内侍碎杯之过，反而赏了些钱，嘱咐他千万不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别人。故事的暗示再明显不过了：其实袁世凯只是一只癞蛤蟆成精，但误信了内侍的谎话，以为自己是真龙天子，就要当皇帝，结果弄砸了事情。
三个传说有点相似，都是主人公因睡觉现了原形，将无意中看见的人惊倒，属于标准的中国式民间故事的类型。三者之中只有曾国藩的故事有一点“根据”：曾的确每天睡觉都要留下一些皮屑，因为此老患牛皮癣，而且非常严重，每晚非得若干婢女为他搔痒方能入睡（当然会有皮屑！）。看来编故事并不需要有根有影，有个模式，往上套就是。故事的来源是哪里估计谁也说不清楚，可能是出于三位的身边人，但更可能是老百姓中的好事之徒瞎编的。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是士大夫还是老百姓，都乐意信，更乐意传。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无数的类似的传说，人们从不吝啬将各种无稽之谈放在他们关心的猛人身上，借着这种神话和传说，表达着他们的爱憎，也以此对历史作出自己的解释。造神，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点小小的习惯，只要有人“猛”起来了，就会有神话搭配给他，猛的时间越长，程度越烈，神话就越多，神得越邪乎。袁世凯的神话显然是他倒台之后的产物，所以在肯定其“非常人”的身份之余，还有了一点调侃和嘲弄。如果他老人家称帝成功，那么故事很可能就不是这个面目了。
都说国人背后毁人功夫一流，其实，咱们捧人的功夫也是一流。
《历史的坏脾气》 晚近人物脸谱可人张之洞（1）
在晚清重臣中，张之洞属于跨世纪的人物，从19世纪活到了20世纪，因此有照片传世，还不止一张。照片上的张之洞，是个一把胡子的干巴老头，没有什么招人喜欢的地方，当然也没有什么讨人嫌之处。说他是可人，当然不是因为长相，而是此老的为官之道。
曾国藩说李鸿章拼命做官，俞樾拼命做学问，言外之意是李鸿章为官有道，会做官而且能做官，做能官。但是，如果跟张之洞比起来，其实李鸿章还真的差那么一点。晚清时节，是洋人牛气的时代，但跟洋人打交道，往往要遭人非议，交涉谈判的时候，尤其如此，弄得不好，一辈子的名声就完了。这种事，李鸿章拼命做官却没有躲开，背了多少年的“汉奸”骂名，到今天也洗不清，可是人家张之洞就不然，这种事，从来都没沾过。做京官，属于“清流”，有敢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