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则长子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愿君审计而定之！”丞相斯以为然，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
扶苏发书，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谓蒙恬曰：“父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48～249页
这就是传说中的政变。
政变的策划者是阉人赵高，协从者是皇子胡亥和丞相李斯，他们当然也是得益者；政变的受害者首先是皇长子扶苏，然后是大将蒙恬，还有一个受害者就是已经驾崩了的始皇帝。
这是一次典型的政变，释放了许多历史信息，可供我们解读。
一、中国第一帝国创始之初，即遭遇政变，说明了帝国的体制很成问题。秦始皇是很强的一个人，但没有很好地考虑自己的后事，用“文化大革命”时的话批评，就是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秦始皇所托仅赵高一个人，当时李斯随驾，为什么不托后事于“组织”？这种遗命，知道的人越多，越难以更改。还有一个细节：赵高与蒙毅、蒙恬有隙，蒙氏是扶苏一党，赵是蒙氏的对头，又与胡亥一党，这种两党对立的局势难道他一点儿不知？或谓，秦始皇本欲传位于胡亥，故意为之，不过，这样做也太不靠谱，风险忒大了。还有就是，秦始皇太自信了，认为自己的诏命无人敢违背，随便交代给谁，谁都会认真执行，这次他托大了。“矫诏”两个字，难道始皇帝没听说过吗？
二、从秦体制看，皇权和相权分置，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讲“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现在看来还不是一体。从赵高的话里透出，这样的政变没有丞相的配合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一次宫中的太监与府中的丞相合谋的废立更改式政变，这种模式一旦确定下来，历史就不会只上演一次。
三、赵高是个极强的心理专家，马上拿出五个项目让李斯和蒙氏PK，“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李斯一看PK不过，就选择了和赵高合谋。
四、秦始皇托于赵高的遗诏没人听，被截留了，但伪诏却得到了忠实的执行。扶苏奉诏自杀了。扶苏乖乖自杀，我很不理解，以前的经验是“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这一次却是胡亥在内而继位，扶苏在外而命亡。扶苏有皇长子身份，有手握兵权的蒙恬拥戴，连将在外对君命都可以有所不受，何况自己是最有条件和资格继承大统的皇长子，可扶苏连进一步了解情况的意愿都没有。能解释的理由只能是，父皇积威之下，压根就没有想过抵抗两个字，要不就是像下三滥的文艺片，遭受遗弃，心怀怨怼，索性死给你看。
五、赵高、李斯派一队使者，不仅逼死了扶苏，还让带兵三十万的蒙恬束手就擒，看来，秦政令军令严肃，法纪严明，人人都已养成服从的习惯了。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阵仗，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秦始皇说一不二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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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迷千古
九月，葬始皇于骊山，下锢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有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尽，闭之墓中。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0页
为帝王造陵，是最劳民伤财的事情。今天，当许多陵墓成了文物古迹甚至世界文化遗产而备受保护的时候，我担心有人会忽略了当初造陵的不合理性和残酷性。
中国最有名的帝陵当属秦始皇陵。
在过去，人们对于秦始皇陵的想象源于上面的这些文字。到了20世纪70年代，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和挖掘，让想象有了“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意味，让中国人吹牛有了新的资本，拍电影有了好的题材，祖宗真是为我们长脸。
秦陵尚未被全部挖掘，对待此事有两派，有速掘派，称挖出来每年会有25个亿的GDP；也有缓掘派，认为现在技术水平不够，怕把古人的宝物氧化掉。真正的不掘派似乎是没有的。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利益也都是当代的利益，不管是谁说要为子孙计，嘿嘿，多半是口不对心。
中国有句古话叫“慎终追远”，意思很好，意境也很高。造陵厚葬，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也不完全是一种暴发户式的炫耀，这多多少少地有原始宗教的意义在里面。人类的许多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大肆修造陵墓，比如埃及的金字塔，不能用奢侈一言以蔽之。
在中国，修建宫殿和陵墓，都有用雄伟的建筑加强权力威严的意图，以震慑小民，这玩意儿还是管用的。今天，我们政府的办公楼，特别是司法系统的，都选用罗马柱一类能增加威严感的设计，道理是一样的，理由是一致的。
修建教堂的用意也一样，不过教堂是公共建筑，陵墓则不是，虽然大家都是文化遗产，但我认为还是有上下之分的。现在，更多的文明国家，把这种庄严的诉求体现在博物馆、图书馆、歌剧院、体育馆之上，建筑标志着一个时代。
在没有宗教的国度，中国帝王们都想把自己装扮成半神半人的“天子”，以巩固威权，但是儒家从一开始就不配合，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从根本上给“君权神授”或“君权天授”打了个楔子，并随时可以为改朝换代自圆其说。
秦始皇为自己修造陵墓不能算什么过错，错就错在他的“一世二世以至万世”的想法太过执迷，把自己的陵墓标准提得太高，超越了当时民力所能承受的极限。秦帝国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迅速灭亡，除了政治上的失误以外，还因为规模过大的国家工程耗掉了秦帝国的全部国力。秦帝国仅二世而亡，后来的皇帝只要脑子没有进水的，在给自己修造陵墓时，都不作“万世”的梦想，自觉地把规格降低了，一方面可能是体恤民力，另一方面也是对身后不甚乐观，担心陵墓太豪华招惹项羽式的掘墓人。即便如此，历朝历代，修陵的开支仍占了财政支出的一大部分。如果黄仁宇先生还活着，不妨让他算算，修陵的开支占到财政收入的多大比例，就是修陵亡国的临界点。
儒生评价历史的“多元化标准”
二世欲诛蒙恬兄弟。……遂杀蒙毅及内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药自杀。
扬子《法言》曰：或问：“蒙恬忠而被诛，忠奚可为也？”曰：“山、堙谷，起临洮，击辽水，力不足而尸有余，忠不足相也。”
臣光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贰，斯亦足称也。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1页
有人对《资治通鉴》下了一个确评，说这是一本“相砍”书。鲁迅说翻开中国的书，满纸仁义道德，最后在字缝里找到“吃人”两个字。鲁迅是泛指中国古书，倘若翻开《通鉴》，不用到字缝里，页页几乎都有砍人的报道。
这次砍的是拥有重兵的蒙恬兄弟。照我看来，蒙恬也确实该死，原因是：一、不能保护和拥戴扶苏登基；二、不能和扶苏拥兵自重以待时机；三、最起码的，不能制止扶苏自杀。这让他们彻底失去了和胡亥、赵高斗争的机会。东晋时期，什么王敦、苏峻，才有个几万人马，稍不高兴就拽起来了，皇帝乖得和小猫似的。秦、晋同样是“封建王朝”，差距咋这么大呢？
蒙恬被砍了，后代儒家们和评价体系又紊乱了。
扬雄，后来被尊为扬子，在儒家体系中算是牛人一个，你看他怎么说。有人问：“蒙恬赤胆忠心却被杀掉了，忠诚还有什么用呢？”扬子回答说：“开山填谷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东接辽水，威力不足而造成的尸体却有余，蒙恬的这种忠诚是不足以辅助君王的。”
司马光这次有了变通，他说：“秦始皇荼毒天下，蒙恬是帮凶，‘仁’是谈不上了，但他对做臣子的‘义’遵守得还不错，虽然没犯错就被杀掉，但他毫无怨言，更没有造反，这还是值得表扬的。”
“忠”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但是遇到秦始皇这样坑过儒的皇帝，这个价值观还执行不执行？扬子晕了，干脆说蒙恬这不是忠，或者说这样的忠诚没用。司马光则把忠义“抽象”出来了，因为他写《资治通鉴》以后，一观察历史，发现历史上不值得忠的昏君太多了，如果就这样否定忠义的价值，后果更糟糕。所以对坏皇帝的忠也是要肯定的，把忠绝对化了，对稳定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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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胡亥说“我有一个梦想”（1）
夏，四月，二世至咸阳，谓赵高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可乎？” 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虽然，有所未可，臣请言之：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陛下安得为此乐乎！”
——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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