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而以行为谥，则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34～235页
秦王嬴政统一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中国的儒家政治系统是怀旧派，对眼前的政治创新往往提出置疑，而对不知道到底存在与否的上三代圣贤们则推崇备至，所以秦王嬴政认为自己超过了三皇五帝，必然会引起司马光先生的嘲讽。
秦始皇的中国与夏商周时代的中国有本质的不同。夏商周时代，究竟是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让史学家们吵去吧。我们只知道，那是一个初民社会，像秦汉唐宋这样概念的国家那时根本没有条件存在。春秋战国发展下来，理论上讲，可能有两种前景，一种是分裂的欧洲的模式，一种是统一的中国模式。如果没有秦的统一，也许中国人不知统一为何物，诸侯国并存，也不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息繁衍。至秦帝国建立，主流的观念是统一好，统一应该，统一是规律，统一是正统，是人间正道。统一遂成为中国历史的霸权观念。
统一的核心是对人类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国土资源的统一划定与管理。在农业社会，疆土越广袤，资源占有量越大，自然是好事一件。在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国土虽然仍是最重要的资源，但日本、瑞士等国家的发展已经证明，国土疆域的绝对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了。
有一种海外引进的历史观，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形成统一的大帝国，虽朝代更迭但大致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不变，是因为中国处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她必须依赖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管理庞大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水利工作。
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意义，后世永远可以有话好说，可以敷衍出很多所谓历史规律，但在当时，统一的诉求简单地说，就是要得到更多的土地子民，好处明摆在那儿，不需要费老大劲去总结。
秦始皇二世三世以至万世的理想，现在看当然不切合实际，非常幼稚可笑，但站在历史长河的源头，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性。中国的王朝更换太多太快，历史地看，不是人民之福。秦朝要立国万世，得有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是宗教的配合，二是有一套有别于儒家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
宗教会使社会公众有普遍的保守主义情绪，不愿意发动革命和暴动。一姓的王朝如果能保留半神半俗的名号，实行有类于内阁制的执政方式，王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对分立，君主处于永远正确的地位，即便人民起义反抗，更换内阁也就是了，这样社会的稳定程度或许会有所提高。儒家亚圣孟子很早就提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还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种理念非常对，但反过来，也让朝代的更迭具有更广泛意义上的合法性。
秦始皇是一个富有创意的人，他创意地建立了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这一体制基本上保留了两千多年，一直到辛亥革命，虽然后来历朝历代都有所改动，但基本框架都是秦帝国原创的，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也。秦始皇发明了“皇帝”、“朕”等政治符号系统，成了封建帝国品牌建设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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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自相矛盾的万世之说
初，齐威、宣之时，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始皇并天下，齐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说，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35页
秦始皇嬴政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人，也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人。他一方面希望自己开创的帝国能二世、三世以至万世地传下去，一方面又相信五德运转循环的学说，为自己的大一统王朝寻找法统。这些做法，体现了政治家的矛盾心理和实用主义哲学。
上文说到，要建立一个万世不易的一姓王朝，得有宗教的配合。秦始皇从一开始就自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五德之运”，也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他采用了五行这个轮流坐庄的学说，再求万世不易，岂不是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中国作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已有五千年历史，煌煌中华五千年，英雄万万千；而作为王朝国家（dynasty）却长则三五百年，短则数年，更迭不止，江山易姓，必伴随血流成河。政权的稳定是权力集团始终关心的最重大问题，但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人，历朝历代都没有把这个解决好。更迭是正常的，但为更迭付出的成本太昂贵了！
秦始皇是一个有浪漫主义情结的人，他发明了一整套语言的、服饰的、文字的符号系统，为自己的王朝塑造了全新的形象。他的丰仪也成为后世有为青年的学习榜样，刘备和项羽都在目睹了秦始皇的威仪后，发出了“彼可取而代也”的感叹。秦始皇又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人，他选择邹衍的五行说，就是给自己的王朝建立合乎政治伦理的法统，寻找执政的理论。秦在周朝不过偏隅小国，忽然一统天下，六国贵族不服是新政权最可怕的威胁，建立自己的法统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秦始皇在对自己王朝的政治合法性的解释上，必须依赖五行说这样原始初民的基本哲学概念，因为他提不出更高明的理论或学说。有意思的是，他这个矛盾的提法，到了汉刘邦时代，还在将错就错，继续五行下去。幸亏汉以后，有了新的解释，大家才停止了五行轮转的游戏，否则，中国每更迭一次朝代，都要换一种标准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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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不搞封建
丞相绾等言：“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36页
中国有一个被称为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所谓“封建”，本来的意思是分封子侄功臣，建立诸侯国。在古代，“封建”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专业名词，到近现代，不知谁是始作俑者，把“封建”作为1840年以前中国历史的总概括，于是“封建”的内涵有了“帝王专制”、“儒家文化专制”、“落后”等等的意味，一如所谓“封建时代”、“封建社会”、“封建迷信”、“半殖民地半封建”等等。
在秦始皇之前，中国的正式中央王朝是周朝，尽管已经式微。上古三代，史无详载，但后世儒家编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将其描绘成政治理想国，什么“文武之治，一张一弛”，“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等，反正周王朝是纯正“封建”，据说是美得很。
但是，两千多年前，经济、交通十分落后，周王朝对统治区域的有效管理应该是个问题。把子侄、功臣分封到各地，起码在心理上有了统一管理的感觉。
到秦代，生产力已经有所发展，铁器也已经普遍使用。从秦统一后的一些重大决策可以看出，政治体制的变革已经具备了成熟的社会条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等，都是统一国家管理的基本条件。
李斯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体制创新者，尽管他个人的人格境界低了点儿（以后会有机会评价他）。他提出了对“子侄功臣”的政策，就是“以公赋税重赏赐之”，衣赋食税，结果是“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这个政策，应该说一直沿用到后世。“郡县”是资本，“赋税”是利息，把利息的一部分给子侄功臣，而不把资本交给他们，这是政治成熟的标志。可惜，这种成熟的进程到了这一层面就停止了。
后世，郡县制大致定矣，但“封建”多有反复，汉高祖得天下，也分封过功臣、子侄，后来在吕后帮助下剪除异姓王，与众臣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分封政策变成了只封刘氏子弟，结果刘姓王一样和中央闹对立，景帝削藩时还引发了皇族内战。
封与不封，在今天看来只是一个对待子弟功臣的政策待遇问题，但是在当时，则是一个政治体制和权力基础的构建问题，也是政治上必须马上回答的问题。
秦始皇与李斯不搞封建制而推行郡县制，是因为他们从周朝的衰落、从诸侯国之间不停的战争中看到了“封建制度”的缺陷。刘邦初定天下，则不免事事反秦而行之，以为秦之亡与废封建有关系。后世的柳宗元看到了其间的差别，他在《封建论》里说：“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这个看法是公允的。
在秦，“有叛人而无叛吏”；在汉，“有叛国而无叛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