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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金戈轻声道：“有意思，论起家世个个都是如雷贯耳啊，这些公子小姐们干这一行成吗？”
曾澈回答：“我开始也这么想，这些公子小姐们投入抗日锄奸行动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这个阶层的子弟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方面的侦察人员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你不要小看这些人，他们很有胆量，看见那个坐在墙角里的年轻姑娘吗？她是京剧名角儿杨易臣的女儿杨秋萍，上个星期她一枪干掉了伪北平商会的副会长张亦衡，出手很利索，其实战前她连枪都没摸过，只是在行动之前的两个小时里才学会了使用枪械。”
徐金戈仔细看了看那姑娘，突然觉得很眼熟，他终于想起来了，北平沦陷前夕他和方景林在茶馆里遇见过这姑娘，那天她和一些同学在为29军募捐，还和徐金戈发生了几句口角，想不到她也参加了抗日锄奸团。
徐金戈问道：“曾兄，我的行动组也归抗日锄奸团的指挥吗？”
“不，你直接受‘黑马’的指挥，只是在必要时协助我们，今天请你来是为了协同进行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明白了，曾兄，我接到了‘黑马’的指令，这次行动我受你的指挥，请多关照！”
“别客气，相互提携吧，戴老板在看着咱们呢。”曾澈客气地说。
徐金戈走到那姑娘面前：“杨小姐，还认识我吗？”
傲慢的杨秋萍坐在椅子上连动也没动，只是向徐金戈点点头：“想起来了，你该不是来问那块‘劳力士’表的下落吧？我把它送到当铺了，当了二十块钱，不过当票被我扯了，因为我就没打算去赎当。”
徐金戈笑道：“小姐，你可真会做生意，我买那块表花了一百多块钱，才戴了不到一年，你怎么才卖了二十块钱？至少要卖四十嘛。”
杨秋萍翻了翻眼睛反问道：“怎么，心疼啦？那我以后还你，不过要等抗战胜利以后，假如我能活到抗战胜利。”
“好啊，咱们一言为定，要是我们两个人中间有一个活不到抗战胜利，那么这个协议自动失效，怎么样？”
“没问题，不就是一块表吗？对了，你是谁，前几次开会我怎么没见过你？”杨秋萍不客气地问。
曾澈走过来介绍道：“秋萍，这是行动组组长徐金戈，老同志了，现在来协助我们的工作，你可别小看他，他可是我们华北区头号杀手，日本谍报机关那里都挂了号的人。”
看得出，杨秋萍对曾澈很尊敬，她一见曾澈连忙站了起来笑道：“曾团长，我们在开玩笑呢，您对徐先生的评价使我很惊讶，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只见到徐先生为抗日捐献过一块手表，还没有见到什么过人的表现。”
曾澈对徐金戈说：“这丫头嘴很厉害，从来不吃亏，看来你们认识，也省得我介绍了，金戈兄，咱们开始吧？”
徐金戈点点头道：“时间很紧，我们简短些，我只有两个问题，一是这次行动的目标是谁；二是需要我的行动组做什么。”
曾澈也同样干脆地回答：“第一，行动目标是新上任的伪警察局长沈万山，你们行动组的任务是前期侦察，摸清沈万山的出行规律。第二，请行动组支援我们一批武器弹药，这次行动以我们为主对目标进行攻击，你们行动组负责掩护。我讲清楚了吗？”
徐金戈简短地回答：“清楚了，我马上着手执行。”
文三儿在沙滩碰见了罗教授，他隔着老远就打着招呼兴奋地迎上去，罗教授刚从红楼里出来，他本来想步行回家，可一见文三儿那副无限期待的样子，便生了恻隐之心，于是坐上文三儿的车，吩咐去珠市口，他的老朋友杨易臣家里出了事，罗教授尽管帮不上忙，但至少应该去看看。
如果倒退三十年，罗云轩也是个壮怀激烈，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的热血青年，那时他经常和同道人辩论，他的朋友中有人主张富国强兵，有人主张实业救国，而罗云轩坚持教育救国、知识救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在于国民的愚昧，最好的办法是用道德和知识去拯救国民的灵魂，因此一切要从教育入手。不过最近一些日子，罗云轩在理论上陷入困境，教育救国的理论一遇到蛮横的、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就屁事不顶了，没人和你讲理，除非你也有实力把侵略者赶走，否则你只好当顺民。看来自己的理论还是有些漏洞，没有考虑到强盗介入的因素，如此说来，当年主张富国强兵的朋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昨天罗云轩路过日本兵的哨卡，那些野蛮的日本兵要求每一个过哨卡的中国人向他们鞠躬，否则就会遭到毒打和杀戮，罗云轩迫不得已也鞠了躬，但心里却像是吃了苍蝇，那种强烈的屈辱感久久地折磨着他，唉，在刺刀面前，一介书生显得是那样无用，无能。
罗教授一路上和文三儿聊起来，考虑到文三儿的理解能力，他尽量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告诉文三儿，说咱中国在历史上曾多次被异族人统治过，时间比较长的有两次，一次是蒙古人，一次是满族人，咱们汉人吃了不少苦头，不过后来这些异族人都被咱们同化了。相比之下，这次日本人来是最糟糕的，这些日本人非常坏，他们坏得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亡国灭种，文三儿呀，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啊。
文三儿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谁来了都一样，草民总得有人管着，以前是皇上，后来是北洋政府，再后来是国民政府。以文三儿的个人经验来看，国民政府在的时候，他拉散座儿一天最少能挣三毛钱，合六十九个大铜子儿，那时一碗馄饨五个大子儿，三个麻酱烧饼六个大子儿，加起来十一个大子儿，合法币才五分钱，五分钱就能凑合一顿饭，每天除了吃还能节余个一毛多钱，这还是最挣不着钱的时候，要是运气好，赶上拉包月，吃住都在主人家，那就挣得多了，主人赴饭局，按惯例要给车夫两毛的车饭钱。就说陈掌柜吧，他是个交游广泛的人，每天晚上不是有饭局就是去朋友家打麻将，这样的额外收入加上工钱，文三儿每月就能有二十多块钱的收入，做个车夫，这已经是神仙过的日子了。文三儿认为，他根本就不在乎谁来管理老百姓，满族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谁来了也得让他拉车挣钱，换句话说，要是日本人来了以后，文三儿的收入比以前增加了，那他倒是情愿当亡国奴。
罗教授听了文三儿的话，痛楚地摇摇头，说了一句文三儿听不懂的话：“唉！中国人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我们还有希望吗……”
“罗先生，您说的这些文绉绉的话我听不懂，我是一臭拉车的，没上过学，不认字，国家大事犯不上咱操心，咱就是每天仨饱一个倒，吃饱饭咱就不认大铁勺……”
罗教授冷冷地说：“问题就在这儿，你以为当了亡国奴就能吃饱饭？做了顺民就能有好日子过？这是做梦，你看吧，咱北平人的苦日子这才刚刚开始，你马上就会尝到当亡国奴的滋味了。”罗教授说完这些话就闭上了眼睛，不再搭理文三儿了。
文三儿琢磨着罗教授的话，心里暗暗好笑，这老头儿是个好人，又有学问，就是太酸，但凡文人都有那么股酸气。就算你不喜欢日本人，那又怎么样？29军够凶的吧，照样也没挡住日本人，你一个文人能怎么样？你得认头，爱谁来谁来，国家的事犯得上老百姓操心吗？谁来了也得把日子过下去。
北平的南城历来有“梨园之乡”的美称，因前门外一带商号集中，随之而来的旅店、戏园子等服务娱乐设施也相继开业，当初徽班进京时就住在这一地区，昆班和梆子班及后来形成的京城也相继在这一带演出、居住，虽经几度乔迁，但终未离开南城前门外一带，加之梨园界相互结亲，构成家族，二百年来居住着数以百计的梨园世家。
武生名角儿杨易臣的寓所位于煤市街南口内的大马神庙11号，院子坐落在胡同路南的一个宽巷内尽头处，宅第大门朝东，分南北两院，南院住着杨易臣的母亲杨刘氏；北院为杨易臣一家居住。文三儿把洋车停在院门外，扶罗教授下了车，杨家的佣人王妈一见罗教授便赶紧进院去向主人通报，罗教授和杨易臣是老朋友，此处他常来常往，熟悉得很，便不等主人迎接，径直走进院子，文三儿替罗教授拎着点心匣子跟在后面。
杨易臣的院子不大，南墙上满是“爬山虎”，整面墙呈墨绿色，植物吸收了大量的阳光，给院子里带来一丝凉爽。院子中间是藤萝架，绿荫下放着藤椅和茶几，旁边放着养金鱼、荷花、绿毛龟的几个大缸，花坛里种有干枝梅，还有盆菊，藤萝架上挂着蝈蝈笼、盛蟋蟀的葫芦，院子里的横竿上挂着几个鸟儿笼子，笼中有百灵、黄鸟儿、红子等品种的鸟儿，据说这些花鸟虫鱼都是杨易臣用来观察以提高艺术修养的。
杨易臣的女儿杨秋萍先迎了出来，很有礼貌地向罗教授问好：“罗伯伯好，我爸爸正在换衣服，马上就来。”
罗教授问：“秋萍啊，好久没见了，你也上大学了吧？”
“罗伯伯，看您这记性，我去年就考上燕京大学了，暑假结束该上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