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直未发生内部危机。
但是，二陈并不是一点儿私利都不讲，百依百顺的那种奴才，一旦身居高位，手下又有一帮可靠的喽罗以后，说话办事，逐渐难免有点骄横。对蒋介石也不是十分听话了，常常也敢为了自己或手下的人事和蒋顶上几句，蒋对二陈不能不产生怀疑。
从1935年起蒋介石便在忠于自己的党棍中给二陈物色对手，以打破他们垄断党务局面。最初，他选中了张厉生，所以在1935年12月不顾陈果夫的反对，把张推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位置，张在布置组织部人马时，以王星舟代骆美，并提倡读书，想给组织部带来点新气象。但陈果夫树大根深，经营组织部多年，张厉生又多年为陈果夫下手，积威之下，张战战兢兢，并不敢对二陈的人马大动手术。加上张厉生的支持者是陈诚，属于军界，张本人在国民党内没有强硬后台，认识的人大都是CC分子，也没有一支自己的队伍，张唯恐自己出了差错，没人搭救，所以一直未敢对二陈下辣手。虽然事实上已叛离CC，表面上还得尊重M陈。张以后依靠陈诚走向政界，事实上是自己脱离了党务系统，也可能是在党务系统为二陈排斥而不能立足。
张厉生虽未敢向二陈开刀，“但陈果夫对他的叛投陈诚一直耿耿于怀，1939年11月国民党第五届六中全会期间，陈果夫亲自出马，上书蒋介石，要求张厉生下台，同时并推荐朱家骅。蒋介石此时也对张厉生未完成他的意图不满，同意由朱家骅出任组织部长。不想陈果夫一念之差，赶走了张厉生，迎来了朱家骅，倒真的招来了拆自己台的冤家。
朱家骅，浙江湖州人，本是二陈的湖州小老乡，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6年戴季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把朱请到广州，推举他为副校长，以后升任校长。南京政府建立后，朱曾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和交通部长。
朱家骅和二陈的关系本来不错，应该说也是CC关系上的人。但从一开始，朱家骅同二陈的关系就不是类似于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等人居于二陈之下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朱颇受戴季陶、张静江、吴稚晖这些国民党元老的重视，三人也频频在蒋面前对朱大加赞扬，因而蒋介石对朱的印象一日好过一日，而朱在国民党内官场行情也日渐看涨。朱和二陈关系处理得不错，一是看二陈势大，得罪不起；二是自己没有基本队伍，需要借和二陈的关系护身；三是因为朱是湖州人，属浙江系，二陈有意拉朱，想利用未在学术教育界为CC出点力，也想利用朱和戴季陶的特殊关系，让戴多在蒋介石面前说点好话。戴季陶因为和蒋介石有盟兄弟的关系，又不拉帮结派，不恋官位，敢说敢干，不怕伤人，在蒋介石眼中一直占有特殊地位，蒋对他的意见，颇为重视，二陈伯戴季陶也加入反对他们的战团，如果这样，二陈是万万吃不消的。出于双方利害的需要，朱家骅自然而然地和二陈更加接近。在朱家骅当交通部长的时候，他拉张道藩当了交通次长，二陈对朱有什么要求，都通过张道藩向朱提出。基本上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抗战开始后，朱家骅还是紧紧地靠拢着军委会第六部部长陈立夫，高级分子在六部聚会商议重要问题时，朱家骅基本上都被邀参加，陈果夫、陈立夫对朱说话，既不像对外，也不像对部下，既尊敬又亲切。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当上国民党总裁，汪精卫当选副总裁。表面上看，蒋江已结束了党权之争，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汪精卫对选举结果并不满意，在他的头脑里，总裁的位置应该给他。蒋介石虽如愿以偿。但对汪仍不放心。多年的党权斗争，蒋介石知道汪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尤其善长宣传和组织活动，他手下的改组派诸如陈公博、顾孟余也都是些拿得起、放得下的厉害人物，所以蒋总裁拖着汪副总裁这个尾巴，让汪自由活动。实在寝食难安。更要命的是，蒋介石要负责全国各战场的军事指挥，有关军事的一切活动都要由他最后决定和组织。战场军情，瞬息万变，要掌握各种情况，做出决策，并非易事，蒋介石必须全力以赴，这便等于是将党政舞台完全让给了副总裁汪精卫。
在党务各方面，本来有二陈看家，但二陈无论在组织能力、宣传鼓动和资历、才干上都远逊汪精卫。张厉生这时正任组织部长，更是后生晚辈，在政治上没有号召力。在这种情况下，戴季陶给蒋介石出了主意，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书长提高一级，改称中央秘书长。居于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之上。其地位仅次于总裁、副总裁；为使中央秘书长有执行的能力，使之兼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秘书长主持中央党部工作。秘书长一职的提格，目的显然是为了架空副总裁。
以地位实力而言，出任中央秘书长的最佳人选是陈果夫或陈立夫，但这时的二陈，正值包办了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之后受到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围攻，苦于分辩，而戴季陶正在此时也加入了攻击二陈战团。
戴季陶不满意二陈，却对朱家骅颇为欣赏，因此向蒋介石极力推荐，于是朱家骅顺利地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长。朱家骅之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比他的前任叶楚伧、陈立夫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头子的中央秘书长地位要高得多，权力也大得多，可以指导指挥中央各部会的首长，成了国民党中央真正的第三把手。在工作上，他不像叶楚怆那样胆小怕事，遇事推、拉、拖，而是干脆明了，立刻断决；在干劲上，他比陈立夫还要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经常揽事找事做。
朱家骅主持国民党党务工作这种大包大揽的风格，就是为了让汪精卫无法插足，但汪精卫不甘寂寞，他为了冲破朱家骅以中央秘书长地位对他和中央各部关系的隔离，他规定每隔两星期的一个星期六，召集各部秘书、处长以上人员，到中央秘书处会餐，漫谈工作，解决疑难问题。朱家骅对之表面应付，暗地另加布置。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也都知道江朱的关系，对江一味敷衍，所以在会上好好形成的决定，一转身走出中央秘书处，便成了空话。汪精卫本以为他以前受蒋介石的气，这次蒋忙于军务，不能抽身，在党务问题上应该有决定权了，没想又冒出个朱家骅来，对汪这位副总裁的帐一点不买。汪眼见掌权无望，一气之下于1938年12月18日离开重庆，飞往昆明，次日飞赴河内，干脆投降了日本。
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的朱家骅不仅架空了汪精卫，在中央大权独揽，而且将手伸向地方，他把属于中央组织部职权的沦陷区和战区的东北、华北、江南各省党部人事、经费全部揽在手中，由他选派委员，发放经费。对陈立夫、徐恩曾主持的中央统计局，他也毫不放松。他派刘次萧充该局主任秘书，核阅重要文件情报，按时向他汇报。又派专员高越天，拿着他的名章在文件上盖章，他还亲自去中统局召见过一次中统员工。以表示他对该局工作的重视。
对于朱家骅的欺上压下，陈果夫表示大力支持，他把朱家骅当作自己人，自称是自己的知己。对于朱家骅从张厉生手中夺取东北、华北、江南沦陷区和战区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人选，陈不以为怪，他乐于见到张厉生出乖露丑，只要有损于张厉生的事，他都愿意看到，甚至推动其发生。
汪精卫投日后，朱家骅的中央秘书长职务已失去初设时的意义，陈果夫乘机推荐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此举的意图，一方面仍是对朱表示推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赶走他所讨厌的张厉生，戴季陶此时对二陈虽颇不满但对陈果夫推崇的朱家骅却非常赏识，以全力支持他。戴季陶推崇朱家骅出掌中央组织部的意图和陈果夫截然相反，他是想让朱家骅把陈果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内搞糟的一套，全部抛掉，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用一句话说，就是把二陈原来在组织部的一套人员和工作办法，连窝端掉。蒋介石对朱家骅敢干敢为，能干能为的作风也非常赏识，他觉得交给张厉生的任务已不能完成，要给二陈在党务系统内树立一个反对派，得让朱家骅来干。这样1939年，朱家骅接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
朱家骅接任后，对元老们果然尊重，他把由戴季陶订立的以三民主义与儒家学说混而为一的国民党党员守则12条，塞进了总理纪念周日程，于每星期一上午八九点对党政军人员讲述。在人事上，朱家骅对外拉“三青团”为外援，内部对丁惟汾的“大同盟”分子、改组派遣留成员以及少数胡汉民派分子，一并收揽，唯独对CC分子大加清洗。陈果夫看到此种情形，不知道朱的后面有蒋介石的默许和戴季陶的支持，对受了排挤的CC分子大发牢骚：“朱太不像话，怎么单对我们的人开刀。而我们人中也有些失节之徒跑到朱家，真是人心大变。”朱家骅的反CC阵营诸如“大同盟”、“改组派’分子，长期被CC分子在各地压得抬不起头，这次有朱家骅撑腰，立即反攻，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部门，朱家骅派和CC分子互不相容。朱家骅收揽人力，不管过去和自己的关系如何，只要现在帮助自己反CC，一并收人，甚至对被他取代的张厉生手下人员，也企图拉为己用。1940年初，朱家骅亲自找张厉生手下的第一号干将胡梦华谈话，要求他继续留任组织部任党务视察主任。并借和胡是南京中央大学校友的关系，要求胡留下来，帮助他们彻底清除二陈留下的一套。由于张厉生反对胡梦华留任，胡只得辞职，由张介绍出任了河北省政府秘书长。但朱竟不以此为意，继续要求胡照顾他所派的河北及东北党务督导员度过河北进入日占区，开展工作和发放经费，而且强拉硬套，让胡出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