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并立即说了一些尊敬蒋介石的话。还希望那联络人利用他的关系，早日促成其事。
蒋介石的联络人回家之后，把同影佐谈话的经过转告吴开先，吴开先立即得意忘形，他还告诉蒋介石的联络人，当他被送到南京时，影佐曾在一家日本餐馆请他吃饭，酒喝多了，曾与日本艺妓胡闹，一不留神，弄得呕吐起来，以致把一些脏东西弄到影佐身上，甚为失礼云云。他可能是觉得太对不起那位D本大人了，因此还问蒋的联络人，影住有无提及此事。
影佐加南京不久，日本上海驻军司令便派人找吴开先去商谈。前后谈了几次，最后决定送他回渝，当面向蒋介石转达日方的意见。并叮嘱吴开先一定要直接和蒋介石谈尽快取得具体的答复。
作了这样的决定之后不久，吴开先便在日本人小林的保护之下，乘飞机离开上海。在吴开先被送走的那天，蒋介石的联络人还去送行。当时还有一个很滑稽的插曲：当吴开先慌慌忙忙地赶到机场的时候，脚上穿的竟是一双拖鞋，弄得到场者无不啼笑皆非。他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鞋子换，只好就穿着拖鞋上飞机。究竟他为什么弄得如此荒唐，是一奉到日本主子的通知，便迫不及待地出门？还是喜不自胜，以致于神昏志乱？那就只有这个“CC”和“中统”的“要人”自己才能够解答了。吴开先走后，他留在上海的家属，一直由敌伪加以照顾，和他后来的胡说完全是两回事。
当时，日本人把吴开先送到广州湾，吴开先再经广西返重庆。到渝后，他先见了徐恩曾，再由徐恩曾陪同去见陈立夫，之后又由张道藩陪他到南温泉见陈果夫，再由陈果夫布置他去见蒋介石，转达日本人的意见。尔后朱家骅还在其牛角沱私邸以茶点招待这位敌伪派回来的“特使”。吴开先在谈了敌伪区的经济情况之后，还提到“军统”特务在沦陷区如何如何地发财，使朱家晔听得眉飞色舞，认为“中统”
亦应该“大有可为”。
在抗战期间，“中统”通过本是“CC”要角的大汉奸了默屯的关系，早就与敌伪特务机关暗中勾搭上。其时“中统”译电室收到上海方面的密电，均由译电室主任专送徐恩曾本人亲译。这个专用的密电卷宗是绿色的，分类编号是“0042”，因为上海敌伪特务机关设于极斯菲尔路76号，7乘6为42，所以“中统”与此有关的密电，便以“0042”为号标。
在重庆期间，“中统”奉蒋介石之命，还搞过一个全国性的“党员调查网”。中国有一句老话：亏心事作得愈多的人愈怕报应。蒋介石的心理恐怕也正是与此相似，因为愈是“安内”，“内”愈不“安”，愈是“反共”，“共”亦愈“反”，所以他也愈来愈感到江山靠不住，特务组织也就愈来愈多。“军统”、“中统”之不足，又再来一“党员调查网”，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蒋介石在“手令”上说，要在国民党党员中，挑选一批忠实可靠的优秀党员，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调查网，替中央做耳目，以供“惩治奸邪、整肃贪污”的参考，要“中统”拟具办法呈阅。徐恩曾奉令后，就交由谢永存起草，经徐恩曾和陈果夫、陈立夫提到“CC”高级会议上修改补充后，再送蒋介石核准施行。这样的一个“调查网”，实际上就成了“中统”的大规模的外围组织。
首先，他们在重庆各中央机关、部队、学校、工商界展开建网工作。凡参加“调查网”者，须有被认为可靠的介绍人两人的介绍，经“调查网”的审查委员会审查合格后，才予接受，凡合了格的分子，即发给“调查手册”一份。在那手册上，印有蒋介石发给“调查网”的手今，所以进行工作时即等于执行“总裁”的命令。手册上所写的“政治敌人”把共产党列为第一，其次是一些进步团体。此外，。还有一些“贪污舞弊，囤积居奇”的官样文章及“尚礼仪、知廉耻”的滥调，作为陪衬。“调查网”办公室和“调查网”分子均用代号通讯，办公室的代号是“许清”，通讯处是重庆市邮政信箱91号。
从1940年夏天到同年年底，单在重庆就收罗了差不多3000人。其中高级官员（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将官以上）约占1／10，普通行政人员约占6／10，学校教职员学生约占2／10，其他约占1／10。
“调查网”的“成绩”究竟是怎样呢？计为：检举告发国民党人员贪污读职的材料占80％弱，揭发汉奸罪嫌的材料占12％，其余百分之七八，则为检举所谓“共党”或“共党嫌疑”者。而最后一项，查实是挟怨诬陷或捕风捉影者多。
这样的“成绩”摆在徐恩曾面前，使他大伤脑筋，因为如果照样拿去向蒋介石报销，就非挨骂不可。因此，他在“调查网”办公室开会时说：“这个工作费了时间，费了人力，结果是调查了自己，出了自己的丑。做共产党的工作不容易，我们的力量不够，才搞这套办法，谁知这些人一点东西也捞不到。我们要不要再这样搞下去？请大家多谈谈。”于是各人发表观感，综合起来，是这样的几点：（一）赞成徐恩曾的说法，主张不要再搞；（二）认为给通讯者以乱告的特权，不如不搞，以免搞坏了“中统”的“名誉”；（三）认为在通讯者中间，已经发生了不少招摇撞骗的事件，再搞下去，毛病越多，“中统”愈背不起；（四）其他派系集团，认为“中统”这样搞，是挖他们的墙脚，出他们的丑，在蒋介石面前表示不满的已大有人在，孔祥熙就是其中之一。如再搞下去，只有加深彼此间的矛盾；（五）各省市“中统”特务外围，本来已经有了一套，这次建立“调查网”的命令发下去，还是那批人，不过加了个名义，实在没有必要。在这种种情形下，徐恩曾以为搞下去只有添麻烦，因此去同陈果夫、陈立夫等商量后，由他们再向蒋介石建议，终于把这个盖在自己头上的破“网”，转送给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改名为“监察网”。从此之后，便成了次序衙门内的摆设了。
在搞“调查网”的同时，“中统”还办一个“经济检查人员训练班”。这个班在筹备期间，标明目的在于“调查抗战后经济方面的营私舞弊和贪污渎职以及非法经营工商业的黑幕”。为什么蒋介石要搞这一套呢？据徐恩曾说：“由于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原来勉强呈现稳定的金融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幕之后，造成人为的混乱，如不迅速予以抑制，恐怕动摇根本。”
这个训练班一次招训了好几百人，先在“中统”里面上课，后来由于人数多、空袭多，便迁到重庆南岸弹子右中央警官学校去。这班人训练完毕之后，便成立了“经济调查队”，名义上隶属于行政院，实际上由“中统”领导。但是，四大家族本身就是最大的违法乱纪者，这种“调查”如果要做出成绩，首先就要打倒连“中统”也在内的机关，本来就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来，结果搞了半年左右就宣布撤销了。这些“经济调查队”存在的时候，“老虎不打打苍蝇”，倒干了不少扰民之事，弄得怨声载道。“经济调查队”撤销后，大部分人员遣散，只有20人左右被“中统”
吸收，安插于“经济调查处”。
不过这半年的“经济调查”，也不是毫无“收获”的，其“收获”之一，是使“中统”发现了不少“同志”：原来除了他们自己之外，还有许多人在做黑线生意，一面是敌伪区的汉奸，一面是蒋介石管区的官僚和奸商，他们双方勾结起来，大规模地由沦陷区向蒋介石管区走私。在这些关系人中，除了“军统”分子之外，还有不少是中央各院部的高级官员。但是这种“收获”对他们向蒋介石讨功的用处不大，因为“CC”分子和“中统”分子，也就是这个大黑窝中重要的一伙，别人固然是淫坯，他们自己也并不贞节，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从这根经济黑线上，也就现出了另一条政治黑线，说明从经济关系到人事关系，蒋介石、汪精卫之间都是万缕千丝，亲如一家。当时他们还有一种理论，把与汉奸在经济方面的勾结，美其名曰“经济”调节。“调节”者彼注此，他们的彼此之间，原是一条水管两头通的。
“中统”的经济调查处通过陈果夫同中国农民银行的关系，为“CC”集团发卖国财大开门路，当时的敌伪区成立的一些商行或公司，都是蒋介石、汪精卫特务合作的汉奸商业结合。特别是江西、浙江、福建等省邻近沦陷地区的银行，都由这条特殊线路引来暴利生意。
徐白光主持的交通处在沦陷区的活动，主要是靠汉奸支持。“中统”对于解放区是很少办法的。有一次，徐白光在“星期汇报”上就向徐恩曾说过：“共区的老百姓都是共产党的，内线难建立，化装有危险，进得去，出不来。”这个“中统”
交通处处长，因为“通”不到解放区，也就常常无法向蒋介石“交”卷。
8．中央青干班
“中央青干班”的成员是在归国华侨中精心挑选出来的。陈立夫亲自写了一篇《宣传工作刍议》，他在文章中说：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假花插得好，使人发生美感，有时候也不弱于鲜花。但要注意时间、地点、人物等条件，不可千篇一律地笨干。露了底就等于不设防了。
蒋介石政府在抗战初期撤到武汉时，曾在武昌成立了一个“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桂永清是在这个团毕业的，被蒋介石批准与中央各军事学校一律待遇，视同为军校出身。在这里边，有不少是在抗战初期回国，想参加抗战工作的华侨，其中又以从南洋回来的青年占最多数。徐恩曾久欲在华侨中发展“中统”势力，所以决定向“战干团”打主意。
徐恩曾经过签准手续后，随即与桂永清接头，并由桂永清派了上校教官罗剑雄到“中统”去联系。“中统”根据桂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