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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注意到了，挥手让大家安静，随后问陈果夫：“祖焘（陈果夫的字），大家既已表态，你看该怎么办？”
陈果夫略为沉思，清了清嗓说道：“反共清党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一点大家都有了共识。但我们怎么一步步地去做，怎样使本党同志和国人都明白我们之所以反共清党的道理，我们却还没有讨论，是否再另开一次会，讨论这些问题呢？”
陈果夫的建议提醒了蒋介石：必须利用舆论工具为自己服务。他接受了陈果夫的建议。
4月5日下午，旧上海道尹公署楼，蒋介石又召开了秘密会议。陈果夫、柏文蔚、李宗仁、黄绍宏、白崇禧、古应芬、吴稚晖、张静江、李济深等人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在会上发言：“反共清党势在必行。但我们有些同志对此却有些不明白，以为不合法。这是一个很糊涂的认识。要澄清这个问题，须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党谋叛的呈文，咨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以及地方军事当局对共党作紧急处置。这样，军事当局才可以对共产党实行武力解决。你们看，这个事该怎么办？”
陈果夫早已与蒋介石暗通声气，就站起来说：“3月28日我们在沪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了个会，认为共党谋叛，危害本党及国民政府，就行纠察。这个呈文现在由稚老（吴稚晖）在草拟，不久就可以向中央提出。”
蒋介石一听，立刻就不耐烦地打断了陈果夫的话，“现在正是非常时刻，草案拟定得越快越好。”思考了片刻，蒋介石又接着说：“稚老年事已高，恐怕不能尽快完成，我看另外派人协助他吧。”
陈果夫随即表示：“我愿意协助稚老。”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
秘密会议结束之后，陈果夫便与吴稚晖躲了起来，绞尽脑汁，炮制了一个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文”，在文中陈果夫极尽欺骗、诬蔑之能事：
4月2日的秘密会议被他挂上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的牌子，抛出一份编造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记录”。
根本没有出席会议的蔡元培也被陈果夫“推为”会议主席，出席4月2日会议的陈果夫、吴稚晖、张静江等国民党中监委只占全体中监委的1／4被说成是2／3。
呈文诬蔑“今者共产党有谋逆之整备，遂喧腾其联共之口号，诬罔总理，挟制舆论以图大逞……。”
呈文狂嚣“举党执行委员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未便尚听其行使职权，您为颠倒。”
呈文后附列鲍罗廷、陈独秀、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等在内的197人的名单，要求：姑将所开名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照知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
陈果夫、吴稚晖炮制出来的这篇呈文使蒋介石如获至宝，遂“名正言顺”地对外宣布：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连同党内跨党之共产党员等有谋叛之证据，……本总司令职司讨伐，以维护地方秩序为要，如有借端扰动，有碍治安者，定当治法。”
4月9日，陈果夫再次纠集邓泽如、吴稚晖、张静江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出“护党救国”电，捏造武汉国民政府的所谓门大罪状，胡说：“皆为武汉会议（指二届三中全会）中所加于本党之根本创伤，致使革命势力发皇张大之本党，有遍体创痍之观”，“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懊丧亡之无日，被发缨冠，共图匡济”，敦促蒋介石勿失良机，尽快动手。
陈果夫的这份通电确是“声泪俱下”，国民党中不少不明真相的人都被煽动起来反对共产党。
在此之前的一天，在陈果夫等的建议下，蒋介石派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对上海各报馆进行稿件检查，规定各报从今日起，政府要登什么稿件就登什么稿件，政府不要登的稿件就一律不许登载。于是各报从此时登出来的都是从蒋介石总司令部发布出来的反共、反革命的稿件。当时上海新闻界舆论哗然，认为自辛亥革命以来，蒋氏为首创新闻制度检查之人，较之那帮老军阀要厉害多了。袁世凯只是限制不许登某些稿件，孙传芳是用停止邮寄来威胁报馆不许登骂他们文章，都不曾如蒋介石一股脑儿地将新闻稿件“包圆儿”了。在这首创中陈果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借口已经编好，舆论也控制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陈果夫本人虽然认为反共清党越快越好，但在行动上他却比那些军人要谨慎多了，他主张先试探武汉政府的反应。
在陈果夫的建议下，4月6日，蒋介石以“淆惑军心，背叛主义”的罪名，查封武汉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驻上海的办事处。而这时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对此却麻木不仁。刚从国外回到武汉的汪精卫，虽然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俨然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但实际上他与蒋介石也是一路货色，对蒋介石的举动也毫无异议，武汉方面既然毫无动静，蒋介石自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拖了。
本来上海起义胜利之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组成了上海特别临时政府，蒋介石一到上海便下令解散了，此时上海已无市政府可言。陈果夫出于反共和个人权欲的目的，又给蒋介石出谋划策：“上海目前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我们不赶快成立市政府，那么共党分子就会浑水摸鱼，煽动无知市民，使我们无法控制上海，阻挠清党。因此，成立市政府是当务之急。”
4月6日，蒋介石命令白崇禧派兵查封了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并逮捕了19名政治工作人员。8日，蒋介石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由市民选举成立的“上海市民政府”的政权，同一天，蒋介石派陈群对上海各报馆稿件进行审查，规定自即时起，所有刊出稿件必须由蒋介石总司令部指定。4月9日，蒋介石发布上海市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在一切叛变准备停当之后，蒋介石于9日赶往南京。
蒋介石到达南京的当晚，就将南京附近的所有铁路切断，使在长江以北作战的第二、第六两军不能回师南京。然后蒋介石以两个师的兵力，解除了林伯渠的南京卫戍部队三个团的武装。
4月11日，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和“中华共进会”的名义，诱骗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到家中赴宴，将其杀害。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1927年4月12日凌晨，上海还处在沉睡之中的时候，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自法租界乘汽车出发，奔赴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向那里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发动袭击。工人武装纠察队猝不及防，仓促应战。事先已在周围埋伏好的蒋介石反动军队，乘机冲出，以调解“工人内讧”收缴了双方的枪械。上海的2700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就这样被解除了武装。
当时，纠察队员牺牲120人，伤180人，当天下午，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并把上海帮会流氓组成的“上海工界联合会”改名为“上海工人组织统一委员会”，盘踞总工会会所，并配合反动军队破坏总工会下属的各分会，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侵略军也在租界和华界内，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千余人，送交蒋介石。
面对敌人的疯狂逮杀，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中午，数万名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召开大会，控诉蒋介石反革命军队的罪行。会后，工人群众冲向总工会，并夺回了上海总工会会址。南市区的广大群众也举行市民大会，并列队前往龙华北伐军总司令部请愿。上海市民代表大会还向住在南京的蒋介石致电抗议。
4月13日上午，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前往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当这数十万人的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已接到蒋介石屠杀命令的反动军队立即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死伤无数。时值天降大雨，宝山路顿时血流成河。
自4月12日至15日，在这次反革命政变中，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一批优秀的工人领袖、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如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等。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时，广州的反革命军队也在4月15日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在南京、无锡、杭州、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等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蒋介石、陈果夫等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激起了革命人民的无比愤慨，武汉政府和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大屠杀表示强烈的抗议。4月1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继续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推进国民革命，怒斥蒋介石等人的反革命罪行，并发布了《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委任冯玉祥接替蒋介石总司令职务，并任命唐生智为副总司令。命令指出：“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