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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12月1日
苏联入侵芬兰！昨天红军空军轰炸机攻击了赫尔辛基，杀死了75名平民，有数百人受伤。工人阶级最伟大的斗士，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了不起的宣教士，“一丝不苟地遵守条约”（引用莫洛托夫一个月前的讲话）的最正义的旁观者，现在却违背了至少半打“庄严的条约”，扑向了欧洲最规矩、最勤劳并实行民主制度的小国。过去10年苏联在国际关系上赖以立足的道德基础像纸牌搭建的房子一样坍塌了，而批评者和###分子一贯都是这样认为的。斯大林表明自己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小日本都是一丘之貉。苏联外交政策原来与沙皇时代一样具有“帝国主义”特色。克里姆林宫已经背叛了革命。
我愤怒了足有30个小时；昨晚几乎无法入眠，虽然实际上我也没有机会睡觉。自从昨天中午开始我便不断向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柏林、伯尔尼、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打电话，为我们从芬兰作播音进行通讯准备。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将此事办成，不仅是出于自己的目的，也是为了使美国国内能够听到芬兰人为自己辩护的声音。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但是我们就是要把此次播音工作办成。首先，马克西（Maxie）代表全国广播公司与日内瓦电台（我们唯一中立的对外联系渠道）达成了协议。他还率先与芬兰人和瑞典人进行联系，并设法使对方同意，让芬兰总统卡利欧（Kallio）、外交部长埃尔库（Erkko）只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给赫尔辛基政府打了个电话，澄清了这一事实，原来并非如此，至少芬兰人这样说。但是我很难说服斯德哥尔摩的瑞典人，使他们相信参与采访的并非全国广播公司一家，还包括我们公司。而且，我还必须依赖他们转播所有从芬兰发出的信号。昨天整个下午都在寻找一家转播电台。柏林的德国广播公司既不会向我提供转播电台，也不会提供用于转播的电话线路。他们接到不要冒犯俄国人的命令。给阿姆斯特丹打电话，试图使荷兰人借给我一个转播电台，但是他们太害怕违犯自己的中立地位了。实际上只要有利可图，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无疑都不会尊重什么中立地位的。最后爱德·莫罗解决了我们所有的困难，不过我们既不会将此告诉德国人，也不会告诉瑞典人，甚至也不告诉芬兰人。他让英国广播公司接收瑞典中波电台转播的信号，而后者则是通过电话线接收来自芬兰赫尔辛基的报道再进行广播的。英国广播公司再将他们接收的信号通过电缆传输到“橄榄球”电台，再通过短波发射台传送到我们在纽约的播音室。从赫尔辛基播音的通常做法是，通过电话线将播音经瑞典、德国传到瑞士，然后再通过日内瓦的发射台用短波传送到纽约。但是，德国拒绝为我们提供转播电话设施，马克西又独占了日内瓦的发射台，使我们无法这样做。纽约方面反馈说，我们对赫尔辛基报道的转播要比全国广播公司的转播好得多。他们的转播很明显是由日内瓦接收斯德哥尔摩中波发射台的信号，但是由于伦敦的接收设备性能要比日内瓦的优越，我们的转播效果自然也要出色得多。
今天下午，我安排《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驻赫尔辛基记者对赫尔辛基遭受轰炸作了首次现场报道——一条独家新闻。哈拉尔德·迪特里希，是德国广播公司短波部主任，同时也是一名冷静而优秀的技师。他对于美国广播电台在接收欧洲电台信号时所面临的技术工作，几乎具有一种艺术家的敏感。虽然是个需要提防的狂热纳粹分子，但我在德国与他合作得最顺利也最成功。哈拉尔德打电话告诉我，将尽全力促使戈培尔允许我们使用转播用电话设备，只是我必须保证通话者都是美国人。
由于流感而发着烧，但必须继续处理这些在芬兰进行播音的事务。苔斯努力投入工作，帮了大忙，往往要用几种语言对着电话叫喊几个小时，其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语言，她的丹麦语说得不错。她还得发出并接收电报，这些都必须在电话旁完成，对我帮助很大。两天来我的电话账单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包括打给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柏林、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的无数紧急电话。我的海底电报和普通电报帐单一定也达到将近500美元。但是保罗·怀特和克劳伯（Klauber）坚持要求：“一定要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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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2月7日
通过电话与斯德哥尔摩的比尔·怀特取得了联系，并叫他前往赫尔辛基为我们报道芬兰战争。他从芬兰前线发回的感人的圣诞节播音还上了罗伯特·舍伍德（Inspire Robert Sherwood）的剧本《夜晚不再》（There shall Be No Night）。有趣的一件事：我们公司在纽约的一些人认为，有一天晚上他在这里的报道完全脱离了中立立场，拍电报称虽然他们个人同意比尔反纳粹的倾向，但他应该努力更客观一些。当我返回柏林前往德国广播公司时，迪特里希手里拿着比尔的播音稿向我走来。我想，他可能会挑起一场争执。
“看看这个，”他说道。
“有什么问题吗？”我说道，并决定维护这篇播音稿，虽然这篇稿子在讥讽嘲弄纳粹方面确实有些过火。
“噢，它非常精彩！我们这里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播音，机智但是公正。如果你能够忘掉你个人对纳粹主义的反感，有一天你可能也能做到。”他说道。
即使我在德国住上100年，我也无法理解这些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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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2月10日
在这个安息日的夜晚，爱德·莫罗和我进行了柏林和伦敦之间的首次电话交谈，自开战以来两地间的电话联络即被切断。这是一次播音节目。我相信这是保罗·怀特的主意，他特别热衷于做“姿态”。我们的声音的确是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埃德的声音由伦敦通过短波发射到纽约，再从那里由短波发射到柏林，然后我才能听到。我的声音则沿着同一条路线作反方向旅行。为了不至于给敌方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我们事先都写好交谈内容，我将我的问题和爱德的回答以及他的问题和我的回答都提交给德国人，而他对英国人也是如此。两国在对待稿件方面都表现得相当宽宏大量。听到爱德的声音令人高兴。有一两次他的声音模糊不清，我也无法听到提示我说话的暗号，但总体而言十分有趣。
似乎埃莉诺·K是在由阿姆斯特丹到柏林的路上，被盖世太保在靠近德荷边境的本特海姆逮捕，并且从关押她的当地旅馆顶楼跳下。几乎是个奇迹，她没有被摔死，但背部、双腿和一只手臂骨折。我听说，她现在已被释放，并前往纽约。必须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我敢肯定秘密警察在她身上没有抓到什么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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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2月13日
“不来梅号”客轮成功地突破了英国的封锁，沿着挪威海岸由摩尔曼斯克返回德国港口。英国海军在此事上显得不那么能干。乔丹和我在谁将对海军准将阿伦斯（modore Ahrens）（“不来梅号”船长）进行采访一事上发生了争执。我不喜欢这类竞争。由于争执我们都落入了纳粹的手里。宣传部现在坚持让洛斯罗普·斯托达（Lothrop Stoddard）代替我们进行此次采访。有人告诉我，这位美国作家凭着《有色人种的兴起》一书而迅速走红。他写的关于种族问题的文章，被选进了纳粹学校课本。我不能让宣传部来指定节目主持人，因此即使哥伦比亚公司失去了播音机会，仍然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
今天，里宾特洛甫的白皮书《关于此次战争起源的文件》由外交部以几种语言出版。我很快地读了一遍后，就可以肯定这本书像它的作者以及其服务的主子一样不诚实。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批评帝国政府在1914—1918年间对于战争起源的宣传不温不火。那时，柏林政府的立场似乎是，德国对1914年战争爆发应负的责任并不比其他国家多。希特勒认为这是糟糕的宣传。他认为，帝国政府应该絮絮不休地对着全体德国人民的耳朵说，同盟国应为战争负完全责任。他现在正在这样做。
在序言中，里宾特洛甫重复了一个流传已久的谎言，希特勒已经勤勤恳恳地使其在这个国家成为无可置疑的真理：那就是，在凡尔赛和会后，大不列颠抵制任何德国以和平手段摆脱和约枷锁、解放自己的努力。英国反对过德国1935年实行义务兵役制吗？反对过1936年德国进军莱茵区吗？反对过1938年德奥合并吗？反对过1938年将从未属于德国的苏台德区割让给它吗？
圣诞树开始出售了，但立即被人们抢购一空。无论德国人是多么粗野、凶暴，多么像个异教徒，他们对于圣诞树却怀有一种孩子式的热情。所有地方的人们都勇敢地企图使这个圣诞节看上去与和平年代一般无二。我今天进行了一次圣诞节采购，但却感到有些狼狈。在橱窗里摆着那么多好东西，但是人们却不能买，因为按照政府的命令，将它们摆在那里只是为了展览。德国人在圣诞节往往会相互馈赠衣饰、肥皂、香水、糖果等礼品，但今年这些东西都实行了配给，他们必须送别的东西。今天在拥挤不堪的商店里，他们大多是购买书籍、收音机、留声机、唱片和珠宝。我试图购买一些留声机唱片送给德国广播公司的四位女秘书，但发现你必须交出老唱片才能购买新唱片。我没有老唱片，也就很不幸地不能购买新唱片。政府在圣诞节对配给制也稍微放松了一些。每人可得到四分之一磅奶油、100克额外的肉，在圣诞节这一周可得到4个鸡蛋，而非以前的1个鸡蛋。
这些天纳粹报纸给丘吉尔加上了新的头衔：“谎话大王”。在纳粹报纸提到丘吉尔一般只用其名字的缩写，在德国每个厕所都标着这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