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战争前奏：一九三九年（—）
战争：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零年（—选至）
威廉·L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一生横跨20世纪的大半时间。1904年，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将近90岁时在波士顿去世，他曾亲眼目睹了这个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事件。
“我父亲的生活总是使他感到惊讶，”英格·夏伊勒·迪安（Inga Shirer Dean）在为《这里是柏林》（This is Berlin）而写的一篇有趣的序言中说道。这本书收集了夏伊勒从纳粹德国发回的无线电播音稿，正是《柏林日记》所涉及的那一时期。她继续写道：
他来自衣阿华州（Iowa）平静的小镇，在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二十年中，喀布尔、乌尔（Ur）、巴比伦（Babylon）、德里（Delhi）、巴黎、维也纳和柏林这些城市不断地使他目眩神迷。并不完全是命运的巧合将他带到那里。他给我们讲故事，关于穿越阿富汗山间峡谷的旅行、在印度伴随甘地一道前进、在纽伦堡大会上看到的令人惊畏的戏剧性场面、柏林战时灯火管制后浓重的夜色以及炸弹坠落时的尖啸声……这些故事就像风筝一样飘飞在中西部童年的原野之上，似乎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尽管他看到和知道的这些事情已经远去有一代人的时间。
实际上，如果（正如夏伊勒经常声称的那样）有幸在合适的时间处于合适的地点是一名伟大记者事业的基石，那么命运在20世纪30年代对他是再垂青不过的了。针对夏伊勒20世纪30年代回忆录的出版，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钱斯勒（John Chancellor）在《纽约时报书评》（1984年）中对夏伊勒的好运气作了分析：“夏伊勒先生说只是由于‘运气’，他才会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待在欧洲。不过，在新闻界有一句老话：有懒惰的记者，也有幸运的记者，但就是没有既懒惰又幸运的记者。夏伊勒先生对其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成绩是当之无愧的。”在这十年开始时，夏伊勒担任驻印度记者，记录了非暴力运动的圣徒——圣雄甘地的崛起和发展；在这十年结束的时候，则在柏林对一个刽子手式恶魔的化身——阿道夫·希特勒所策动的一系列可怕事件作了第一手记录。
《柏林日记》（Berlin Diary）始于1934年，当时夏伊勒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驻欧洲记者待在巴黎。1935年，他前往柏林，从事一份新工作，隶属于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环球新闻服务社（Universal News Service）。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赫斯特解散了这个机构，此时夏伊勒被爱德华·R·莫罗（Edward R。 Murrow）聘用，加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具有先驱意义的无线电广播组。莫罗—夏伊勒的合作关系，以及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传奇的来自伦敦和欧洲大陆的战时广播，标志着国际新闻报道新时代的来临。
“这本日记的主题，”夏伊勒告诉我们，“……除了个别情况外，并非是它的主人，而是他以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恐惧所观察着的欧洲，看着它在30年代后半期疯狂地沿着通往哈马吉多顿（Armageddon，译者注：圣经所载善恶大决战的战场。）的道路前进。”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读者而言，《柏林日记》是第一本未经新闻审查的记录德国走向战争之路的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1941年7月出版后，夏伊勒的书立刻成为最畅销书；到8月份，已经印刷了35万本。直到珍珠港遭袭后，《柏林日记》仍然高踞畅销书榜首。
对于今天的美国读者而言，他们可能习惯于将1941年最后一个月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柏林日记》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教育机会。夏伊勒这本书在一开始便扣人心弦，对当时德国生活的目击报道也令人兴奋，同时还抓住了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潮流，借此我们可以了解第三帝国的崛起，以及即将到来的冲突是如何无情地一步步走近，直到我们的国家利益被完全卷入。在无懈可击的证据引导下，我们可以观察那些事出突然、形态变幻的事件演变过程——在它们最终成为历史之前。例如夏伊勒对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后希特勒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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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2）
整个演说——我边听边想——都保持一种奇怪的旋律，似乎希特勒被自己所造成的困境搞得头晕目眩，甚至还感到一点绝望。不知何故，他的演说不能令人信服，帝国议会中欢欣鼓舞的气氛也明显不如上次会议，而其重要性远不如这次会议。乔丹（Jordan）（夏伊勒的播音同行）一定也有同感。当我们准备将演说翻译为英文时，他嘀咕道：“听上去像是天鹅最后的歌声。”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作者客观地作出了如下预言：“明天，英国和法国可能会加入进来，你们将得到你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夏伊勒在柏林又呆了15个月，直到1940年12月才返回美国。在葡萄牙登上“埃克斯坎宾号”（Excambion）轮船后，他写道：
一轮满月悬挂在特茹河（Tagus）上，里斯本以及大河对岸群山中的无数灯火闪闪烁烁，轮船则静静地滑向大海。已有多长时间？除里斯本以外的整个欧洲都灯火全无。欧洲大陆西南角这一小块地方还燃点着灯火。在这里，文明还未被纳粹军靴踏碎。但是下一周、下一个月、再过两个月又如何呢？希特勒的大军难道不会攻占这里从而熄灭最后的灯火吗？
在六十年后再读这段话，需要片刻思索，才能理解其令人吃惊的含义。我们突然间理解了，夏伊勒提出的问题尽管言词华丽，但绝非浮夸之词：当他那天晚上沿特茹河顺流而下时，无论是作者还是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合上了自己的《柏林日记》，漂流在不可知的生命之河，历史渐渐远去，等待人们去书写。
小詹姆斯·麦斯提赫
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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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1月11日
（选自：战争前奏）
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Halifax）今天抵达罗马以安抚元首。在车站，张伯伦（比在慕尼黑时更像只鸟，同时也更加自负）手里拿着雨伞，在站台上来回走着，向乱七八糟的一群英国当地侨民点头致意，这些人是墨索里尼暗地里请来迎接他的。墨索里尼和齐亚诺，身穿黑色法西斯制服，在两位十分可笑的英国人身后悠闲地走着，墨索里尼脸上始终带着一丝得意的笑容。当他走过我身边时，正低声与女婿说笑。他看上去老多了，比以往显得庸俗，脸也更胖了。当地消息人士告诉我，他在一位19岁的金发美女身上消耗了太多精力。他将这位小姐安置在官邸对面的一座别墅里。过去他身上那种精力充沛和专注工作的劲头开始减弱。我们还得知，张伯伦对于在沿途车站所受到的热情欢迎深为感动。难道他不知道这些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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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1月19日
国联已经处于垂死挣扎之中了，过去四天的景象真是令人悲哀。这里的博内和哈里法克斯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不承认佛朗哥的胜利了。昨天，德尔·瓦约（Del Vayo）在国联委员会面前发表了一次很有尊严的演说。哈里法克斯，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演说中间站起身来，故意很招摇地走了出去。今晚，我与德尔·瓦约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感到压抑和沮丧，虽然他并没说什么，但我理解这都是为了共和国。佛朗哥带着他的德国兵和意大利兵，已经站在巴塞罗那的大门口。与埃德加·莫罗尔、尼克、哈里·马斯迪克和泰布瓦夫人（MmeTabouis）共进午餐，聊了很多事情。无论如何，我们这边是输了。
罗马，2月12日
周五早上6点15分，科尔提斯（Cortesi）从罗马给我打电话，说教皇逝世了。7点2分有一趟列车开往米兰，我把苔斯叫了起来，她帮我赶上了那趟车。今天是周日，在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作播音。我叫住一些刚刚瞻仰过庇护11世（Pius XI）教皇遗体、正从教堂中鱼贯而出的人，对他们进行采访。由于我并非天主教徒，对于教会和梵蒂冈我所知太少（尽管我已经在一年里读了许多本书），我找了教会的人帮我作大部分播音。
罗马，2月（未标明日期）
庇护11世今天下葬，仪式举行得很堂皇。但是圣彼得大教堂很冷，而且中间耽搁了很长时间。原因好像是在将棺木放入墓穴前，需要将棺材口封住，但是工程师的焊锡用光了。人们紧急行动去找焊锡，但因大多数工厂都已停业，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足够的焊锡。德拉尼神父为我们转播这次葬礼，干得非常漂亮。在人们四处找焊锡的空当里，解说得非常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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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3月3日
红衣大主教帕塞利（Pacelli）昨天当选为新教皇，除了德国以外这个选择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我们很幸运在选举过后一会儿便播发了这条消息，虽然在那天早些时候我们似乎面临着灾难。前天我离开洛桑时得了流感，感觉很难受。当我抵达米兰时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必须住进一家旅馆上床休息。我想方设法赶上了火车，但在昨天早晨抵达罗马时完全失去了知觉。汤姆·格兰丁（Tom Grandin）是我们驻巴黎的记者，很聪明但刚被雇用，在播音方面还是个新手，中午时从巴黎赶来。他后来告诉我，当时我已经神志不清，在谵妄状态中的指示完全是胡说。不过，他还是听明白了，下午要在圣彼得大教堂柱廊处作播音。他赶到那里，找着了为我们作播音的德拉尼神父。正当他们准备停止播音的时候，通过耳机突然得到梵蒂冈内部传来的消息，要求他们准备播音并将消息发往纽约，他们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不大一会儿工夫，他们便宣布了新教皇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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