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非暴力性与软性化问题上，我是从1985年开始进行研究的，而且是作为信息战的理论基础的。20年来，主要形成了以下观点：
一、战争目标由领土扩张、经济侵略转为信息掠夺，由主要针对物质因素转移到主要针对精神因素，争夺制信息权，谋求“精神胜利”和不战而胜，成为信息时代最显著特点。
二、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发生质的变化，由从属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战争的威慑属性日益显著，信息取代人而充斥于战场上，信息威慑成为新的威慑手段。关于信息威慑，我在1985年写《信息战》时就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研究的，我作的定义是：一方以信息造成的声势及产生的威力威慑另一方，其作用在于给对方以心理杀伤，使其造成错觉和巨大的思想、心理压力，目的是加强遏制能力，最终迫使对手慑服。我认为，信息威慑是一个国家基本的军事战略，呼吁国家建立以信息威慑为主体的军事战略。
三、战争形态由有形演变到无形，信息战攻击的对象是信息边疆。
四、战争在经历了低层次的非暴力制胜时代、暴力制胜时代后，正在进入高层次的非暴力制胜时代，即以信息战为标志的不流血的战争。
我的上述观点有的被人们所接受，大部分是不为人所认同的，尤其是关于战争的政治属性问题。但我始终认为，政治性是战争的诸多属性中的一种，战争的内涵要深厚得多，我们知道的，更多的是未知的。
前辈是福
对战争的政治性与暴力性问题的思考，是我在战争研究过程中，由理性到感性，再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升华。
1985年5月军委扩大会议后，我国宣布裁军一百万。对于中央的战略决策，许多军人是想不通的。但是想不通也得执行命令，尤其我们成都军区，既要搞好精简整编，还要打好仗戍好边，任务非常重，有些同志刚从前线下来就被通知转业或复员。我已在成都军区任傅全有司令员的专职秘书。当时成都军区政委是万海峰，是位老红军，1955年授少将军衔；副司令有廖锡龙、张太恒，参谋长是陶伯钧。
那段时期，傅司令频繁来往于成都与麻立坡的军区前线指挥部。他经常告诫高级将领们：“战争中，指挥员的失误要拿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来弥补。”他还专程到麻立坡的烈士陵园扫墓，久久伫立在烈士墓碑前，他鸣枪示意，宣泄心中的愤怒。从他的言行和神情中我能感悟，他正试图改变“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历史古训。
可能除了傅全有总长，没有哪位军人比我参战时间更长的，我先是在陆军第一军作训处当参谋，部队回防后我调任他的专职秘书，继续在那里参战，那时通讯不发达，家里还以为我光荣了，那场边境战争的整个过程我都经历了。也就是那场战争，使我对战争有了感性的认识，尤其是傅全有将军的言传身教更使我对战争的认识有了新的高度。
我们小时候，长辈们老给我们讲旧社会，让我们忆苦饭，怎么都不理解，尤其是现在，吃糠咽菜有什么不好，我们现在还要减肥。其实，这种好日子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点级别的领导干部最高待遇是到某地集中起来增肥，吃几天红烧肉。同样，没有经历过战争人的，对战争的残酷性是怎么都无法理解的。
傅全有司令员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要到战地医院慰问前线下来的伤员，隔一断时间要到陵园去悼念牺牲的烈士。那种场景令我震惊。一个人只要到了那种环境，思想突然得到净化，生死可以置之度外。那时每人有两个包，一个装日常生活用品的旅行包，一个是用来放遗书遗物的白色小包袱，每个人必须把遗书写好，领导要检查，这叫生死置之度外。尤其是临战训练期间，因为大家心理没有底，气氛特别紧张，我们有两位干部到前线看地形，听到爆炸声就喊“有敌情”，跳下车就往路边洞里钻，头钻进去了屁股厥在外面，后来才知道是部队在修工事，这件事一直被当作笑料。真上了前线也就那么回事了。虽然我们在首长身边，但同样很危险，我们的指挥部都在敌方加农炮的射程内（27公里），如果战争升级，必然是敌人打击的首要目标。第一次上前线，是搭一位领导的北京吉普车，在平时坐这种车，领导一般喜欢坐前排副驾驶的位置上。我按惯例请领导坐前排，可他就是不动，其他同志却推我坐到前排。战区的山路很陡，车很颠，而后排座颠得更厉害，我坐在那里感到很别扭，心里很过意不去，内心更钦佩这位领导了。过了交址城，有一个三道湾，同志们称它为生死线，行驶的车辆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真像一个移动靶场，我们许多车辆被炸毁在这条生死线上。车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让我坐前排是让我挡子弹呀。在战场上呆久了，才感到这种想法的幼稚。战争中每个人都有他的定位，将军与士兵在战争的地位和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在战争的生与死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关系战争控制的度。
当时作战，部队还强调目视指挥，各级指挥员都必须深入前线勘察地形，了解敌情。傅全有军长是往前线跑得最多的高级将领，很怪，只要他的车一暴露在对方的视线下，前线就异常的平静。据说，对方战区的司令武立中将，是50年代傅全有在南京军事学院上学时的同学。我很好奇的问，是不是他特别关照您？傅军长告诉我，子弹不长眼睛，对谁都一样。现在敌人是怕我们，战争的主动权控制在我们手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战争能够控制的说法。
从那时起，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既然战争的过程能够控制，为什么不把这种残酷的战争也控制住！谁想到，这样一个念头，却已耗掉了我20年的岁月。
其实我是比较幸运的。我能抓到这样一个课题，为人类控制战争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能够死而无憾。
控制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而这个问题是人类有史以来就梦寐以求的。今天，我们人类几乎只要动动嘴就可以满足一切最高级最充足的欲望，同时战争的破坏力也进入只要开开口可以将地球瞬间毁灭的境地。原因就是我们在战争控制的思路上出了问题，我们至今仍在走着弯路，陷入两个极端。一种是非战即和，彻底消灭战争，甚至幻想以和平躲避战争，实在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另一种是企图以战制战，以无限增大战争破坏力演义战争，像核战争，赢得短暂和平，这实际上是饮鸩止渴，是一种恐怖和平。
战争是残酷的，20世纪全世界因战争死亡的人数高达1亿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年因战争死亡的人数高达1000万，每分钟死亡人数为19人。战争中，可能死亡是一种偶然，但活下来更是一种偶然，是一个奇迹。上下五千年，世界因战争死亡的人数已高达36．4亿人，超过今天地球人类一半还多，难道要等到我们人类都死光了，战争这部机器才能停滞下来吗？
人类文明史已经反复证明，“以战制战”和“非战即和”这两条道路都是走不通的，我们应该走第三条道路，或者说是中间道路。
今天，我们还很难想象人类社会没有战争是什么样的景象：原始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战争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的，最终一定会消亡；战争只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再回到原始社会是不可能了，到战争最终的消亡似乎还很遥远（对世界上现存的两种社会制度和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经济作用下并未出现衰败，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初级阶段）。难道我们只能战战兢兢面对战争威胁？或者是不遗余力地调动所有的智慧和能力，不断地破坏，不断地“创造”，“乐此不疲”？如果我们要靠这种破坏来刺激来推动创造精神和文明进程的话，那最终消亡的不是战争，而是人类！
因此，我们应该在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找到新的出口，在当今世界战争舞台上投放一些新的力量，设计一些更为理想的战争形式，来释放那些随时可能迸发的战争破坏力。也就是说，在战争形态无法铲除的今天，我们如何采取有效的形式和方式，使积蓄的战争能量通过一定的渠道和场所释放出来，努力减小战争对人类的破坏程度。
这一切，触动了我学术创新的神经，激发我研究信息战的灵感。
在20年前也就是我创造信息战理论的时候，被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称作是一个梦想：一个信息战的梦想！梦一般都在入睡以后做的，但别人说我研究“信息战”，提出“信息能作战”是白日做梦，有的人更刻薄，说“沈伟光想成名成家先成神经病了”。
1985年对军队来说有一件大事，就是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作了正确分析后，认为世界大战在较长时期内可能打不起来，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于是对我军建设指导思想作了战略性调整，军队从过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变到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小平同志的判断和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切。但我当时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国家全局来讲，军队要“忍耐”，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而作为军队自身来讲仍然应该以战争为中心，脑子里要有战争这根弦，时刻准备应付战争危机，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更不能直接参与经营活动。在当时国际国内大气候下，要能认清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没有爆发传统意义的世界大战，一些资料还表明，战争形势有趋缓的迹象，和平因素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对军队来说，感到自身的地位作用下降了，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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