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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呢？司马迁说是“隐君子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不过司马迁说的老子，却未必是《老子》的作者。《老子》一书作者的身份，其实是搞不清的。我们只能猜测他是隐士，姑且算作“疑似”。不过，真正的隐士（比如前面说到的荷蓧丈人），恐怕是连话都不会多说的，更不会和别人辩论。所以，严格地说，老子和庄子都顶多只能算是“隐士哲学家”。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同为“隐士哲学家”的杨朱的观点，他们的态度如何呢？
当然会赞成或者同情。
二 从杨朱到老庄（3）
前面说过，杨朱的观点，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老子怎么说呢？老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庄子又怎么说呢？庄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庄子·在宥》），几乎如出一辙。在这里，贵和爱，都是动词。放在第一个字，叫“动词前置”。若，按照《小尔雅·广言》的解释，就是“乃”。所以“贵以身为天下”，就是“贵自身超过贵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就是“爱自身超过爱天下”。如此，老子这句话，也包括庄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理解：重视自己超过重视天下，爱护自己超过爱护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请参看高明《帛书老子校注》）。甚至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
这话恐怕不少人听了都会吓一跳。有没有搞错？可以托付天下的，难道不是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难道能够是把自己看得比天下还重的“自私鬼”？这些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把天下交给他们，放心吗？
其实，如果了解道家，尤其是熟悉《老子》一书，就会发现这是典型的“老子式思维”。老子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是“正言若反”（《老子·第七十八章》），也就是反过来思考问题，反过来表述观点。这样一种“反向思维”，在《老子》一书比比皆是。比如“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老子·第四十一章》）。也就是说，明白就像隐晦，前进就像倒退，高尚就像卑下，洁白就像污黑。按照这个逻辑，当然是“大公若私”、“为公若己”，越是重视爱护自己，就越是可以托付天下。
问题是我们不能只顺着老子的逻辑来，还得看有没有道理。依我看，老子的说法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也是每个人的天下。所以，重视爱护天下，就是重视爱护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而且，这种重视和爱护，就应该从自己开始。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同样，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重视、不爱护，怎么能指望他重视别人、爱护别人，重视天下、爱护天下？不信你看那些视死如归的“侠客”或者“江湖好汉”，自己脑袋固然别在腰带上，别人的脑袋又何曾放在眼里？显然，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首先爱护自己，才能爱护社会。真正贵天下、爱天下的，也一定是贵自己、爱自己的。
结论是：爱护天下，请从爱护自己做起。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爱护天下，既然必须从爱护自己做起。那么，要拯救天下，也就只有先拯救自己。如果人人爱护自己，人人重视自己，或者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矣”。
不过这里仍有问题，因为老庄的说法与杨朱并不完全相同。老庄的“贵以身为天下”和“爱以身为天下”都是前提，最后还是要“寄天下”和“托天下”，只不过“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庄子·人间世》），先救自己，后救天下而已。杨朱所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不同，是说只有当所有的人都不需要做出牺牲拯救天下时，天下才真正太平了。但仔细想想，这种表面上的不同，也就不成问题：如果人人都可以寄托天下，天下还需要寄托吗？人人都可以拯救天下，天下还需要拯救吗？或者换一种说法也行：如果人人都不需要被人寄托，天下还需要寄托吗？人人都可以拯救自己，天下还需要拯救吗？
二 从杨朱到老庄（4）
这就有了第二个结论：最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和寄托的。
这也正是庄子的观点。在《大宗师》篇（《天运》篇也有），庄子说，泉水干了（泉涸），鱼儿们一齐被困在陆地上（鱼相与处于陆），相互用湿气呼吸（相呴以湿），相互用唾沫滋润（相濡以沫），哪里比得上生活在江湖之中，自由自在，彼此相忘，互不相识呢（不如相忘于江湖）？众所周知，相濡以沫，一直被视为我们民族的美德，庄子对此显然也并不否定。然而在他看来，这并非最高境界。最高的境界，是根本用不着这样。因为相濡以沫的前提，是泉水干了（泉涸）。那么，泉水不干，岂不更好？所以我曾经说，我无比敬重见义勇为的人，但决不希望人人都成为这样的英雄。因为一旦有见义勇为，就同时意味着有灾难和犯罪。从这个角度讲，能够“相忘于江湖”，确实比相濡以沫还好。人人“相忘于江湖”的社会和时代，就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会和时代。因此，杨朱的说法与老庄并不矛盾，反倒顺理成章。这样的思想，当然不能简单地否定。
于是又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谁都不用管谁，才叫天下太平。
问题是，这可能吗？
可能，但没保证。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的时候，确实可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而且，如果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打扫干净了，也就用不着去管别人的“瓦上霜”。不过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青山长绿，泉水长流。可惜，谁也不能保证那泉水不干。没有人祸，还有天灾么！也因此，我们仍必须高度肯定相濡以沫，肯定见义勇为。何况春秋战国时期，人祸也并不比天灾少。频繁的战争，频繁的###，频繁的宫廷政变，哪一天消停过，又哪有什么“相忘于江湖”？恐怕只有“相斗于战场”。这才有了众多思想家的争鸣，即都希望为这个有病的社会和###的时代，找到一个医治的办法和救助的出路。
那么，道家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满意吗？
不满意，甚至更不满意，早就不满意了。孟子推崇尧舜，墨子推崇大禹，庄子则是连尧舜禹都要否定。在庄子看来，事情就是从尧舜禹开始坏起的。而且，追根溯源，这笔账还得算到三皇五帝头上。在《天运》篇，庄子编了一段老聃与子贡的对话，可以看作儒道之争的一个案例。这故事讲，子贡问老聃：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享有盛名却是一样，为什么先生偏要说他们不是圣人呢？老聃说，年轻人，你靠近一点，我来告诉你。黄帝治天下，还算行，因为他让人心纯一（使民心一）。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平等的，一样的，谁也不把自己的亲人看得比别人重要。即便亲人去世，也不特别悲痛。帝尧就有问题了。他治天下，让人们亲亲（使民心亲）。结果是每个人都只亲爱自己的亲人，疏远别人，人与人之间就有了隔阂。帝舜的问题又大。他不但让人们区别亲疏，还让人们互相竞争（使民心竞）。小孩子生下来五个月就会说话，一点点大就知道区别人我，害得许多孩子都早夭。夏禹的问题更大。他治天下，让人心变坏（使民心变）。人人都用计谋，个个都害别人（人有心而兵有顺），还认为理所当然，是杀盗贼而不是杀人（杀盗非杀人），是为了天下而不是为了自己（自为种而天下耳）。结果是什么呢？是“天下大骇，儒墨皆起”，世道人心大乱，儒家、墨家都跑出来了，蛊惑人心，害人不浅。究其所以，就因为“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奇怪！事情不是从尧舜禹开始坏的吗？怎么怪到三皇五帝那里去了？原来问题就出在“治”上。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尧舜禹的“乱”。这就是道家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有治必有乱，治为乱之源。
二 从杨朱到老庄（5）
由此可见，儒、墨、道三家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可谓有异有同。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当时的社会出了问题。不同的是，他们对出问题的原因看法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孔子和墨子认为是缺少爱，老子和庄子认为是瞎折腾。
老庄是反对折腾的。老子有句名言，叫“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小鲜，就是小鱼。烹煎小鱼，应该怎么样？文火慢熬。小火，少油，慢慢煎。水过地皮湿，火到猪头烂。功夫到了，鱼骨头都酥了。如果频繁地用锅铲翻，还不得翻成渣子？治理国家，也如此。不要折腾，不要胡整，不要好高骛远好大喜功。《老子·第七十五章》说：老百姓为什么肚子饿？就因为统治者收税多（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百姓为什么难治理？就因为统治者做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老百姓为什么不爱惜生命，就因为统治者太想万寿无疆（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既贪生怕死，又贪得无厌，当然就有为，就折腾，就做事多。做事多，怎么就难治呢？因为“君有为，民多欲；君行暴敛，民多盗贼”，这是“历史之必然”（高明《帛书老子校注》）。想想也是。君是人，臣也是人；官是人，民也是人。你能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