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他们必定觉得这次那个没有冗余的录像屏幕会正常工作，轨道也会万无一失。也许他们认为我现在已经回到地球，剩下的成员中再没有谁会怀疑他们的命令。美国宇航局肯定没有提出正中要害的问题，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向俄罗斯方面施压，让他们在另一次对接之前，彻底复查几乎撞击的环境与包含的安全隐患。
我不太清楚，在明显的危险和与此关联的尚未解答的问题面前，究竟瓦西里是怎么被主管者们说服，再尝试这样的对接。我猜想，他们是靠激发他的男子气概，告诉他在同行的眼中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飞行员，并向他保证对其上一次“失败”既往不咎，以此将他逼入死角。
“和平”号上录像的小故障很明显已经修好了，所以现在已经能够提供“和平”号空间站图像。系统的基本缺陷，包括没有冗余和不恰当的距离与接近速度却仍然存在。美国宇航局对这个计划没有提出正式的反对。实际上，直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召集过美国…俄罗斯的联合调查来得出上次几乎相撞事件的原因。
电话，或是另一个警报响了。我在哪里？这是我的第一反应，环顾房间，我断定自己不再处于太空中，而是在家里。然后，我确定自己是在一张真正的床上，身边躺着自己的妻子，那时正是清晨时分。我摸索着话筒，喉咙嘶哑地说出一句你好。
“杰瑞，“和平”号被撞了。”一位美国宇航局的“和平”号项目负责人从约翰森空间中心打电话给我。
细节很简略，但猜想成员在初始的冲击中活了下来，正努力赶在空间站中的空气全部泄漏到真空的太空之前，将泄漏的太空舱关闭。他们失去全部电力，空间站在太空中失控地翻滚。
至少据控制中心所知，他们还没有撤出空间站。空间站里的气压仍在降低，但根据这位负责人最后收到的消息，他们还在为生存而抗争。我在那里曾遭遇过类似的情形；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困境。
我的心在往下沉，我担心着从前的同伴，想像着……不，知道……他们在那里究竟会怎样，我告诉那个负责人，我会马上过去看能帮上什么忙。挂上电话，我握紧拳头，愤怒的告诉尚处于半醒半睡状态的妻子这个可怕的消息。我无能为力。我气疯了。或许是有些负罪感，当我以前的同伴在上面又一次为生存而抗争的时候，我却安全的呆在地球上，我希望——是我发疯了？——我仍在那里与他们在一起。“怎么会再发生这种事？”我一边不断地问自己，一边匆匆穿上美国宇航局的LOGO POLO衬衫，冲出大门，跑进休斯顿潮湿泥泞的早晨。
我驱车赶往休斯顿太空中心，我想自己真是快急疯了。焦虑是我在“和平”号上也不曾有的。我没有变得焦虑，没有因生活而烦躁，晚上我总是睡得很好。在那里，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返回地球不是个好的选择，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环境。我必须应付危险的局势，为了生存，我必须竭力保持不慌不忙。我是肩负重任的。我是自愿的。我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焦虑只会使我垮掉，使我在处理紧张局势的时候效率降低。但是当我开车进入约翰森空间中心的大门时，我的心在狂跳，我祈祷得到好消息，我以前的队友仍然活着。
他们活了下来。九死一生。
在感觉到颠簸，听到金属撞击的声音之后，每个人的耳朵都开始砰砰作响。压力舱受损。瓦西里最初的计算显示，空气逸出空间站的速度会使气压在22分钟内无法满足生命需要。飞行规则——对面临减压的突发事件时应采取的行动的简略规定——明确指出，如果生命维持气压维持不了45分钟，正确的行动步骤就是立即进入联盟号飞船，撤出空间站。
假定太空舱舱身上的洞都不能变小，只会变大。如果有一条接缝裂开，那么开口就会不可预期地裂大，猛得吸出最后一点生命维持气压。船员们会马上窒息，他们的血液会翻腾。寻找泄漏点需要时间。如果找到泄漏之处，泄漏的太空舱与余下的空间站之间的舱门就会关上。不幸的是，“和平”号上的舱门不能再轻易关上了。经过数年时间，“和平”号上增加了延伸的钢索、通风的管道和各种实验的电线，现在这些添加物都在舱门上摇摆。要关上舱门，就得先清除这些障碍物。一些金属线是发热的——有电流通过——剪断它要冒触电而死的危险。45分钟的规定有其深意。
船员们受到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敦促，接到控制者疯狂的电话，让他们找到泄漏处，关闭直通泄漏舱的舱门——当然，与他们自己事先规定的正确行动，立即撤离相反——进一步为了空间站的利益而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仍旧呆在飞船上。虽然耳中的爆裂声连续不断，他们仍清除了舱门上的钢索与通风管道，关闭了通向泄漏舱的舱门。舱门一关闭，空间站剩余部分的气压就保持稳定了。他们拯救了自己与“和平”号。
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太空官员们马上指责我那位以前的同伴相撞一事。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新闻媒体发表讲话，宣布撞击完全是空间站飞行员的错误，与“和平”号空间站的固有缺陷和对接的实行方式无关。
18。在太空中理家
24小时的时间变得没有意义——一天之中太阳会升起15次。
在太空中，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算完全适应了做一个太空人。对飞行与漂浮，从软管里吮吸经过脱水、净化的食品我都变得习以为常。24小时的时间变得没有意义——一天之中太阳会升起15次。衣服变成一件可以牺牲的东西——我穿一段时间，然后扔掉。我头脚倒置睡在墙上，排泄在管道里。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就生活在那里似的。
尽管在太空中漂浮时，进行跑步运动也是可能的，但没有重力的拖拽，跑步不用费力气。漂浮时奔跑几个小时也不会觉得累，但不幸的是，对自己也没什么作用。无论怎样，要获得任何训练收益，都会有些阻力。因此，在登上跑步机之前，我得穿上铠甲。这铠甲紧得就像冲浪者穿的那种类型，且连接在跑步机两侧固定着的金属板上。铠甲会用70公斤的力将我猛拉到跑步机上——以此来模仿重力的拉力。
在地球上，我是如此喜欢户外活动，以致什么都不能阻止我跑步、骑车、游泳——或所有三项——每天的练习。但踩在跑步机上我觉得跑步时肩上像坐着什么人。我的脚底，不能适应任何负重，每一次练习的前几分钟都像有针扎了进去。随着训练程度的提升，我的跑步鞋会因为底板摩擦而升温，有时候，甚至到了能闻到橡胶灼烧味道的程度。
就像《奥兹国的男巫师》里的锡皮人，我觉得所有的关节都需要加油。穿在身上的一百多磅重的铠甲，只能部分地分散我身上的负重。在人为的负重之下，我的肩膀和臀部都会痛苦地反抗。不可避免地，肩膀、臀部的疼痛灼热与摩擦发热将不断加重。我发现自己不断地调整铠甲位置想分散这种定点的疼痛，但只是白费力气。我这习惯了太空生活的身体不欢迎锻炼。坚持一天两次一小时的训练需要耗费我能够掌握的所有意志与自制——一旁还有萨沙的袖珍光盘播放机正在大声喧哗。
我需要运动。人的身体，在不用花费力气的宇宙中闲置，就会急剧虚弱。骨质疏松，肌肉萎缩。如果五个月后，我不用再变成地球人，那么身体机能退化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不久以后，我必须抱着我25磅重的儿子散步。此外，如果在着陆时有什么紧急情况发生，我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从航天器里出去。锻炼是克服失重造成的体能衰退的一种方法。
我的躯体终于变得灵活了。我的脉搏从静态时的每分钟35至40下变成150下。尽管不太舒适，锻炼仍给予了我一种休息——一种放松方式。一旦处于舒适的跑步节奏，我会闭上眼睛，想像着慢跑在自己最喜欢的回家路线上——公园，孩子们玩耍的垒球场，摇摆的树林。这样做会使时间过得更快。
有时候我会想起自己死去的父亲。我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存在，也许是因为我人在天堂，离他很近。我会与他默默地交流，告诉他我很想念他。他看上去快乐而满足。他为我高兴。尽管有时候，我会热泪盈眶，与爸爸交谈感觉真好。和他在一起很舒服，流泪之后人也感觉好得多。
有时候跑步是一种纯粹的欢乐。我觉得自己在跳跃欢唱。尽管我在地球上是从没有遇到过人们常说的跑步者的兴奋点，在太空中跑步时，我真的达到了陶醉的程度。在“和平”号的跑步机上，我发觉自己既体会到了跑步的兴奋，又感受到了跑步的沮丧。
我也喜欢上了非官方的记录书籍。在我的第一次飞行中，当我们飞到美国上空时，我定下了秒表。接下来的90分钟，我开始不停不停地跑。飞船以每小时17500英里的速度在地球轨道上运行一周，需要90分钟的时间。我环绕了地球。我瞥向窗外，又一次看见了美国。《跑步者的世界》杂志后来写了一篇关于我不停地跑步，绕世界一周的文章。登上“和平”号后，我重复了这项举动好几次。尽管我不太在乎自己到底进行了几次不停的奔跑，我只想说，我曾经绕着这个世界一两次。
当我不在跑步机上跑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力量将我往下拽，也没有什么来压迫我的脊椎。我长高了。
起飞那天我的身高略微不足六英尺。但我在轨道上呆了一天之后，就成了整整六英尺。在轨道上的第二天结束后，我量得六英尺两英寸。“呵”我想，“也许等我回到地球就可以退役，开始在NBA打球了。我每天都在长高。灌篮应该没有问题。实际上，我可以飞到篮板上，然后从篮箍往下扣！”
到第三天结束，我的生长完成了，我仍旧是六英尺两英寸。以后在太空中的五个月，我保持了英尺，在我回到地球的第一天则缩回到我离开前的正常身高。
我的NBA梦想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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